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与德国敬虔主义运动相平行而且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另一场运动是英语新教的复兴，这场运动也被人称为福音派复兴。*54* 福音派复兴的背景思想与刺激得敬虔派采取行动的关切相类似：虔诚的英国新教徒发现自己身处的社会正在不断变化，而他们为此感到十分不安。英国的经济日益繁荣，社会风气也日益世俗化，这样的环境反衬着宗教法庭的失败，这个国教会从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继承而来的纪律维护机构如今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在1642年第一次英国内战爆发的时候这些措施还足够有效。但是在1662年得到恢复的主教体系未能将所有英国新教徒容纳在内之后，宗教法庭就再也没能恢复原本的力量。1688年之后，宗教法庭的衰落更加明显了。与路德宗国家相比——当地的敬虔主义发展同样受到了多种社会干扰的阻碍——英国的教会纪律崩溃远远更加极端，但是大环境所催生的焦虑情绪却十分相似。英国议会在1697年至1698年通过了《有效打击亵渎悖神行为法案》（Act for the effectual suppressing of blasphemy and profaneness），这里的主要目标是系统化的反三位一体信仰。该法案的出台意味着立法者们承认如今可以将所谓的苏西尼主义视为针对教会的严重威胁，而且教会无力采取资助行动来作出反击。早在1697年，苏格兰人已经以渎神罪名处死了一位叫做托马斯.艾肯海德（Thomas Aikenhead）的怀疑者，这项杀气腾腾的基督教实践甚至在苏格兰内部都遭到了广泛批评，此后再没有得到过重复。自然，英国议会的法案也没能阻塞神学变革的潮水。*55*

英国对于新形势的第一反应是就是将基督教能动性导入志愿团体。有些志愿团体类似于斯彭内尔的敬虔团契，位于各个教区内部的敬拜团体。但是许多此类团体都遇到了问题，人们怀疑这些团体可能是所谓“詹姆斯党”的招牌组织，意在辅助流亡国王詹姆斯或者他的继承人重获英国王位。*56* 从政治角度而言，更稳妥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发展那些以具体行动应对明显需求的志愿团体。上文中我们已经见过了两个此类组织：成立于1698年的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和创立于1701年的福音传播会。除此之外的第三个此类团体名叫礼仪改革会（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该组织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在伦敦和其他地方乡镇成立，旨在推进公共道德。他们与所有那些悲叹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并且乐意花钱雇佣线人查访各种罪孽以便发动公开指控的人们结成了不甚稳固的联盟。这个建立新教版本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计划并没能招募到多少线人，因为英格兰对于克伦威尔时代为了加强内战之前主教教会法庭的纪律执行而做出的清教式努力已经厌恶到了骨子里。到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教义争执，礼仪改革会的工作已经崩塌了一地。*57* 有人可能会说，福音派复兴就是对于这场失败的回答。这场全新运动正是在礼仪改革会陷入崩溃的十年间开始蓄势待发的。

就像敬虔主义和摩拉维亚教会一样，英语福音派试图建立心之宗教以及个人与耶稣基督的直接关系，要求信徒牢记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正是通过受难在圣父面前赎清了人类的罪孽。这又是源自奥古斯丁并且经由路德过滤的信息。这种冲动的一部分在国教会找到了落脚之处，但它也振兴了十七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异见教派，还产生了一个新兴宗教团体。这个团体之所以没能成为官方教会的一部分，并非出于算计，而是纯属偶然。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名叫约翰.卫斯理，他的团体日后将会发动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卫斯理下大力气完整记录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其详细程度足以令任何一位敬虔主义者感到眼红。他这么做是为了保证自己讲述的生平经历能够首先得到倾听。*58* 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卫斯理也是一位圣公会牧师。他的姥爷也同样曾经是牧师，查理二世复辟之后此人就被官方教会当成异见者并且遭到了驱逐。但卫斯理的父母都是坚定的托利党。事实上，他的母亲在一段时间里还是拒誓者。塞缪尔与苏珊.卫斯理两口子在皇室继承问题上的分歧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夫妻生活——卫斯理的受孕其实象征了夫妻二人意识形态的再度统一。*59* 詹姆斯国王逃跑之后，高派教会成员就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因为随后的政权往往会不无道理地怀疑他们的忠诚。卫斯理从小熟悉的教会现在遭到了截然不同的“放纵主义者”宗教风格的影响。

早已与官方教会脱节的青年卫斯理走上了领受圣职的家庭职业道路，还获得了牛津大学某学院的奖学金。对于四面楚歌的高派教会而言，这所大学仍然是他们的坚强堡垒。在这里他聚集了一群朋友共同进行敬拜生活，并按照反宗教改革兄弟会的风格从事慈善活动。他们的有序生活方式为他们赢得了起初颇有嘲讽意味的“循道派”或者“卫理宗”（Methodists）头衔。之后卫斯理的宗教观又受到了更广泛的影响。他和他的兄弟查尔斯在1735年前往了新成立的英属北美佐治亚殖民地，代表福音传播会（该组织本身就是由高派教会成员把持的）在定居者当中开展工作。由于卫斯理本人的教牧手段十分笨拙，兄弟二人最后毫无建树，只得灰头土脸地返回英国。但是在返程期间，一队摩拉维亚教会人员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不仅作风虔诚，而且既开朗又勇敢，当猛烈的风暴吓坏了船上其他人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却不为所动。

从佐治亚返回英国的途中，自信心严重受挫的约翰.卫斯理得到了来自摩拉维亚教会成员的极力安慰。这使得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时刻的发生场合颇有些含糊意味，正好位于他本人的高派教会出身与他那熟悉已久的新发现之间。在1738年的一天晚上，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晚祷之后，他“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大教堂附近奥尔德斯盖特的一场摩拉维亚教会祈祷集会。虽然庄严的晚祷音乐犹自在他的脑海中回响，但此时他却听到了马丁.路德对于保罗在罗马书中传递的信息的重新宣扬——因信称义。他觉得“自己的心房奇怪地温暖起来”——此外还有一条不经常被人们想起，但是很符合当事人性格的事实：这种感受促使他当即为“所有曾经处心积虑地摆布并且迫害我的人们”进行了一场绵里藏针的祈祷。*60* 宗教改革在他身上复活了。他坚信自己决不能仅仅寻求个人的圣洁，而是要将救赎的信息尽可能地传播开来。就这样，卫斯理在英伦三岛踏上了终其一生的传教之旅。他从摩拉维亚教会那里受益良多，尽管他最终与他们断绝了关系——至少他学到了四方出游的重要性。不知疲倦的旅行最终破坏了他于1751年步入的婚姻。这场婚姻自打一开始就算不得美满，因此频繁出行对于卫斯理来说也是很好的脱身之策。*61*

卫斯理的传教工作发生在英国经济飞速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在他的漫长传教生涯当中，工业革命的势头愈发迅猛，巨量人口以大大加快的速度流向了全国各个新兴制造中心。这些大型制造业城市对于官方教会来说十分棘手，因为古老的教区分布很难自我修正与扩张。这些进城人口怎样才能得到他们理应得到的教牧服务呢？怎样才能将他本人听到的好消息传播给这些人呢？卫斯理给出了一个对于高派教会圣公会信徒而言十分标新立异的答案：在1739年，他（起初颇为紧张地）跟着他的朋友与同事乔治.怀特菲尔德进行了一场露天布道，恰似复兴主义耶稣会士在天主教欧洲所做的那样。这次布道的戏剧性结果令他大为震惊。围观人群从未见识过教育良好的神职人员直接向他们发言并且如此用心，他们陷入了强烈的集体情绪当中，深切感受到了自身的罪孽与解脱，他们又是笑又是哭，还在地上打滚。必须对这些人采取行动。

卫斯理很喜欢组织别人。他派出许多旅行布道人在兴奋的民众——他们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们在基督教信息当中找到了宁静与个人尊严——当中建立各种社团。这些布道人采用了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卫理宗”绰号。不久他们又学会了歌唱约翰的哥哥查理创作的赞美诗。查理在赞美诗创作方面确实很有天赋——终其一生大约创作了九千余首。这些赞美诗大量提及了耶稣受难的神圣伤口与鲜血（虽然并不像摩拉维亚教会那样热衷于湿乎乎血淋淋的描写）。所有这些赞美诗都贯彻了一条典型的卫斯理主题，即只要接受了耶稣的受难，就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耶稣承受的一切苦难都是为了“我”。福音派的典型特征就是强调耶稣与个人的直接关系，强调救主的目光如何慈爱地注视着最可悲的罪人。*62*

今天的卫理宗信徒依然能利用这份遗产将听众们感染得如痴如醉。他们依然会歌唱充满活力的早期赞美诗曲调。许多此类曲调都喜欢用此起彼伏高下错落的壮丽旋律反复重复歌词，然后再引出令人满意的和声解决。这些所谓的“赋格歌”（fuguing tunes）需要一定的歌唱技巧，卫理派也很看重歌唱技巧。*63*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音乐成为了礼拜堂文化的最显著特色之一。礼拜堂是一个包容所有人的社团，为有序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安全且健康的环境。此时的英国人喜欢就着一首源自肯特郡，名为“克兰布鲁克”的赋格歌曲调演唱一首胡言体民谣《在伊尔克利草原上没戴帽子》（On Ilkla Moor Baht'at），据说这首民谣就是某约克郡礼拜堂唱诗班根据乡间小调改编的。但是克兰布鲁克与查尔斯.卫斯理的原创词句结合之后能都成为更加优美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就是卫理宗的主题曲：

但愿万口欢声高唱，

颂扬救主我王！

赞美我神恩爱深长，

并祂莫大荣光！

耶稣之名能消惊恐，

堪慰心中忧情。

好似仙乐进入耳中，

欣得生命安宁。

主除过犯灭绝罪权，

斩断罪奴锁链。

主血能洁至污不堪，

主血使我完全。

卫斯理的运动与公教会逐渐分离了开来，卫理宗的赞美诗也是这一过程当中的一个元素。卫理会全无章法且吵闹不堪的活动令教会当局深感忧虑并且激怒了许多教区神职人员。面对如此之多的敌意，卫斯理在一些地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露天讲道，甚至还会忘记自己的圣公会原则，接受异见人士的热情款待。他于1739年在伦敦和布里斯托修建了总部，很快他的社团就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布道所（preaching house）。这就提出了身份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卫斯理一直不把自己的运动称为教会，而是采用了“宗派”（Connexion）的名头。而且他还在职业生涯中期（1758年）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反对与国教会分离的原因》（Reasons against a separation from the Church of England）。他是不是仅仅创办了又一个新社团，借此为圣公会带来活力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在长老会苏格兰的教众团体又算什么呢？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维持他的布道所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宣布它们是异见教派教堂（Dissenting chapel），并且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注册。1787年，他不情愿地向自己的社团提出建议，认为这项措施势在必行。

此时其他方面的大环境也使得这项措施成为了势在必行之举。卫斯理的传教士开始在英属美洲殖民地获得成功，但1776年美国革命的爆发使他们受到了严重影响。众多圣公会教士纷纷打道回府，以至于卫斯理的美国追随者们连圣餐都无处领取了。身为高派教会圣事主义者的卫斯理——卫斯理兄弟俩都很乐意用“圣体实在”的语言来讨论圣餐礼——觉得这种情况令他无路可走。美国没有一位能够祝圣新神职人员的圣公会主教，卫斯理也无法说服任何一位英格兰主教以身涉险。因此他转而寻找历史先例为自己助阵，并或多或少地在亚历山德拉教会早期历史当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这段历史当中，教士与主教一样都有权祝圣。因此，以“国教会长老”身份为基础的卫斯理复兴了这项做法。身为圣公会教士的查尔斯对于这一举动大感痛惜，但约翰顽固地拒绝承认自己采取了任何与国教会一刀两断的举措，甚至当他打着事急从权的旗号在英伦三岛内外为其他人祝圣的时候都没有改口。更加前后不一的是，美国卫理宗领导者自称主教的行为——这项传统至今依然保留在美国卫理宗当中——令他怒不可遏。甚至直到生命行将终结之际，他依然反复重申自己生是国教会的人，死是国教会的死人（查尔斯也是一样的态度，不过远没有他那么纠结）。*65*

换句话说，将晚年的卫斯理称作圣公会信徒就好比将新生铎夫称作路德宗一样：也对也不对。假如出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卫斯理完全有可能创立一个修道教团或者结构灵活的社团，并且就像耶稣会那样在官方教会内部谋得一席之地（甚至就连耶稣会一开始都经历了不少困难），但是英国宗教改革早已堵死了修道路线。卫斯理一直刻意回避着自己行为造成的全部后果，这意味着他为自己的布道人与社团留下了一大堆麻烦。他于1791年去世之后，原本被他的个人威望压制住的问题随即暴露出来，社团身份认同与教会管理的问题立刻致使卫理宗成员们打成了一团。由此产生的争吵往往很伤感情。英国卫理宗虽然在人数和影响力方面持续增长，但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一直内部分裂不断，不断地与一开始的“卫斯理宗派”拉开距离——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卫理宗一直是衍生新式宗教身份的沃土。卫理宗信徒们仍然歌唱着查尔斯的赞美诗并且拥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实行所谓的“心之宗教”，并且十分珍视卫斯理对于基督徒有可能达到完美境界的乐观断言。这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典型的卫斯理式矛盾。虽然约翰.卫斯理热爱路德关于基督在受难期间为了人类罪孽而牺牲以及恩典对于救赎的必要性的论述，但是他同时又秉承高派教会立场，因此拒绝接受命定论，并且肯定人类普遍具有接受上帝的潜力。他想激励他的信徒在活跃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尽自己之所能，并且抬出来了特立独行的十六世纪荷兰归正宗教士雅各布斯.阿明尼乌来挑战归正宗的救赎观。他甚至将卫理宗的内部刊物起名为《阿明尼乌杂志》，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意图。大多数国教会神职人员都会同意他的观点。卫斯理特色鲜明的救恩论将会具有非凡的长期共鸣。

福音派复兴的众多领军人物绝对没有全都被卫斯理宗派及其分支席卷一空。卫斯理的早期同事怀特菲尔德就极其不同意卫斯理否认加尔文主义命定论的立场，还创办了自己的加尔文主义教众集体。怀特菲尔德缺乏卫斯理的组织天赋，他的才能在于演讲。位于马萨诸塞纽伯里波特的老南方长老会教堂里面树立了一块专门缅怀他的纪念碑。碑文当中有一句谚语可能会误导现代听众，但是对于使徒时代之后的布道人而言其实算是恭维：“从未有哪个如此缺乏天赋之人面向如此庞大之群体进行过布道”。不过许多福音派神职人员还是设法避免了国教会强加于怀特菲尔德追随者的分离政策。卫斯理曾经写过一句名言：“我将整个世界视为我的教区。”而这些神职人员却很乐意在现有的国教会教区结构之下开展工作。*66*他们的能量将不少领域和教区改造成了福音派宗教实践的据点。因此到了十八世纪末，英格兰神职人员和士绅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鲜明的福音派群体——尽管其内部依然分裂成两派，一派倾向加尔文主义，另一派则像卫斯理一样倾向阿明尼乌主义。

福音派、卫理宗以及异见者的同盟开始了重塑英国社会风气的漫长过程。他们的用意是让英国远离十八世纪开始兴起的外向型消费主义，努力使英国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律自我约束。此时的国立教会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他们还鼓励教众们在物质与属灵两个层面上都要追求进步。查尔斯.卫斯理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就给出了明确的暗示：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

也蒙宝血救赎大恩？

主为我受痛苦鞭伤，

也为我死在十架上？

奇异的爱，怎能如此—

我主我神为我受死？

奇异的爱，怎能如此—

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在这里，卫斯理的丰饶想象力借助当下这个活力十足的商业社会所熟悉的语言形成了抓住人心的比喻：罪人可以通过救主之血来“蒙大恩”（gain an interest），就好比他们可以通过开店或者开作坊——甚至经营工厂或银行，假如他们混得足够好的话——来获取利润一样。许多苦苦挣扎，财务方面岌岌可危的人们在歌唱卫斯理的赞美诗时恐怕都抱着这样的希望。救恩带给他们的喜悦与宽慰令他们下定决心为自己与家人争取更体面的生活。辛勤工作与严格道德就这样结成了联盟。如果当真曾经有过任何类似“新教工作伦理”的价值观，其根源正是卫理宗与福音派复兴，而不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67* 当时最突出的英格兰福音派活动家名叫汉娜.摩尔，她在全国范围内以及自己的西南诸郡家乡为穷人提供了可观的教育与慈善服务。最近的一位传记作家很得体地将她称为“第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尽管摩尔去世时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还只有十四岁，但是她率先设置了道德严肃的范式，这也是十九世纪英国人特别偏好的公开自我形象。*68* 这一范式的效果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福音派都是天生的活动家，而且此时他们开始跟随摩拉维亚教会的海外发展路线。由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行为表现。这两个由百余年战争以及大英帝国扩张共同打造的大型国际机构产生了大量退伍老兵，而约翰.卫斯理手下的一大部分旅行布道人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退伍老兵们非常适合他所要求的艰苦生活方式。或许是因为惦记着关于军人行止的传统不良印象，我们常常不甚明智地忽视英国武装部队在福音派复兴的扩张当中起到的推动作用，尽管英国军队一方面足迹遍布全球，另一方面又在内部消解了士兵之间的出身地域差异。我们看待军队的角度应当像看待十八十九世纪交汇期间的其他任何机构与群体一样。在军队里面，背井离乡、终日生活在混乱危险当中的个人也在为自己的生活苦苦寻求着身份认同与指导框架：福音派原则对于士兵的吸引力就像对于其他人一样大；考虑到士兵们总要面对暴力和死亡，这份吸引力或许还要更大。此外，英国陆军和海军始终拥护无党派的爱国主义，这也与英国福音派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涉足政治、同时又倾向爱国保守主义的总趋势遥相呼应。*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