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总理生前最后要见的人---罗青长同志因病去世 享年96 -- 螺丝钉

1949年春末,当许多国民党军政高官安排家眷逃往台湾时,蔡省三却主动向蒋经国要了个官——“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没有多少正规部队),带着他的“双枪女将”夫人,回到老家江西上饶一带打共产党的“游击”。扛着少将牌牌的蔡省三苦捱了5个多月,还没来得及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就在与人民解放军的交锋中兵败被俘,这年他才30周岁。

蔡省三于1951年6月被江西上饶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之所以没有立即处决他,是考虑到他本人没有什么血债,加上他是蒋经国的重要幕僚,知晓许多国民党军政机密。

蔡省三是极为精明的,深谙“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所以在表面上十分顺从监管人员,让人感觉他的表现在江西第三监狱的几千名重刑犯中算是好的,因此在1954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同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一样,蔡省三是在20余年的服刑生活中,通过许许多多耳闻目睹的事实,在受到无数次强烈的思想震撼后,渐渐发生转变以至于从思想上彻底投向共产党怀抱的。曾与溥仪、黄维等人同为“难友”的蔡省三,在监狱里苦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写下了1000万字的笔记,还多次向犯人作辅导报告。“文革”期间,他竟然以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编纂了10万字的《毛主席论国民党反动派语录》。蔡省三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担任了战犯学习委员会主任一职。

1975年3月18日,中央作出了“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从此,蔡省三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当时,蔡省三与其他在押战犯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家相觑许久后,蔡省三猛地站起来,以抑制不住的激情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十人赴台”的风波中

更使蔡省三和全体特赦战犯为之激动的是,同年3月23日,叶剑英、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了他们。在得知这一喜讯之前,战犯们议论着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一封感谢信,众人一致提出由才思敏捷的蔡省三担当此任,蔡毫不推辞,以半天时间一气写成。在接见中,由战犯中职务最高的黄维宣读了这封信,并请叶剑英转呈毛泽东。

当晚,毛泽东看了这封信,立即批转“发至全国团以上干部传阅”,还指示给每个战犯补发200元零用钱。

获赦后的蔡省三,总在心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年龄不算大,身体也好,下半辈子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呢?在历经了思想上不知道多少次剧烈碰撞之后,他终于得出了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到台湾去!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这一念头,并非蔡省三心血来潮,而是源于一定的现实基础。他知悉中共中央对于释放全部国内战犯的方针中有这样的指示精神:“对特赦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走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给以欢迎。”另一方面,自己在台湾有许多故旧朋友,特别是向来器重自己的“蒋太子”在台湾地位非同寻常,到那里去不是回“老家”吗?

让蔡省三感到兴奋的是,还有一些获释战犯也想到台湾去,不过这些人都有妻子儿女在台湾。

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很快批准了蔡省三等人去台湾的申请。申请者共有十人,除蔡省三外,其余九人的大致情况是:

王秉钺,71岁,曾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有母、妻和四子女在台。

王云沛,70岁,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妻子儿女在台湾。

段克文, 68岁,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其侄儿在台。

周养浩,69岁,曾任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1949年在昆明被俘,有7名子女及妻子在台。

张铁石,61岁,前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其母亲、妻子和三个子女居于台中。

陈士章,74岁,在十名申请赴台的战犯中年龄最大,原为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有妻子和4个子女在台湾。

赵一雪,67岁,前国民党军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因自小由叔父养大,赴台目的是会见叔婶。

张海商,68岁,前国民党二 0四师上校团长,有妻子和两女一子在台湾。杨南屯,70岁,前国民党一五0师上校团长,1948年在徐州被俘,有三个子女在台湾。

以上十名获释人员在得知他们的申请被批准后,曾对记者谈话表示:申请去台是探亲访友,与家人团聚,或将家人接返大陆。除此未负任何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蔡省三在台湾没有亲属,他表示是赴台拜望故旧朋友。与其他人相同的是,10名申请赴台人员都对中共的人道主义政策赞不绝口。

蔡省三赴台的准备,是特意到王府井大街买了一套杭州刺绣,打算送给老上司、老朋友蒋经国。

4月中旬,蔡省三等十人离京赴台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设宴饯行。副部长童小鹏等在同他们的酌酒话别中,重申了党和政府“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针,一再表示:“政府不委托你们任何事情,只希望你们早日到台湾同亲人团聚。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政府照样欢迎。”是月13日上午,蔡省三、王秉钺等十人离京时,童小鹏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以及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等许多人士到机场送行,有的嘱托到台湾后向好友致意。

蔡省三是赴台人员中年纪最小又最活跃的,登机之前,他笑着问童小鹏:“童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之后,若是让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语气肯定地作答:“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蔡省三等赴台人员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台北当局对他们的回归采取了不理、拖延的拒绝态度。尽管香港的所有报纸大篇幅地报道这一重大新闻,美联社记者还发表了 “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出新姿态”的评述,但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此三缄其口,甚至查禁进入台湾的登载此类消息的港澳报纸。直至4月底,台湾《中央日报》才报道:“获中共释放的所谓‘战犯’,皆系中共统战工具。此番申请入境应公开表示其反共反毛,万里来归的明确立场。”台湾的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则说:“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工作人员进来。”于是,这些昔日国民党的重臣名将,先是被国民党当局晾在香港,而后来又被诬蔑为中共的“间谍”、“统战工具”,不准回台湾与亲人团聚。合众社发自台北的一则电讯称:“台北政府深感厌恶中共竟选在国葬之时(指蒋介石不久前去世),遣派10名前国民党军官返回台湾。”

台北当局的举动,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也引起赴台人员的极大愤慨。而敢于向国民党当局作出投枪匕首式的诘问的,还是蔡省三。在张铁石惨死香港富都酒店之前,蔡省三就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揭露台北当局的卑鄙举动:“显然的,台湾对于‘十人回台’,确乎事出有因,早在听到中共特赦战犯的消息后,一方面紧急封锁新闻,一方面慌忙地清理‘忠烈祠’里的牌位,因之穷于应付。”针对严家淦在记者会上的讲话,蔡省三与周养浩等人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严正地表示: “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所谓的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天地良心的,我不会这样做!我们不能向对待过自己很好的人反咬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