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教工作也同样基于葡萄牙贸易点以及与地方当权派的联系。就像在日本一样，非洲的传教活动也在当地精英阶层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甚至有人曾经在长期人手短缺的刺激下试图建设一支土著神职人员队伍：与美洲的情况截然相反，非洲的气候和疾病生态对于大多数欧洲传教士来说都是致命的。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建立的第一批要塞之一是埃尔米纳的圣乔治堡，位于今天的加纳。这里的殖民者进行过一次早期的所谓本土化尝试。要塞里有一尊圣方济各的木质雕像。由于受到当地湿热气候的浸润，雕像的脸和手变成了黑色。总督趁势宣布发生了奇迹：通过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圣方济各已经表明自己成为了当地人的主保圣人。*41*

然而圣方济各的青睐并不能抵消欧洲基督教非洲传教活动的致命弊病，即其与葡萄牙奴隶贸易之间的勾结。当地统治者在非洲内陆围捕了数百万人，并且将他们押往葡萄牙人的要塞，由此出发前往大西洋彼岸，借以维持美洲的种植园经济。这批黑奴为伊比利亚美洲帝国的种族万花筒引入了第三种元素。葡萄牙语巴西人占当地人口最多数——三个世纪以来大约在三百五十万人左右——但自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葡萄牙人就不得不肉痛地与英国和荷兰分享黑奴贸易，成千上万名黑奴就此流落到了北美新教殖民地的种植园。*42* 西班牙人对于黑奴船运行业并不太积极，但他们的殖民地种植园离了黑奴同样支撑不下来。

令人沮丧的是，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讨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所指出的那样，进口非洲黑奴起初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保护美洲土著免受剥削的权宜之计。大部分神职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意味着何等深重的道德灾难。当时的流行观点认为将黑奴从非洲运到美洲是拯救他们摆脱异教黑暗境地的善举。墨西哥城大学里有一位名叫巴托洛梅.阿尔沃诺斯的方济会会士，此人在157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合同法的著作。这书中他眼光敏锐地谴责了上述论点，并且夹枪带棒地评论道：“我不相信人们能够证明，根据基督的律法，可以通过肉体的奴役来换取灵魂的自由。”*43* 他的言论在当时应者寥寥：主流传教士往往还是只关心灵魂不关心肉体。十七世纪早期的西班牙领地上只有两个黑奴引入点，卡塔赫纳（今哥伦比亚）就是其中之一。两个特立独行的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多瓦尔和佩德罗.克拉弗，花了几年时间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面向刚刚活着横渡大西洋来到码头的西非黑奴进行布道。耶稣会的事工活动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细节：他们会为洗礼仪式提供大量的清凉饮用水。绝望而感激的黑奴自然更加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息。

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他们的教牧工作勇敢地反抗了主流文化并且在殖民者群体当中激起了切实的反对。他们首先会向处境悲惨的黑奴灌输负罪感（特别是在性犯罪方面），然后就督促悔罪者们悔过自新。但是与西方基督教文化集体犯下的滔天大罪之一相比，这些耶稣会士规劝受害者悔罪的努力实在是怎么看怎么别扭。*44* 他们还令人无语地尝试适应体系，打算横跨大西洋前往贩奴航线的起点为黑奴们进行洗礼。位于今天安哥拉的洛安达城是西南部黑奴离开非洲的主要集散点，城内神职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启程之前为他们施洗。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人宣布英国领地废除奴隶制且葡萄牙人正式跟进之后四十年，葡萄牙的洛安达主教依然习惯于整天端坐在码头内部的一张大理石椅子上，在俘虏们启程跨越大西洋之前主持洗礼仪式。*45*这样一来，大众传教活动在非洲受阻或者基督教受到当地人鄙视也就不奇怪了。

天主教基督教最有前途的举措并非葡萄牙枪炮强令的产物，而是源自当地人的赞助：在中非的刚果大西洋王国有一位名叫姆本巴.恩金格（Mvemba Nzinga）的统治者，此人成为了一位狂热的基督徒并且采用了阿方索一世这个葡萄牙语名字。他很欢迎伊比利亚教士，还在一番操作之后使得自己的一个儿子在1518年的葡萄牙领受了主教圣职。他在刚果境内开设了葡萄牙语学校，建造了一座恢弘的内陆大教堂城市圣萨尔瓦多充当首都。人们将他称为“非洲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平信徒”。*46* 直到十八世纪他的继任者都将天主教奉为国教，还与国内贵族一起建设了一个真正的土著教会。这个教会的治理总是麻烦不断。刚果国王始终与葡萄牙人龃龉不断，因为葡萄牙人总想利用保教权来自行任命主教：这一点限制了非葡萄牙裔欧洲神职人员的到来，严重阻碍了本土神职人员队伍的建设，还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向了官方基督教与奴隶贸易的的纠缠。十七世纪的刚果君主曾经欢迎过一批意大利嘉布遣会传教士（当时葡萄牙人正忙着与荷兰作战），这些人对于奴隶贸易竭力表示了抗议。1686年，他们从罗马宗教裁判所获得了一份前所未有的针对奴隶贸易的谴责，远远早于任何新教官方行动或主张。*47*

然而尽管做出了如此夺人眼球的象征性宣判，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教皇在地中海内出行乘坐的桨帆船却依然由奴隶驱动，其中一部分奴隶也的确来自奴隶市场。随着嘉布遣会的怒火遭到无视，奴隶贸易继续颠覆着中非社会。刚果于十七世纪陷入了政治混乱，天主教教会的官方机构也随即瘫痪。*48* 就像在伊比利亚美洲和中国一样，教会生活的存续依赖于当地传道员。这些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己的葡萄牙语知识与留守当地的欧洲神职人员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能在自己的同胞当中延续他们所知道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会刻意避免圣礼的形式。这种模式将会在十九二十世纪的非洲再次得到蓬勃发展。正是这套模式维持了非洲最早的本土天主教，还富有创意并广受欢迎地将基督教与多种当地宗教结合在了一起。 1700年左右非洲接连出现了两位女先知：在她们看到的异象当中有一个显著的重要因素：天堂有令，毁坏的圣萨尔多瓦应当得到重建。第二位女先知名叫唐娜.贝特丽兹.金帕.维塔（Dona Beatriz Kimpa Vita），她将嘉布遣会十分爱戴的圣徒帕多瓦的安多尼当成了自己的榜样。1706年，现已支离破碎的刚果境内某个割据国王烧死了她，但她指明了非洲基督教的未来力量之源：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解读欧洲基督教训导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独立非洲教会。*49*

事实证明，埃塞俄比亚的古老一性论基督教文化并非由欧洲人期待当中对抗伊斯兰势力的盟友普雷斯特.约翰领导。实际情况完全与预期相反。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一支葡萄牙远征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之后帮助埃塞俄比亚王国抵挡住了一场伊斯兰圣战，击败了富有魅力的穆斯林统治者艾哈迈德.加齐（Ahmed Granj）。此人的兵锋差点就彻底消灭了埃塞俄比亚及其教会。因此语拉丁基督教一开始很可以借助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善意；的确，西方文学当中第一个正宗的非洲声音之一就来自埃塞俄比亚驻葡萄牙大使。1540年，一位名叫达米奥欧.德.哥伊的葡萄牙人出版了一份广受欢迎的拉丁语埃塞俄比亚国情简介，书中也包括了大使对于故乡教会的描述。*50* 然而其后的耶稣会士全然没有利用好这份优势，而是凭着一腔热情在埃塞俄比亚到处乱撞，尽管这种做法可能使得他们成为了第一批看到青尼罗河源头的欧洲人，比起苏格兰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还要早一个半世纪。*51*

当时天主教与新教徒的战争在传教工作当中制造了一个盲点。正如对待印度二性论基督徒的态度一样，耶稣会只想着如何与印度教、神道教或儒教之类的其他世界信仰打交道，对于当地基督教教友的习俗却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比方说埃塞俄比亚的浸泡式公共洗礼要求教士与受洗人都要赤身裸体，这种做法着实将耶稣会吓得不轻。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战争也在这里得到了致命的重现：耶稣会猛烈批评了他们眼中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教会的犹太化悖逆之举——例如庆祝安息日，男性割礼，不吃猪肉等等。最终怒不可遏的埃塞俄比亚人发动了报复，野蛮地驱逐了全体耶稣会士，还处决了他们当中的几位，随后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又大张旗鼓地重新主张了正宗埃塞俄比亚神学与习俗（其中恐怕也少不了一点点创新）。传教士在身后留下了许多逗人遐想的地中海风格教堂遗址，还吊诡地为埃塞俄比亚艺术主题留下了大量全新造像主题：头戴荆冠的基督，欧式构图的圣母与圣子，甚至还有源于阿尔布雷特·丢勒版画的装饰图。很显然埃塞俄比亚人更喜欢耶稣会的绘画而非神学教导。*52*

所以非洲人在与西方基督教的对抗当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甚至广泛遍布于美洲各地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日后的法国）种植园当中，在表面的选择权被夺走之后，他们依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黑奴们将一整套宗教信仰与实践的集体记忆带到了美洲。在十六十七世纪，奴隶主会特别留心将同一族群的奴隶隔离开来。但是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奴隶贸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做法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非洲特定地区的族群也就越来越完整地来到了新世界。鉴于贝宁和尼日利亚地区的战乱向沿海奴隶市场输送了大批俘虏，西非宗教在黑奴群体当中就成为了主流。西非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与故乡与族群捆绑在一起，现在这两者都已经失去了，因此西非宗教的大部分内容也很难维系下去。于是祖先崇拜遭到了其他信仰的取代。天主教包围着被贩卖到新世界的人们，他们也很自然地从天主教当中为自己所熟悉的神祇借来了新的荣光。天主教教会允许黑奴组织兄弟会。就像在天主教社会当中的其他地区一样，兄弟会的生活未必这么容易就会受到官方控制。这种天主教次级结构以改良主义的方式将其他多种灵修活动的记忆建设性地焊接到了一起，各种新宗教与各种身份认同也随之涌现出来。这些彼此多有重叠的新宗教当中包括法属海地的巫毒教（Vodou），葡属巴西的康多拜教（Candomble），西属古巴的萨泰里阿教（Santeria）等等。反过来，美洲的合成宗教也滋养了非洲本土宗教；这也是跨大西洋人口贩运的组成部分。*53*

萨泰里阿教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就像许多其他基督教标签一样，这个名称一开始也是一种侮辱或者说居高临下的称谓——如果要为Santeria这个西班牙语单词生造一个对等的英语词汇，大概应该是“saintery”——但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骄傲的标签，这个标签背后的宗教就像许多伊比利亚-非洲合成宗教一样，在构建之初就十分务实。萨泰里阿教可能是所有合成宗教品种当中最接近天主教的一支，所以在古巴天主教当中很难将教区教堂里的天主教活动与萨泰里阿教区分开来。鉴于萨泰里阿教无孔不入的影响力，我们也无法获取关于萨泰里阿教教徒具体数量的统计结果。对于黑奴们的兄弟会来说，将圣徒当做保护伞的的好处在于圣徒可以替代西非的神祇等级。在非洲约鲁巴人的崇拜体系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创世神奥罗伦（Olorun）（这位神灵实在太过强大，以至于根本不关心鸡毛蒜皮的人类事务）。比创世神低一等的是次神或者说奥里沙（orishas），这些非洲宗教当中的次级神祇与所有人类活动都脱不开干系，而且每个人天生都会与一位奥里沙联系在一起。而在天主教实践当中，每位信众也完全可以选择一位专属个人的主保圣人。这样一来在两个世界的圣者之间寻找相容特质也就顺理成章了。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教堂内部可谓躲也躲不开，因此将她那无所不在的形象与泰诺人的女神阿塔拜伊（Atabey）或者约鲁巴人的次神奥舒（Oshun）与耶玛娅（Yemaya）混同为一体也是水到渠成的做法。在古巴，身为全国主保圣人的圣母从未遇到过任何竞争对手。*54*

如果不考虑这种身兼二职的情况，我们恐怕很难解释为什么圣芭芭拉会在古巴教堂的祭台和绘画当中如此广受欢迎。就传统而言，圣芭芭拉与雷电关系紧密，后来又与火药拉上了关系。因此她可以替代掌管雷霆的次神山高（Shango）。尽管山高是男性，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但是这位神祗的确有过男扮女装的经历。有一次他与自己兄弟奥岗（Ogun）的妻子欧雅（Oya）通奸，并且在事后假扮成欧雅的模样从而逃过了奥岗的怒火（我们只能想象黑奴信徒们在传道教士赞许的目光下点燃香烛的时候会怎样回想起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根据另一套不那么出格的设定，圣芭芭拉与欧雅完全就是一体。*55*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圣帕特里克居然在许多巫毒教圣所当中占据显要位置。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他也曾是一名奴隶，曾两次越过大海，第一次被掠为奴，第二次则奔向自由。此外他还像海地人信仰当中的次神达姆巴拉（Damballah）一样拥有号令毒蛇的权柄。于是这位爱尔兰的福音使者与主保圣人得到了其他族群的热情接纳。殖民政权窃取了这些人的生活，而圣帕特里克的故乡也遭受了英国殖民统治的蹂躏，双方可谓同仇敌忾。*56* 经历了如此富有成效而又复杂巧妙的象征主义融合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都不奇怪。比方说约鲁巴族的神祇，正义感极强的战士之神奥古（Ogou）就与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伯合二为一（就连摩尔人死尸的配图也一并接收了过来）。然后这两人在海地岛上又吸收了让-雅克.德萨林，杜桑.卢维杜尔以及亨利·克里斯托夫等等海地解放英雄的形象。十九世纪的海地禁止当地人谈论德萨林，但是游行队列总能耀武扬威地抬举着圣雅各伯的画像招摇过市。*57*

立志将基督教信息传遍世界的耶稣会传教士与行乞修士传教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初在加拿大法国殖民地边界地区久经折磨并惨死于原住民手下的事迹即便放在整个基督教受难史当中也足以名列前茅。甚至就连出行风险都能成为某种形式的殉道：在1581年到1712年之间，共有376名耶稣会会士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其中有127人死在了海上。*58* 但是有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欧洲人不愿平等对待他们所接触到的其他民族，尽管他们将自己眼中等级不同的文化进行了区分。这种态度意味着传教士始终不愿意大规模册封本土教士，也不愿赋予他们与自己相等同的权力。在刚果，许多当地神职人员（一般来自精英阶层）都很讨厌欧洲同事们纡尊降贵的态度或者将自己边缘化的作法，以至于他们最终成为了煽动当地人仇恨葡萄牙的主要力量。至于在美洲，教士强制独身制度的问题再度冒头并且逐渐侵蚀了教会的信誉。

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日渐虚弱，传教工作也难免遭殃。在全世界任何地区，只要基本上由欧洲人组成的教会结构陷入倾颓，当地的基督教就一定会黯然失色。先天条件相对欠佳的伊比利亚王国居然能打造出一个世界帝国，着实算得上一桩了不起的成就。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日俱增，其他欧洲列强的干涉力度也越来越强。首先出手的是新教荷兰联合行省，英国和法国也紧随其后。随着南特敕令的落实，法国逐渐恢复了在欧洲生活当中的主导地位，天主教法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海外传教的缺口；十七世纪的法国承担了对抗奥斯曼帝国并且守护基督教的职责，还赞助了美洲北端的传教活动。在1658年，两位法国传教士主教创建了一个世俗修士社团，还撰写了一部传教工作指导手册，涉及远东与越南，以及中国境内允许传教的区域——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这部手册不仅促进了当地教会发展，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但是随着路易十四的权柄在欧洲新教军队手中受挫，世界性传教活动的主导权也从天主教南欧转向了新教中欧和不列颠群岛。1773年，各个天主教大国集体发声，迫使教皇压制了耶稣会。接踵而至的法国大革命又造成了进一步的创伤。近三个世纪的天主教世界性传教就这样遭受了最后一击。现在轮到新教教会响应世界传教的召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