主题：【原创】鬼子来扫荡八路就攻城（一） -- 小伙子学飞翔

---鲁西南严峻的一九四三年

抗日战争中后期，按照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区划，位于黄河以南的鲁西南地区为第五军分区，按照地域，也习惯称之为鲁西南军分区。

1942年12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一元化领导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指示精神，军区把当时活动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一五师教导七旅与鲁西南军分区合并，编成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

合并后，分区司令员赵基梅（后为朱程），副司令员张耀汉、宋励华，政委张承先（后为刘星），参谋长李东潮，政治部主任谢福林。分区机关驻在曹县的刘岗、天爷庙、曹楼一带。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主力兵团、地方兵团（主要指独立团、游击支队、游击大队、基干大队等）和民兵三者结合，继续开展对敌伪军和顽军的艰苦顽强的斗争。

历经严重灾荒的1942年，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咬牙苦熬，终于迎来了1943年。

这个时候，鲁西南根据地周围的敌伪军和顽军分布情况是：

在根据地东线，菏泽、定陶、河南王（菏泽西南的一个大据点）和青堌集（曹县东南重镇）等城镇，驻有日军六七百人，伪军1600人，该敌系由住兖州、济宁之敌32师团派遣的，对我根据地威胁较大；

在西南与西北，兰封、考城许河、马头集、东明集、东明等城镇，驻有日军800余人，伪军八九百人，该敌军系由驻新乡、开封之敌35师团派遣的，对我根据地威胁也极大；

在东南线，商丘（朱集东站）驻日军骑兵第四旅团2000余人，该敌对我根据地威胁极大，我分区主力团曾先后与之作战，均遭受严重损失。

同时，在陇海路柳河、民权以北地带，有汪伪军张岚峰、顽军张盛泰、马逢乐等部约二三千人，他们盘踞在我根据地边缘，时常袭扰我根据地军民。

在西北，长垣、东明、沙固和高桥一带，有伪军汪孙良诚、赵云祥、顽军邵鸿基部盘踞，约四五千人，常与我摩擦，战斗较多，危害不浅。

综上所述，在我根据地周围，日军计有4000余人，伪军5000余人，顽军7000余人，共计16000余人。

当时，我八路军冀鲁豫五分区所属部队的情况是：1943年1月，根据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分区将主力兵团由大团缩编为小团大连制，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在1943年1月至6月以前，主力兵团有教七旅19团（6个连）、20团（5个连）以及军分区独立团（4个连），以及分区机关和直属分队警卫连、侦察连、骑兵连等共约4500余人；

为了更好地坚持巨南抗战，分区又从19团、20团各抽一部兵力，新组建了21团（共4个连，）；

另外，还有四个县的基干大队、几个游击队大队和两个游击支队，计1800余人。

根据战史资料，可以查到鲁西南军分区各主力团负责人名单：

十九团（原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团长傅春早（后为吴大明），政治委员孙仁道（后为李文甫），副团长潘凤举，参谋长薛宗华；第二十团（原教导第七旅第二十团），团长詹仕山（杨士山），政治委员胡华居，参谋 长游万川；第二十一团（原教导第七旅第二十一团），团长魏文健，政治委员杜子华；分区独立团，团长汪家道，政治委员陈耀先，副团长侯国章，参谋长 蒋 准；分区（定曹）游击支队，支队长王道平，政治委员段思英（后为李化伦），参谋长王殿禄；东垣支队，支队长胡循武，政治委员彭日辉，参谋长傅恒茂。

再说分区所属部队，基本上是115师344旅和129师386旅老红军部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八路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是老红军，少数连级干部有的也是老红军。这支部队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彻底，战斗经验丰富，战斗能力较强，作风艰苦朴素，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中流砥柱，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周边敌人不时扫荡我鲁西南根据地。敌人的行动，常以东线为主，借助济宁到菏泽、菏泽到商丘的公路运兵，或者再从商丘出动骑兵，每次出动都不少于4000余人，分春秋两季，对我鲁西南根据地进行较大规模的扫荡，一般秋季扫荡较春季扫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有时长达1个月），有时甚至多达万人。

由于鲁西南地处大平原，千里平畴，一望无垠。一到秋季，随着农作物的收割，我军赖以隐蔽活动的青纱帐就会被全部清除，平坦的大地上光秃秃的一片，极目望去，视野可达几千米之外，可谓一览无遗，其间的任何一个活物想隐蔽其中，都是非常困难的。

这样的地形与节令，对于擅长游击战的我军，不仅无法隐蔽，而且很难运动，但对于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日军，以及他们的骑兵部队，却是极为有利。

日军 “扫荡”时，通常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战法，而且战前严密封锁攻击具体目标，只通知大体集结方向，进至鲁西南之后，再具体通知攻击地点，以防消息泄露。

此前，我定曹抗日游击大队长程书勋，就利用故交关系，安排过定陶县敌工部长程亮（会日语），打入南王店据点，监听鬼子电话，搞到了商丘敌人袭击教七旅的情报，使我主力得以安全转移。

由于敌人的扫荡消息多次被我们监听或侦查到，主力都及时转移了，致使他们一次次扑空，所以后来，敌人也越来越警觉，越来越狡猾了。

敌人常常由济宁、徐州、商丘、开封出发，分进合击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而后在根据地中心区反复清剿，以达到破坏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特别是1941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当做他们“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加上自1941年以来根据地严重的灾荒，我对敌斗争极为复杂艰巨，极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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