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敬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调查证明，自从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农村形势已逐步好转，但还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归结起来，主要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党中央认为，必须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把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为此，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

在“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月13日给参加“北三区”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他还在“南三区”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信中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下去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信中还指出，对上述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各级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这两个会议对于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线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3月14日起，这两个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工作。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这封信还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一书记要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强调说，“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