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湘南暴动时我的二爷爷 -- 衡阳回雁

湘南暴动时我的二爷爷

看到老红军身份的段子英回忆录和万里之子万伯翱写文纪念伍若兰，其中，将明显错误的结论强加在李慕白(我的二爷爷)身上，我感到他们对历史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真实情况是李慕白在湘南暴动期间（大概是1928年2月18日）被邓宗海下令杀害后，朱德等领导立即纠正了相关人员的错误，宣布为误杀（大概是1928年3月初）。耒阳一解放李慕白的家属就接到他是革命烈士的通知，从此以后我的二奶奶一直享受革命烈属的待遇，除文革期间没有按时发给生活费，其它时间每月有20余元生活补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二奶奶去世。

我少年离家，但懂事很晚，对于上一辈的事情知道很少，只一鳞半爪听我爷爷讲过一点点二爷爷参加共产党的背景，我也没有问过具体问题。现就我所知，讲讲我的家事吧。记得10来岁时，一次爷爷在饭桌上看到我端起饭碗，第一个动作是伸长筷子一口一块，一连吃掉几块扣肉（一块大概一两），我爷爷笑吟吟地说我有望公爷爷的遗风。

望公是我爷爷的曾祖父，9岁丧父，孤儿寡母用一领草席埋了父亲，从此过上了家徒四壁的生活，开始了挑肩磨脚的生计，有年春天娘儿俩借了一斗糯米，连夜做一担糍粑，天不亮就让望公赶太平圩。太平圩在耒阳永兴交界的地方，离我家（细磡头上）20里，全是上坡的石板路。当天天气晴朗，生意很好，散圩时竟然连本带利赚了，剩下几个糍粑，琢磨着回去给娘打个牙祭，让娘高兴一下。这时来了个卖烟秧的，永兴口音，说是一天没吃东西了。因为天晴，烟秧难卖，恳求用一担烟秧换几块糍粑，吃了好回家。

望公爷爷年龄虽少，却是古道热肠，犹豫一下，就把剩下的糍粑和糖都给了他，空出一担谷箩装下烟秧，盖上稻草，挑担回家。快到村边时，怕娘看见，在稻草上浇上水，避开行人，躲在后面山上，等到天黑，把一担烟秧藏在茅屋里，回家向母亲交代，不提烟秧的事情，诚惶诚恐，上床睡觉。

耒阳南乡，有五个大圩，分别是太平圩，老太平墟（永兴，黄克诚大将家乡附近），公平圩，小水铺(也称小铺)，梧桥铺。轮流赶集，五日一圩。第二天逢梧桥铺，离我家五里路(今天的107线上），不等鸡叫三遍，望公赶紧起床，不叫醒母亲，也不吃饭，挑起烟秧出了村子，生怕让人看见。当天天公作美，是个好雨天，正好栽种烟秧，物以稀为贵，转眼卖完，据说赚得不少。

回到家里，娘在等他吃早饭，这才一五一十告诉事情的经过。老娘一听喜出望外，拿出从前的积储，仔细一算，觉得可以干大事了。从此不在附近赶集，开始結伴与大人去韶关挑盐。从此以后，终年辛苦危险自不必说，所幸只赚不赔（劳力不算成本）。据说，他们从临武蓝山嘉禾一带贩运土特产到广东，再从广东贩运私盐到耒阳衡阳。嘉禾的唐村是当时当地一个重要物质集散地，是芙蓉镇的原型，肖克将军家乡。如此日积月累，待他成年后，逐渐发展到用船在耒阳衡阳和韶关之间贩卖米糖和盐。

前文提到，望公为一担烟秧不能自作主张，原因是其母教子严厉，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打个比方我家隔壁眉主爷爷的曾祖父，暂且称呼隔壁爷爷，是望公的伙伴，此人生性诙谐，聪明绝顶，精力旺盛，无事生非，还练过把式。一天挑盐回来，累得够呛，快到家时，大家放下担子歇最后一口气。隔壁爷爷却说，你们歇着，我有事先走。回到村里，先不回家，径直到望公家告状说，婶婶，婶婶，某某挑盐路上吃鸦片烟。寡妇娘一听，火冒三丈，可怜望公一进门，担子没放稳，立即跪下，他娘拿根棍子从屁股以下一顿乱打，边打边骂，大意是养个大烟鬼不如养个残废。打过以后几天不能出门，严厉至此。

隔壁这个爷爷还有其他故事，有一次，他在家里闲不住，到后面山上收集松针，被熟人看见，问他干什么用。他随口说肥田用的。熟人一听，竟然在自己刚买的几担禾田里撒满了松针，秋天一到，几乎颗粒无收。

又有一次，他无事生非，与人吵架，急得对方怒不可遏向他扑来，到了跟前，他自己往后便倒，对方卒不及防随他倒下，他看准方向，弯曲膝盖，正顶在对方胸口，疼得泪眼婆裟，他自己起来拍拍灰尘，回家吃饭。

还有一次，他去曾家壁村喝酒，席散时，村里两人在禾场上吵架。手持扁担，大打出手，其他人劝的劝，拉的拉，看热闹的，拉偏架的，老老少少不下百人，他手持竹芊担(普通扁担2－3倍长)也去劝架。架是劝住了，不知他说了什么，犯了众怒，在场老少顿时将他团团围住，准备开打。见势不妙，他赶紧后退，但是四周围墙，已是六出祁山（我爷爷的原话）。只见他沿围墙几个箭步，利用芊担一个撑竿跳，越墙而出，逃之夭夭。

这种游戏到老不息，望公爷爷老年时已经儿孙满堂，有几十担禾田，在小水铺和耒阳城里有房子和铺面，儿子已经进学，德高望重，每逢生日喜庆，当地人家会请他坐上席。一次邻村有请，隔壁爷爷也在被请之列。二老同路，隔壁爷爷新衣新帽新鞋，与望公格格不入。原来望公自幼受苦，一辈子很少穿新衣服，这次出门还是补丁连补丁的衣帽，腰间扎一根草绳，拖着一双木屐（土话叫掐子），一脸未加修剪的花白连口胡子。走到一半，望公碰到熟人礼貌寒暄，隔壁爷爷说，你在后面走，我先走一步。他老人家来到办酒席的人家，去了帐房，写了礼金，再看知事的多不认识，告诉他们，来的路上碰上一个叫花子头儿，据说今天要来闹场伙，要他们千万小心，不要放进来。望公一到，即被拦下，百般解释，不准进去，吵吵嚷嚷惊动了主人，才赶紧赔礼道歉请到上席。此时隔壁爷爷已经四平八稳坐在哪里，责怪望公怎么才来。尽管望公爷爷一生受他作弄，他们友谊不断，代代相传，直到我们这一代仍然和好如初，如兄弟姐妹。

望公爷爷有子李治平，行二。治平有子新藩如藩。新藩是我的曾祖父，名选德，自号李菁华，清末秀才，不事农耕，业余郎中，长期在云峰镇教书（1922年入党的李汉藩小学毕业于此。文革期间为耒阳十五中，现在是耒阳市一所职业学校，属小水镇）。因为为人正直，仗义疏财，当地四乡八里推举他仲裁民事纠纷，没有官方背景的任命和报酬，是沿袭几千年封建习俗的产物，当地叫话事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堂伯伯从台湾带来老人家民国时主修的族谱，看到他写的十数篇序言和贺幛，记载了他当时对时局的担忧和无奈，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大的变革，是北伐的支持者，也是大革命时期湘南暴动的支持者。听我爷爷说，我家曾接待过湘南暴动的组织和指挥人员。文中自称不问政治，大革命时期被誉为开明绅士，在日本进湖南之前去世。

新藩子女较多，由于战乱，流离失所，解放后只剩下我的三爷爷和我的爷爷。知道名字的有李鹏举，就是开篇的二爷爷李慕白，李凤举，号怀白，李雁举，李凫举，最后我的爷爷李鹰举行七。按照族谱他们属主字辈，取名时将举代主，耒阳话举主同音。

李雁举，李凫举抗日期间参加了青年军，雁举此后渺无音信。凫举随败军退守海南岛时官至团长，寄回一封家书内夹一片树叶，再无音信。后来参加青年军的还有前文所述堂伯伯李佐国，他是如藩唯一的孙子。后到台湾，当到中校团长退伍，现住台湾冈山，有儿女三个。其父号季白，日本进湖南时被鬼子打死在皂角树下村。

二爷爷慕白，三爷爷怀白，幼年随父读书，俩人形影不离，慕白小学毕业后，考上了衡阳省立三师，与蒋啸青，蒋先云，陈芬，贺恕等为友（同时期刘泰黄飞龙谢维俊等在衡阳念中小学，过从甚密），1924年入党，因校长贪污学生伙食费，带头造反，传到家乡說他带头打校长，后来三师开除一批有共产党背景的学生。离开三师以后，成为职业共产党人，发展很多人参加共产党，参加农民运动，参加农军。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威震耒阳，深得民心，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红旗遍野，梭镖如林，鼎盛时期有农军十万之众。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接替伍中豪担任中共耒阳县委宣传部长(伍中豪考上黄埔军校)，期间抓住一个土豪是他婶婶的亲戚，叔叔如藩趁他不在，通过我的二奶奶（当时十几岁，年幼无知）偷盖了他的印章，冒充他写信求情，土豪仍然被杀。

当时耒阳县委尽知此事，连当地群众尽都知道，对他的工作没有影响。湘南暴动时，县委书记邓宗海命令他持行周鲁等人决定的焦土政策，即烧光铁路公路两边十里以内的民房，造成更多的无产阶级，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他妈的什么逻辑），李慕白据理力争，愤怒地批判这种错误政策，双方争吵激烈，以致邓宗海骂他拒不持行命令，是反革命，李慕白得理不让人，回骂对方是反革命，气急时拿起油灯要砸邓宗海，立即被邓宗海下令杀害（电视剧《重庆谍战》里有陆涯被调查时与党代表动手的情节）。后据段子英回忆，是伍若兰和她两个持行的。这一事件发生在杜陵书院（现在的耒阳一中），事情一发，有人赶紧通知隔壁等待的怀白，叫他逃命，说他二哥被杀，热血直喷屋顶。怀白不敢直接回家，从渡口上船绕道衡阳躲几天，看看没事才回家。新藩得到儿子死讯，跳得像麻拐（青蛙）一样，头触楼枕。

这一错误的政策第二天即由谢凤亭（谢维俊之兄）持行。持行之后立即失去了耒阳基本群众的支持，之后，朱老总和林彪带领的部队在小水附近的鸡公桥受到当地民团和老百姓的围攻（此地是谭冠三的老家），点名道姓要活捉谢凤亭，起义部队被杀得血流成渠，几乎全军覆灭，谢凤亭在一个月后的一次事故中被俘遇害。据当地人传说，朱老总单枪匹马到了下马塘，才在我们村里人的帮助下脱离危险。当地人还说，此战之后有人发誓，革命成功之后要杀光耒阳人。文革期间，这种传说和神话很多，不可全信。其中一个说，毛主席也到过耒阳，路遇民团，他一个箭步跳进东渊江(Gāng)里，先是藏在油草丛中，后来看民团搜得紧，一个潜游10多里，到了小铺才敢上岸。

1928年3月初朱老总召集年关起义胜利大会，宣布禁止烧杀，当即宣布耒阳县委宣传部长李慕白被冤杀，官方是这样写的：1928年2月湘南起义期间，李慕白坚持真理，极力反对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等实行“滥烧、滥杀”极左错误政策。

但是，已经迟了，由于烧了很多房子，将耒阳人民得罪得干干净净，失去了耒阳基层老乡的支持，起义部队已经无法在此立足，正好毛泽覃来到耒阳，朱老总随即带着大家上了井冈山。与老总同去的有耒阳农军一万二千多人，包括耒阳县委和家属。上山以后，井冈山结养不足，毛主席和朱老总忍痛遣返了绝大多数耒阳农军，只留下少数，遣返部队由邓宗海任党代表，邝鄘任师长。回来以后，大部分人潜回老家，从事地下工作。邝鄘带领几千人在南乡和西乡打游击，邝鄘，北伐军歌的作者，老家在西乡。西乡地处偏辟，丛山峻岭，人民比较温顺良善，山高皇帝远，认亲不认法，如果得到他们的帮助，情况应该好一点，但是烧杀政策，伤了老百姓的心，共产党得罪了群众，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最后战至邝鄘身负重伤，跳崖牺牲，全军覆灭。当时与他们作战的可能是李宗仁的部队，李的老婆，哪位姓郭的女士是西乡人(道听途说来的，未加考证)。从此耒阳共产党人全部转入地下，只保有两三个游击据点，1931年邓宗海被叛徒出卖，保安团将其逮捕杀害。没多久，刘厚总带人杀死叛徒，为其报仇。国共合作时谢竹峰王来苏带领刘厚总等加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刘厚总杀害项英叛变投敌。从此以后直到解放，在耒阳以致湘南一带，共产党就不再有大的公开活动。大革命期间的耒阳籍共产党人几乎牺牲殆尽，他们是青一色的知识分子，家庭比较殷实，属于自觉革命。就我所知有蒋啸青，黄飞龙，周舫，李慕白，邓宗海，邝鄘，刘霞，刘泰，伍中豪，贺絮（21年毛主席介绍入党），陈芬毛泽建夫妇，李天柱，李汉藩，谢维俊等等。诚如古人所言：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都死了，长使英雄泪满襟。

耒阳人脾气霸蛮（永兴人更霸蛮），不怕官，但懂道理，所以他们自称耒阳牯子。耒阳话自成一体，出门在外，乡谈一打，山头即成，争强好胜。对待朋友他们刮自己的圜心炒菜招待，对待敌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没有失去耒阳和湘南民众，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会有很多优越的条件。湘南是丘陵地带，有丛山峻岭，天然石洞，地大物博，人力资源丰富，识字的人较多，开明绅士较多。土地肥沃，油盐酱醋柴容易取得。俯视粤汉铁路公路，背靠井冈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像我的祖先一样，孤儿寡母，依靠天时地利人和，也辛苦创下一份家业。但是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就失去了共产党生存的土壤，有关滥烧、滥杀的故事，在黄克诚大将的自传中也能看到当时的情形，他书中自称只是部分持行了这一政策，烧了少量民房，以至他无法在家乡立足。郴州县委书记夏明震及上百共产党人也牺牲于相关事件，曾志是当事人和目击者，陈毅元帅是善后和县委书记继任者。井冈山斗争又发生了错杀袁文才王佐的事情，以至于后期在井冈山也无法立足。

在当今影视中看到周鲁就想起邓宗海段子英等，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却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就想起柳直荀，就想起我失骄杨君失柳和我的二爷爷李鹏举。大概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周末，我在朋友家与他的小孩玩耍，朋友当时在耒阳市检察院工作。当中来了一位老太太，谈天时，听她提到曾志薛明等，她走后，我礼貌性地问了问她是谁阿，回答说是段子英，参加革命一辈子，现在到处找人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原因是，她当时已经退休，享受科级待遇。她的哥哥段子中（1921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到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不知所终），前夫王展程都没有享受到烈士的荣誉（王展程，湖南石门人，井冈山时期王尔琢朱德的参谋长，英勇牺牲。此战，伍若兰被俘遇害，段子英被俘监禁5年，后被卖给江西一地主做小老婆，并育一子。她的自述由此子执笔，美化其父在所难免。据自述，她逃出地主家后，千辛万苦回到耒阳，找到伍中豪遗孀，被安排以办旅舍为名从事地下工作，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剿匪反霸，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受冲击。解放后不在耒阳工作，而是在人生地不熟的郴县板桥，后到长沙工作，1971年退休，参考http://blog.jxcn.cn/u/kyrs/archives/2008/35256.html）。后经奔走如愿，她自己由退休改为离休，仍然享受科级待遇一直到死。据这位朋友说，她过去的同事和其他知情的老人们不为她写材料，她工作过的地方对下不联系群众，对上不服从上级，孤家寡人加花岗岩脑袋，她对共产党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我在想，当时认识她的人，不用说粟裕大将，黄克诚大将，曾志康克清等，还有伍云浦谭冠三谷子元王来苏这些耒阳老乡，随便打个招呼就能帮她把事办妥哦。再对比我的二爷爷，全国一解放就被当地政府通知为革命烈士，1987年湖南省民政厅又补发了通知，说是因公殉职，那时我二奶奶还健在。

再讲我的三爷爷怀白，又叫李凤举。他与前文提到的季白爷爷起初追随慕白，准备参加共产党。慕白去世后，不敢再与共产党接触。怀白读完师范，在小水杨塘一带当老师，一直到反右，被化成右派，遣返回乡接受改造，文革期间公社大队开万人大会时，就在台上陪斗，记得当时陪斗台上最有名的一个叫王清，80年代平反后任衡阳日报总编。1975年冬天公社加修一排平房，照例让辖下地富反坏右自带干粮铺盖，去开挖地基，三爷爷因天冷生病，一病不起，含冤去世，直到80年代得以平反，三奶奶才得到政府抚恤，九十年代初，临终时拉着我妈妈的手说，我不想死，现在的日子很好过。

我的爷爷李鹰举，兄弟中最小，念过几天私塾，写一手很好的柳体字，他是兄弟中唯一打算守着祖产过日子的，兼做一点小生意，在小铺有店面，卖南杂货和糍粑。直到民国三十三，日本进湖南，搞得他家破人亡。据爷爷说，日本鬼子到我们村时，他正在打摆子。只好委托乡公所的朋友照看他的一家（包括我曾祖母，祖母，我爸爸当时9岁，我爸爸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快点逃难。他自己走得慢，被鬼子抓住，逼着抬一个肥胖的鬼子军官，抬不动，走不快，一步一枪托，还连累和他搭伙的人。过桥时，遇到国军阻击，我爷爷趁机闪到树丛里逃走。走不远被国军抓住，说他抬日本鬼子，是汉奸，当时就要枪毙他。正好乡公所的朋友回头来找他，可能认识国军长官，解释说，这是老李，是个好人，才得以免死。但是说既然可以抬鬼子，所以要来帮国军做挑夫。最后辗转到了家里其他人的藏身之地，在上堡滩躲到鬼子投降。这时我爸爸的弟弟和妹妹由于生病无医无药，已经死去，兄弟妹三人出去，回来一个，这是人亡。我妈妈也有同样经历，她当时两岁。我外公挑着一担行李在村口等我外婆，看到我的小脚外婆只抱着我3岁的大舅舅惊慌失措地逃难，急忙问道，芳芳呢？我外婆说，她抱不起两个孩子，把我妈妈藏在柴屋里用柴盖着她的头。我外公立即丢下担子，找到我的妈妈，才逃之夭夭。所幸鬼子投降后一家得以全命。

还有家破，我家的房子是曾祖父起的，兄弟各起一栋，一栋村前，一栋村后。每栋四个单元，中间一个大厅，砖木结构，青石条，房梁楼枕有两尺见方，方方正正。我家在村前，四层楼，大门向南斜扭30度，挂一金匾“龙门第”，俯瞰粤汉铁路。逃难之前，房子里布满雕花家具和坛坛罐罐，回来之后，三楼四楼全是枪眼，至今仍在，全部家具铺盖衣物都当作柴火，化为灰烬，坛坛罐罐谷米肉菜，全部吃光，并装满鬼子的大便小便，如此畜生，不共戴天，只恨无处报仇。随后我的曾祖母，祖母相继谢世，我爷爷走头无路，卖田卖地，将四层楼拆除一层卖材料，三楼楼板卖掉一半，到土改时，被划为贫农。

前文提到国军，鬼子和国军在我们这儿进行过激烈战斗，应该算衡阳保卫战的一部分。在我家的南边，紧靠铁路的西边，有一座山峰叫寨岭，鬼子占着。再往西两三里有一座山峰，叫金寺岭，国军占着。双方用上了飞机大炮，70年代上山砍柴放牛还能看到战壕，能捡到炸弹手榴弹残缺枪支。据爷爷说，为国军挑夫时，也住在金寺岭，与国军同吃，伙食很好，鸡鸭鱼肉管饱。怎么会呢？原来，四乡八里的村民都吓得在外走日本，日本鬼子却不再往西走，村子里粮食蔬菜鸡鸭猪狗无人管束，打仗这段时间可以取之不竭。很多伤兵，疼痛时大喊大叫，不痛时嘻哈打笑，挑夫民工自动帮着包扎抬扶，真是军民同心，其利断金啊。据说鬼子损失也很惨重，但是不知为何鬼子没有死光，国军撤走了，害得当地百姓做了几个月的亡国奴。我问过几个有同样经历的爷爷辈，他们不说国军败了，只说真正的日本鬼子还不是最坏的，他们年纪轻没胡子，最坏的是那些蒙古朝鲜台湾来的鬼子兵，脸上胡子拉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知道和区别的。鬼子投降后，在村外干田里排队，互相打耳光。

后来我爷爷续了弦，我现在有三个叔叔一个姑姑，他们都出生在解放前后。解放以后，我爷爷一个不拉地经历了所有运动，由于他人缘极好，没有遭受太多磨难，我们祖孙三代到了八十年代也没有人参加任何党派。我爷爷的人缘有多好呢？我婶婶和姑父四个的父亲们是我爷爷解放前的结拜兄弟。

我爸爸53年高中毕业，参加了志愿军航空雷达兵，在朝鲜驻防到1958年回国，任班长，排长，56年授少尉衔。是业务尖子，得过全军比武第一名，立过功，受过奖，得到过彭老总的接见，家里有相片，由于他个儿高，站在最后一排，他的头有米粒般大，当时工资70多元。1963年部队要提拔他当连长，派人到家乡调查，同村一个大队干部检举说，我爸爸出身破落地主，从此遭到清洗，退伍回乡。由耒阳县相关部门安排在龙形公社邮电站广播站工作，60年代，整个公社每个大队有了电话，70年代初，家家有广播。到了70年代末村村有电灯，并惠及隔壁的太平公社。每年冬天，他都被派到水利工地上管理发电机，有时太平水库，有时马形水库。我爸爸给我的印象就是常年背一个白色帆布袋，肩上扛一箍铁丝，这个箍的直径有1米左右。

80年代中期，我到耒阳市委大院找财政局报销会议开支，从民政局办公室走过，听到里面我爸爸的声音，另一个声音说他不符合退休顶职的条件，原来我爸爸退伍以后一直吃的是集体粮，按街道临时工对待，退休以后没有工资，家里孩子不能顶职。我忍不住推门进去，冒冒失失的说，“什么？我爸爸工作了20多年，竟然不是正式职工。先不说他还当过十年的解放军，单说龙形乡里每一根电杆树，每一尺电线上都有他的指纹，到头来连退休工资都没有吗？看看你们的年纪，跟他差不多，这二十年你们做了那些事？”一说完，觉得自己太过分，立即转身办事去了。中午时我爸爸来到我的住处，告诉我说那个人是民政局长。结果我爸爸当时没有退休，几年以后我弟弟高中毕业，他才办理退休并由我弟弟顶职，据我弟弟说，他顶的是干部编制。

90年代初，我爸爸退休前，龙形乡里已经换了几茬干部，除他以外，全是80年代后调来的年轻人。有一天，乡领导要我爸爸把人民公社以来的档案清理一下，没用的销毁。他做事认真，每卷档案一一检查，所有人事历历在目。从中发现1967年一张耒阳县革命委员会签发的通知，通知任命他担任龙形人民公社武装部部长，当时龙形公社的书记叫曾宪级，他压下了这一任命。据我所知此后龙形公社没有武装部长，直到1972年左右才派来转业干部陈其昌担任这一职务。

我爸爸退休后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离开了我们祖孙五代人生活过的老房子，卖掉了80年代新起的两间房。我弟弟妹妹在城关金南买了一块地，起了一座房子，从此我爸爸有了自己的电话，当时装机费用1700元。这里离开我们老家有30多里路。住了几年我爸爸不是很高兴，把房子卖掉，搬到城里和我大妹妹一起住了几年。再过几年，又在长沙马王堆买了一套公寓房，和我弟弟住到2011年。两位老人还算健康，一有病痛什么的，我弟弟就送他们去离家百步之遥的马王堆疗养院住几天。自己付了医药费，也不告诉两位老人。住院期间，我的岳父正好住院，他是离休干部，条件更好，以至于他们就说现在政府对老人真好。现在我的父母亲又在老家以前的自留地上重新起房，住了回来。我的爸爸快80了，仍然健步如飞，喜欢上吴桥铺找熟人寒暄。前几年，还有他当兵时的战友找到他，有师级副军级，叫他李班长。现在，他一下说住在耒阳城里好，一下说住在马王堆好，想皓皓钊钊时就说跟女儿住好，想腾腾时就说跟儿子住好，我住在美国，他们不肯来。我的弟弟和妹妹就这样不厌其烦的和两个老人折腾。

回忆我家先辈的坎坷命运，他们与中国的国家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从鸦片战争以降，国家多事，则亲力亲为，国家乱，则家破人亡，国家兴，则安居乐业。

• 关于耒阳湘南暴动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