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宗教改革的最初三十年，人们为了解决教会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而想出了许多方案，其中看上去最有前途的选项之一出现在斯特拉斯堡（当时德语是这里的压倒性主流语言）。这个方案的领导者是一位前任多明我会行乞修士马丁.布塞尔。直到这个世纪的中期，斯特拉斯堡看上去都很有望成为未来宗教改革的中心。因为在分歧严重的改革派当中，布塞尔是一个自封的共识掮客（尽管说话啰嗦得要死），而他的城市也位于欧洲贸易和文化的核心地区。大量满怀热情的激进派慕名来到此地，但是多亏了布塞尔不惮辛劳的说服工作以及他对于教会纯洁性的明显关注，这座城市比其他新教城邦更加出色地将众多激进分子劝回了主流教会，而且对待激进分子的反应也更加人性化。*36* 但是尽管如此，斯特拉斯堡还是因为军事失败而很快就拱手让出了欧洲宗教改革的领导权。接下来其他竞争者也粉墨登场：首先是英格兰，其次是日内瓦。

1541年至1542年左右，人们对于西方教会文明解决宗教争议并且再度统一的前景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他们最终还是失望了。当时的科隆大主教，也是德国唯一一位采邑主教赫尔曼.冯.维德试图通过妥协来迎合宗教改革。他打算引领自己的主教教区进行改革，改革的筹划者不仅包括自己手下的教士，还包括马丁.布赛尔。然而几年之后他失败了，一方面他自己的座堂圣职团里的传统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另一方面查理五世也进行了坚决干预并最终把他从大主教圣座上搞了下来。如果冯.维德的计划得以实现，科隆原本有可能在旧式架构当中找到一条中间变革路线，为其他天主教高级教士做出表率。*37* 由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关于1541年雷根斯堡帝国会议的讨论最终破裂，人文主义折衷路线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教皇召开的西方教会会议终于在特伦特召开。到了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看起来改革派的对手们已然取得了胜利。路德于1546年去世，茨温利死得更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面抗住了路德派贵族军事联盟“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攻击，并在1547年前后击败了他们。作为胜利果实的一部分，他结束了斯特拉斯堡的独立宗教改革，因为这座城市一反常态地贸然投靠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38*

布塞尔惶惶然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奔赴英格兰。亨利八世在1547年去世后，一群政客打着亨利幼子爱德华六世的旗号进行着实际统治。将英格兰推上欧洲宗教改革领导地位的机会此刻正摆在他们面前。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克莱默大主教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历经千锤百炼的政坛老手，在他的主导之下，英格兰的传统崇拜世界遭到了彻底破坏。克莱默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斯特拉斯堡和瑞士的榜样，尽管他在自己于1549年为英语教会撰写、并在1552年本着更加不妥协的原则加以修订的英语礼拜词《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当中也很乐意借鉴任何其他有用的先例。这些先例当中包括最近在德国设计出来的较保守路德宗崇拜形式（1532年他奉亨利八世之命在保守路德宗城市纽伦堡担任大使，期间娶了一个德国神学家的侄女）。*39* 因此这本英语祈祷书仅在1559年遭到过轻度修订，以及在1662年最后遭到过一次稍微倾向于天主教的改造。它为西方基督教的一种特定形式提供了相当灵活的载体，这种形式后来发展成为 “英国国教”（Anglicanism）之后往往会颇有些不屑地回顾克莱默时期的宗教改革遗产。

这本书的行文用语可谓无与伦比。即使是不信任书中神学内容的人们也可以毫无保留地赞赏这本书的文采。《公祷书》原本的成书过程可能永远也不会得见天日了，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本书的措辞背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单一声音，这个声音只能来自克莱默。全书内容风格统一，而且以很微妙的方式借鉴并改造了种类惊人的各种早期拉丁语、德语和英语文本。这一点表明克莱默绝不仅仅是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他的文学天赋完全集中于正式文体，不像廷代尔那样擅长营造对话与戏剧效果，但却有着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功力——他的文笔恰似沙滩上的鹅卵石，表面光洁而且质地坚硬。克莱默大主教为英国以及整个世界留下了一整套礼拜演剧，希望参与崇拜活动的人们能够将其表演出来。与莎士比亚的演说与独白相比，英语使用者们引用《公祷书》语句的频率远远更为频繁。甚至教会之外的人们也难免引用书中的片段：“无论甘苦贫富，无论病痛健康，我们相爱珍惜，至死不渝”；另一个引人共鸣的人类体验场景也少不了书中的语句：“尘归尘，土归土”。*40* 克莱默的文字是所有英语使用者的共同遗产。在他的时代，英语在欧洲文化生活当中只能叨陪末座，但如今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主流。

除了具体行文之外，克莱默的祈祷书还为所有西方基督教留下了另一项礼拜仪式遗产：一项名为晚祷（Evensong）的晚间仪式。晚祷是现在最经常进行英国国教祈祷书的部分，因此直到今天克莱默宏伟端庄的文体依然能在这里的适当语境当中得到最频繁的赏析。克兰默有一种特殊才能，即编写所谓“短祷”（collects）的短篇祷文。他专门为自己编订的新式英语礼拜年历（对于宗教改革之前的圣日年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简化）撰写了一套短祷。这些散金碎玉一般的文字很少仅仅出自他本人之手，但其中的表达方式与细致措词的确要归功于他。这其中最精炼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首祷文是全年的第二首晚祷词。这是自现存八世纪西方拉丁语教会短祷当中翻译而来的作品，但克莱默用自己的方式调整了其中的行文。这首祷文当中的主导比喻是仪式举行时刻不断昏暗下去的夕阳残照，从行文结构而言则采取了平衡性极好的三重架构：两种思想的祈愿后面跟随着对于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圣子关系的诉求。克莱默很有个人特色地用“危难”（perils and dangers）替代了拉丁语原文当中的“网罗”（insidias），又在全句结尾添加了“爱”字来进一步丰富三位一体理念。

“照亮我们的黑暗吧，我们恳求你，主啊，愿你的大怜悯保卫我们免于夜晚的所有危难；以你唯一爱子，我等救主耶稣基督的爱之名义，阿门。”*41*

（Lighten our darkness, we beseech thee, O Lord; and by thy great mercy defend us from all perils and dangers of this night; for the love of thy only Son,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Amen.）

事实证明，英国圣公会的晚祷为接触神性提供了极富尊严且令人信服的方式，因此晚祷仪式最终走出了英国圣公会的范畴，为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带来了同样的属灵慰藉。今天的晚祷仪式应用存在着一些悖论，因为克莱默从未掩饰过他对于大教堂和精美教会音乐的蔑视，但时下最典型的英国国教晚祷形式就是大教堂唱诗班合唱，其背后则是五百年来宗教艺术的丰富遗产，包括精心创作的赞美诗与布景。克莱默的本意只是想为英格兰的崇拜活动提供一套体面的归正宗载具，可是他的努力却导致了如此奇怪的结果，一贯喜欢冷幽默的他或许也会因此解颐一笑。

然而这场英格兰宗教改革实验最终突然戛然而止。爱德华国王度过了健康茁壮果敢自信的童年，就像他那位强大的父王一样不同流俗。但是正值少年的他却在1553年染病去世。*42* 英国飞快地推翻了爱德华选择的新教继任者，他的表妹珍.格雷。令英国政客与外国使节大出所料地是，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安排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怒质疑，这次的鼎沸民意与都铎时代的其他任何时刻相比都更加具有决定性。整个英格兰东南部掀起了武装示威游行，迫使上位者们接受了已故国王同父异母的天主教姐姐玛丽夫人对于王座的主张。*43* 虽然玛丽身为亨利国王女儿的地位大概比她的宗教信仰更重要，但是她刚刚把珍女王推到一边就发动了一场足以与爱德华执政时期相提并论但同时却又截然相反的宗教实验。她扯着整个王国重新向罗马低头，并且接受了天主教宗教改革创新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她烧死了好几位英国新教改革领导者者，包括克莱默在内。她还克服英国政客的反对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成功联姻，将她的王国的未来与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君主绑定在了一起。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主张上帝言辞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世界末日终究没有到来，许多人都拒绝了关于世界末日的信息。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率领新教走出停滞状态的人名叫约翰.加尔文。此人是一位流亡途中的法国人文主义法律学者，游荡于意大利和瑞士等地，在1536年恰好来到了瑞士联邦边缘的日内瓦市。*44* 加尔文大概从来都不特别喜欢日内瓦，但他觉得上帝将他派到此地必有目的。于是他毅然投入了这场艰苦斗争，一心要在这座城市里领导上帝的工作。不过他开局不利，被日内瓦赶了出去。于是他趁机前往了布赛尔的斯特拉斯堡，打算亲眼看看宗教改革如何付诸实践。后来面临混乱的日内瓦人绝望地将他请了回来，此时他已经做好了将日内瓦建立成为升级版斯特拉斯堡的准备。1541年，日内瓦城市当局授命加尔文起草了一套《圣会律例》（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他借此机会将布赛尔在斯特拉斯堡构设想的教会结构改组计划付诸了实施：他打算建立一套四重架构教会体系，而不是主教、神父和执事组成的传统三重架构。*45*

布赛尔曾断言新约描述了四种事工职能，分别是牧师，博士，长老和执事。牧师承担着通常由中世纪教区神父和主教进行的面向教众的一般性事工。博士负责不同级别的教导，直至最具学术气息的圣经研究。牧师与在事工活动当中与他们走得更近的高阶博士（加尔文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一起组成了一个牧师团（Company of Pastors）。长老负责维持教会的纪律，通过名为协议会（consistory）的教会法庭与牧师们一起领导教会。在其他语境当中，这些委员会也被称为长老会（presbyteries），所以这套系统一般被人称为长老制（presbyterian）。加尔文并不为这个四重体系的恰当形式而特别操心，只要这个体系履行了所有的职能他就心满意足了。但下一代的“加尔文主义者”往往在形式问题上比他更加教条化，试图完全复制日内瓦所取得的成果——例如他们对于主教职位抱有加尔文本人从未显露过的敌视，其他归正教会，例如苏黎世、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英格兰/爱尔兰教会从未采取过类似立场。

加尔文花了好几年才巩固住自己的改革成果，但是日内瓦人不敢再次把他赶出城去了，因为他们实在丢不起这个人。此外他们也精明地意识到加尔文的存在很有助于商业发展。他将众多富有才华的外国流亡者吸引到这座城市（并且尽力确保这些贫困的流亡者不至于成为城市财政的负担），而且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著作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销路畅通，大力拉动了日内瓦市的新兴印刷产业。*46* 到最后，一起在我们看来十分悲剧的事件将加尔文的名字彻底传遍了整个欧洲。1553年，他在日内瓦遭遇了一位当时十分有名的激进派知识分子，一位像他一样的流亡者。来自西班牙的迈克尔.塞尔维特原本打算去意大利与自己的秘密同情者们汇合，但是在途径加尔文的城市时却莫名其妙地冲到了大庭广众之下。塞尔维特牢记着本国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遗产，否认传统的三位一体概念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出处。此前已经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打成了异端，而加尔文对这种做法也采取了纵容态度。加尔文认为自己的职责很明确：塞尔维特必须死。因此日内瓦市议会将塞尔维特烧死在了火刑台上，虽然加尔文希望看到例如斩首那样更仁慈的处刑方式，。借助塞尔维特的人头，加尔文表明了新教徒就像天主教徒一样决心捍卫451年卡尔西顿会议所集中体现的主流传统基督教。*47*

此外，加尔文从1536年起就出版了一部名为《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的教义教科书并多次修订。*48* 这本书的用意在于直面天主教基督教提出改革主张：因为教皇阻挠宗教改革，所以他是敌基督，而新教徒才是真正的公教会教徒。加尔文在1559年去世前不久又出版了这本书的修订版，添加了大量内容并将章节顺序彻底调整了一番，不过还是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原始文本。全书开头的句子从来没有移位，尽管加尔文后来将这句话的涉及范围从“神圣（即基督教）教条”扩展到了全部人类知识。所以1559版本的全书开篇如下：“我们所拥有的几乎所有智慧，即真实且健全的智慧，都由两部分组成：关于上帝的知识与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49* 从这个前提出发，加尔文又飞跃到了另一个从1536年起就成为各种著作基础的假设：在思考上帝之后诚实地审查自身必然羞愧难当。我们自身的任何能力都不足以将我们从堕落的深渊当中解救出来，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对于奥古斯丁主张的重申，相当于路德的《意志奴役论》。

对于加尔文来说，这种“双重知识”（duplex cognitio）是公教会基督教的核心。他一生的事业就是力图让他热爱的法国重新回想起真正的公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参照一条路德当年使用过的教义来解释宗教改革的失败，当年许多路德派同道都遵循梅兰希通的先例，认为这条教义过于困难并因此弱化了它的重要性：这就是上帝的命定论计划。1536年读过布赛尔对罗马书的评注之后，加尔文在增补版《基督教要义》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讨论。如果救赎就像路德所说的那样完全由上帝掌握，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那么根据逻辑上帝在决定是否救赎某位个人的时候并不会参照此人的生平作为。根据逻辑，上帝在决定救赎一部分人的时候自然也会决定将另一部分人打入永劫。因此宿命是双重的。显然那些不听从上帝之道并且不按上帝之道行事的人必定遭劫，这一点多少缓和了宗教改革未能获得所有人认可与接受的失望感。好消息是，上帝的选民不会失去救恩。对于加尔文的追随者来说，选民教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能为他们带来安慰与力量。

但是加尔文的所作所为远不仅仅是阐述宿命而已。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旧教会或者新教会的圣职，但他的自我形象是一位教师（博士）。他围绕着日益扩充内容的《要义》进行了谆谆不倦的布道与圣经评注。他一心想要看到以基督教最初几百年成就为基础的革新公教会。这份愿景的核心则是在卡尔西顿会议上精心雕琢而成的卡尔西顿信经。基督兼具两种本质，而且两种本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既是神子与三位一体的组成部分，又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凡人耶稣。卡尔西顿信经对于宪制改革者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后一届根据圣经主张的核心教义做出可靠教义决策的大会——他们都更倾向于尊重基督教早期的会议，因为激进派们拒绝这份遗产。卡尔西顿信经内部的谨慎平衡以及对于基督两大本质不可分割的强调为加尔文提供了制定总体原则的重要模板：区别但不分离（distinctio sed non separatio）。

身为神学家的加尔文十分自觉地为了推进西方教会建设而追求着新近净化并平衡的公教，这条原则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完美的模型。例如，加尔文关于教会——包括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的讨论就很能体现这一原则。他关于上帝选择的讨论也是如此——既可以是教会整体受到的选择（例如当年的以色列之子）也可以是针对某位个人的选择（例如亚伯拉罕那样的伟大族长）。最重要的是，这条原则为卡尔文关于圣餐礼的主张提供了内在结构。他在“实际”和“表记”之间做出了坚定的区分，但却并未将两者完全分离。混淆了两者的旧教会背叛了这一原则，他们崇拜作为表记的面包和酒，而这两者之所以应当得到崇拜仅仅是因为背后的实际。加尔文还认为路德也错误地将原本只属于实际的特性算在了表记头上：路德的错误尤其在于他断言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可以出现在全世界举行圣餐礼的任何地点（ubique）——这条路德学说被人称为无所不在论（ubiquity），卡尔文在最终版本《要义》当中向这条学说倾注了大段嘲讽笔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茨温利将实际与表记分隔得太远，并强调说，“在圣礼当中，实际与表记一并赋予了我们”*50* 在圣餐礼当中，上帝并不会实际降临人世与我们同桌而坐，但通过擘饼饮酒举动的表记，祂将我们提升上了天堂与祂同在。拉丁语弥撒的古老劝诫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抬举你们的心”（Sursum corda）。*51*

卡尔文为了寻求新教徒之间的共同立场而倾注了许多心血。他的计划是用在他眼里更加正宗的公教来取代教皇把持的天主教，而维护新教徒团结则是这项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瑞士和路德派之间在圣餐礼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使得加尔文非常难过，尤其是新教军队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当中大败于查理五世手下的时候，继续拘泥于此等争端简直愚不可及。他与布林格一起在1549年伪造了一份声明，后人称之为《合一信条》（Consensus Tigurinus）或者《苏黎世协议》。*52* 这份声明旨在提供一套能在不同人群当中得到稍微不同理解的措辞形式，体现了十六世纪宗教分裂期间罕见的政治家风范。但是声明未能满足死命维护路德神学遗产的路德派：他们就像教皇本人一样强烈坚持基督身体与血液切实存在于圣餐面包和酒之中的主张。因此十六世纪中叶团结各派新教势力反对罗马威胁的尝试反而加深了新教徒之间的鸿沟。

自觉的路德派们越来越成为了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东欧德语地区的新教领袖。经过多次关于谁更忠实于路德遗产的内部争论之后，他们通过1577年的《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彻底划定了路德派身份认同的边界，随后于1580年出版的《协和信经》（Book of Concord）又进一步确认了前者的内容。《协和信条》对于路德本人的信仰进行了选择性表述。在若干关键神学问题上，这种做法的背后未必没有一层说不出口的考量：只要加尔文表示同意，发展之后的路德主义就应当反对，无论路德是否可能与加尔文意见一致。*53* 如今路德故居博物馆里面令人伤怀地陈列着一块取自维滕贝格某房屋的刻石牌匾，上面的铭文直言不讳（而且不顾语法）地宣称：“GOTTES WORT UND LUTHERS SCHRIFT / IST DAS BABST UND CALVINI GIFT”——“上帝之道与路德著作是教皇与加尔文的毒药”。这种恨意并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宗教改革天主教越发给力，受到刺激的改革派们于是赞助了一系列重新团结双方的努力，但路德宗总是习惯性地加以无礼且啰嗦的回绝。*54*

在其他地方，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当中的强劲笔力与一往无前的智识能源启发了各种认为路德改革不够彻底的教会。还有许多其他主要神学家选择了加尔文的阵线，反对教条化的路德宗，他们往往不愿意看到新教分裂，但同时又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情非得已。这些人当中包括流亡的波兰主教约翰.拉斯基（Jan Laski）（那些舌头太硬发不出波兰语辅音的拉丁语使用者往往将他称作Johannes a Lasco），一度星光耀眼的意大利传教士彼得.菲密格理，还有充满魅力的苏格兰行者约翰.诺克斯。成立时间更久的瑞士新教教会也开始更加谨慎地附和加尔文的主张。普法尔茨是帝国境内的重要公国之一，统治此地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是归正宗路线的同情者。一个由多国归正宗学者组成的国际团队制定了一套类似《合一信条》的教义问答（catechism）（出于教学目的的教义陈述），旨在团结尽可能多的新教徒。这套所谓的海德堡教义问答——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海德堡是普法尔茨选帝侯的首都，而且海德堡大学正是教义问答的创作地点。海德堡教义问答自从1563年出版以来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5* 三年后的1566年，布林格也起草了一份名为《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声明，其用意与前者相同，都是为了团结新教。这份声明同样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归正宗基督教将宗教改革从本世纪中叶的犹豫与失望阶段当中拯救了出来。此时的路德宗依然拘泥于德语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而归正宗则传遍了多种语言群体与社区，部分原因在于归正宗的许多领头人物都像加尔文一样有过被迫背井离乡前往陌生环境宣扬信仰信息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