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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话商君】说秦国(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履虎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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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话商君】说秦国(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吕氏春秋察今》侃侃言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接着,《吕揽》补充了个小寓言——“刻舟求剑”,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要而言之,《吕揽》认为,并不是谁刻意要变法维新没事找事,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固有的旧法令很难适应当前的新形势,因此,法令制度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时代潮流而损益更改。

从春秋发展到战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统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墨守成规,不改变旧的法令制度,就唯有灭亡一个下场。因此,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各国纷纷开始了变法运动。与商鞅在秦国变法的同时,魏国有李悝,韩国有申不害,楚国有吴起,齐国有邹忌,一时之间,各国纷纷开始了变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时期。

对各国变法的效果做一番比较,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回答说,由于商鞅变法最为成功,因此秦国强盛了起来,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东方六国变革不彻底,所以,最后在兼并战争中失败了。

上面的问题掩盖着下面的这个问题,即:如果把商鞅同其他变革者做一番比较的话,是不是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人的能力远远不如商鞅?东方六国变革不彻底,根本原因是否在于没有招聘到最优秀的人才?换言之,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商鞅个人的能力强呢,还是由于秦国的客观条件更适宜于变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成功与失败是相对的。其实,各国的变法都有一定的成效,都取得了成功。只不过,由于秦的社会客观条件最适宜新法的推行,因此我们才说,“商鞅变法最为成功”。

那么,秦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秦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无比优越。这是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第一个条件。

首先,秦的地理位置优越。

秦国不像郑、鲁、周、卫一样,身处于华夏文化圈的中心区域。同时也不远离文化中心,如西域、巴蜀那般孤悬域外。秦国同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一定的距离而又不是非常遥远,这使得秦国既能脱离当时纷纭的“国际”斗争,又能感受到当时的“国际”政治动向,接受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能不失时机的向周围扩张,有扩展空间。概括秦国的地理位置,优越就是两个字。

春秋时期产生的大国,晋在北,楚在南,齐在东,秦在西,其地理位置都不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而是处在中原文明区的周边,无一例外。就连春秋后期突然出现的两朵奇葩吴国和越国,也是地处东南,不居于天下之中。相反的,中原地区原来的几个强国,如卫、郑、宋、鲁,由于缺乏扩张的空间,尽管曾经强盛一时,但一直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无法脱颖而出,最终只能归类于二流甚至三流之列。

其次,秦国的地势险要。

秦国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南拥秦岭,北据黄河,中间凭依着崤函之险,一条大路通向中原,进可攻,退可守,在地势上占据了有利的战略位置。进攻时大门一开,秦兵如洪水般倾泻而出;防御时关门一闭,将东方军队堵在潼关之外。险要的地理位置,使得秦国拥有了战略时机的选择权,秦国可以选择最佳时机出境作战,战争也将在别国的土地上进行。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秦军专一进攻,几乎从未在境内防守过,关中地区也从未遭受兵燹之灾。有句成语叫做“百二秦关”,是专门用来形容秦国地理形势的险要的。关于“百二”两字的准确定义,一直存在几个解释,但都嫌牵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也无必要)搞清楚其真实含义了。不过,用“百二”二字来形容秦国地势的险要,也同样是清清楚楚明白无误的,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

还有,秦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力量强大。

秦所处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号称“天府”。《禹贡》称:“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土地肥沃再加以人民的勤劳,秦国的农业生产一直非常发达。鲁僖公十三年,北方大国晋国曾经发生饥馑,只好向秦国借粮。秦穆公不顾群臣的反对,慷慨应允,将大批的粮食借给晋国。《左传》云:“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秦国畜牧业也非常发达。在关中平原的周边以及天水、陇西等处,山原广阔,水草丰茂,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秦的祖先就是牧马人,秦地盛产良马,而马在古代战争的重要性则是无可替代的。

秦的手工业发达,特别是冶铁业发达。秦国很早就掌握了铁的生产技术。春秋早期的一首《秦风》唱道:“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句中的“驖”字,就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铁”字。用铁的颜色来形容马的颜色,说明春秋早期的秦人已普遍认识铁了。据考古资料证明,秦的生产力发展很快,春秋中期便开始使用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公社(村),发现了春秋中期、早期的陵园八处,计大墓二十五座。其中一号陵园一号大墓,墓道长达300多米,其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24米,总面积五千多平方米,比殷墟武官村大墓的面积大十几倍;总土石方达八万立方米,比武官村大墓大四十余倍。墓内发现除发现六名人殉外,还发现了三把铁铲,这证明秦国在春秋中期便开始使用铁器。

关于秦的自然条件,一直被当时人们及后世人们所看重。西汉初年讨论建都大计时,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一个是洛阳(中原),另一个是长安(关中)。刘邦的大臣多是东方人,因此大家都愿意建都洛阳,刘邦本人其实也是倾向于选择洛阳。正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也。而儒臣娄敬反对建都洛阳,提出必须把都城建在关中。娄敬认为:

西周建都洛邑,是因为洛阳是天下的地理中心,四方各地的诸侯来交纳贡物赋税,道路都是均等的。君主有德则可以在此统治天下,后代无德就容易因此灭亡。汉朝的建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天下之人肝脑涂地,枯骨曝露于野。这同周朝的成康盛世是无法相比的。而关中秦地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关中一带还是可以保全的。首都建在关中,控制着秦国的原有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刘邦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是山东地区的人,争辩说:周朝建都在洛阳,存在了几百年,而建都关中的秦朝二世就灭亡了!(风水太糟糕不吉利啊有木有有木有)更何况,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靠黄河,面临伊洛,也是有险可守的啊。

刘邦犹豫不决,最后去问张良。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正如贾谊《过秦上》所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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