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早在十六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已经遭到了法国“最基督徒的国王”的制衡。始终缅怀克洛维斯皈依基督教的瓦卢瓦王朝在宗教改革期间始终忠于罗马。但是尽管如此，外部环境长期以来却一直致使法国教会无法落实特伦特会议在崇拜活动统一化、教义指导以及神职人员培训与训导等关键事项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法王亨利二世死于1559年，他的死亡对于瓦卢瓦王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极其可怖而又讽刺的是，亨利二世极其痛苦地死于一场比武意外，而这场比武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庆祝瓦卢瓦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在双方接壤的卡托-康布雷齐边界签订和约并且结束历时半个多世纪彼此作对的战争。亨利二世一死，法国的疆土就落到了为幼子担任摄政的新寡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手里。可惜王后的执政才能有限，应付不了席卷法国的急迫宗教危机。接下来的四十年里，这场危机在法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引发了此起彼伏的残暴内战。由强大贵族领导的胡格诺派教徒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尽管他们在法国全境仍然是少数派，但是想要彻底击败他们却也是万万不能。

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是这一时期最糟糕的事件，表明了法国的宗教激情多么深厚。引发这场惨剧的事件本意在于愈合法国的伤口：法国国王的妹妹玛戈要嫁给纳瓦拉的亨利国王。婚礼上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宾客，存心挑事的新教领导人加斯帕德.科利尼。此人在婚礼现场遭遇了刺杀。行刺事件激起了胡格诺教徒的愤怒，他们的反应又吓坏了凯瑟琳和她的皇子，并且发动军队予以反击。心领神会的天主教教众纷纷出手，大约五千新教徒被杀害，全国各地遭到恐吓摧残的新教徒数量还要多得多。*34* 对于整个欧洲的新教徒来说，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象征着天主教的野蛮残忍与奸诈恶毒，但在当时很多法国天主教徒也对教友们的极端行径震惊不已。法国天主教在究竟应该向胡格诺派做出何等让步——乃至该不该让步——的问题上陷入了严重分裂，才干不俗但心智却不太稳定的亨利三世发现自己无法达成任何具有足够政治家风范的解决方案。在1589年，他被一名天主教极端分子捅死了。因为他是瓦卢瓦家族的最后一人，他的继承人也就成了纳瓦拉的亨利。此人手腕圆熟地脱离新教并皈依了天主教，此后就成功地团结了温和派（politique）天主教徒来反对极端天主教徒团体。

据说在1593年与温和派谈判的时候时，已然成为法王亨利四世的纳瓦拉经常若有所思地念叨，“巴黎值得拥有一场弥撒。” 虽然这句著名的引言甚至比“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能另外行事。”更加缺乏真实性，但我们依然不应当将这句话从历史当中摒除出去，因为这句话同样高度概括了宗教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在针对刚性宗教原则的疲惫排斥背后，这句话呼应了许多欧洲政治家和统治者在熬过了七十多年宗教战争之后所共有的心声。*35* 亨利四世抓住法国上下的厌战情绪，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促成了各方势力的和解。当年的亨利三世着实无法推行类似的解决方案，因为激进派的反对太过强硬。*36* 这个解决方案并没有给胡格诺派带来普遍的宽容，但是的确保障了他们在法国境内的特权组织地位，并且允许他们修建自己的教堂和要塞。亨利四世之后更虔诚的天主教继任国王花费了将近九十年代的事件来削弱这些特权，但在此期间法国始终代表了西方欧洲最大规模宗教多元化的例子，尽管法国天主教也在同一时期掀起了复兴与重建的热潮。最终他们创建了欧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姗姗来迟的法国反宗教改革与远在波兰-立陶宛的另一场遭到推迟的天主教改革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联系在了一起。在1574年的几个月里，两国有一位共同的君主，即安茹公爵亨利。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过了亨利如何心不甘情不愿地在1573年的波兰为波兰-立陶宛联邦非同寻常的宗教宽容举措——1573年成立的华沙联邦——担当了代办人。协议的签订各方都希望这位进口的法国国王能够带来一个金色的未来，但他们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因为亨利在他的新王国没呆几天就动身离开了。看起来广袤无边且满眼陌生的新王国令他手足失措；徐娘半老的准新娘（雅盖隆王朝的最后一人）对于两人的婚事兴奋异常，他却因此而吓得不轻；而且他还逐渐意识到，波兰贵族对待他的态度甚至还不如法国贵族那样恭敬。他在克拉科夫加冕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收到了惊人的消息：他的兄弟法王查理九世已经去世了，因此他就成为了法王亨利三世。1574年6月，亨利秘密地横跨欧洲逃回了巴黎。这一举动为联邦的臣民们造成了苦涩的打击。他们很快就打消了亨利以为自己既能统治法国又能统治联邦的幻想（当时他如果留在联邦结果或许反而更好）。经过两年的政治乱局，联邦政界又出现了一位能把哈布斯堡王朝挡在门外的替补国王人选：时任立陶宛大公的斯特凡.巴托里，日后的波兰国王。*37*

事实证明巴托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人不仅才干非凡，军事能力也很过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不打算反对华沙联邦的宗教宽容条款以免危及他的波兰王位。话又说回来，他的故乡特兰西瓦尼亚早在八年前就在多尔达就类似原则发布了声明。然而正是在巴托里的统治时期，联邦境内原本士气低落且四分五裂的天主教教会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终成为了北欧天主教复苏的极少数成功范例之一。面对着波兰-立陶宛境内种类繁多的新教活动，罗马天主教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联邦境内的天主教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于教会集团或者老教会捐赠地产的控制——话又说回来，联邦天主教教会的地产原本就比西欧少很多，因此也不那么容易受到世俗贪欲的染指。

最重要的是，波兰君主从未与天主教正式决裂，而且波兰农村地区的低层修会一直保存完好。这两者的结合在未来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早在巴托里统治之前的1564年，耶稣会就在波兰建立了一个据点。巴托里继位之后又在联邦东北边境的波洛茨克、里加和多尔帕特创办了三所耶稣会学院。他故意选择了归正宗势力最强的三个城市。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立陶宛的主要城市维尔纽斯就出现了耶稣会开办的大学学院，到了十七世纪初，联邦境内的每一个重要城镇（大约有二十多个）都有了一所耶稣会学校。路德宗，归正宗和反三位一体学校都无法与如此大规模的教育事业相抗衡。耶稣会循序渐进的学校和学院建设工作吸引了许多士绅与贵族阶层成员——甚至还包括新教徒——将自己的孩子送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套教育体系无情地削弱了新教精英的阵列。

有时波兰的反宗教改革历史会被人描述成耶稣会的独角戏。这种过度简化的历史叙述是很危险的。在现实中，许多波兰-立陶宛天主教徒都极其不信任耶稣会，认为耶稣会太倾向于维护君主制，甚至主张增加王权，因此威胁到了联邦境内贵族的自由。毕竟，自从佛罗伦萨会议时期波兰就是会议至上派的据点，到了十六世纪末，这一传统在耶稣会的特伦特路线教皇至上主义面前依然强劲。然而这里有一个近来才得到历史学家们注意的奇怪悖论：尽管联邦境内的天主教徒如此不信任耶稣会，以至于人们可能觉得此等不信任会促使他们倒向新教，但是联邦境内的天主教其实却因此而得到了好处。波兰的多明我会修士长期以来一直驻扎在克拉科夫的古老大学以及其他主要城镇当中，他们十分讨厌耶稣会士，并且很有道理地怀疑他们意欲接管现有的多明我会教育机构。因此他们经常阻挠耶稣会的工作并且为自己招致了悲伤而愤怒的皇家斥责。多明我会对于耶稣一贯且公开的敌视表明，人们完全有可能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又厌恶耶稣会，完全没有必要被耶稣会恶心成为新教徒。*38*

同样重要的是齐格蒙特三世国王天主教外交的胜利，这场胜利通过1596年的布列斯特联盟在联邦境内创建了希腊天主教。不论希腊天主教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之间的联系将会带来多少后续的麻烦，这个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希望继续效忠罗马教廷的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拥有了第三种可能的身份。到头来他们可以选择加入耶稣会，也可以为多明我会针对耶稣会的顽固骚扰鼓掌叫好，还可以在尊奉东正教传统的教堂里举行宗教活动，这些教堂里总是装饰着圣像，娶妻成家的神职人员美髯飘飘。所有这些选项都代表了天主教。因此天主教教会也因为多样性而日益兴盛，而联邦境内的新教队伍则陷入了分裂与漫长的衰败过程。波兰君主越发公开地倾向天主教，王朝自身也遭遇了进一步的问题，使得瑞典国王获得了继承波兰王位的机会，信奉路德宗的瑞典也因此与波兰兵戎相见。所有这一切都侵蚀了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宗教宽容。在这个充满创伤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将新教视为联邦独立性的敌人。1660年苏西尼派被集体驱逐出了联邦，尽管他们四散漂流的过程将会对西欧以及基督教整体发展造成显著影响。这一事件标志着波兰-立陶宛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不宽容，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教精英又重新皈依了天主教。

因此尽管波兰一度是新教实验的肥沃温床，但是波兰的未来却排除万难与天主教捆在了一起。十八世纪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君主的自私占有欲破坏并彻底摧毁了波兰-立陶宛的政治体制之后，所有波兰人与立陶宛人就只能依靠天主教教会来传承一度强大的联邦的身份认同了。波兰国家认同和日益铁板一块的天主教之间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在二十世纪最非凡的成果之一就是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的职业生涯。我们大可以将这个日后成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的教士视作迟到的反宗教改革具体体现。然而沃伊蒂瓦长达二十五年的教皇任期并非故事的全部。摧毁波兰立陶宛旧联邦所造成的后果，以及东欧地区在天主教和希腊天主教教会的援助下痛苦重建国家认同所造成的后果，仍然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当中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