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正当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经受暴力攻击的时候，源自启蒙运动的社会发展则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攻击，这种攻击直接质疑了基督徒对于上帝的描述是否可信。在十八世纪，牛顿力学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神论似乎维护了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地位，而且看起来仁慈宇宙创造者的圣经理念几乎没有遭到任何科学发现的否定。事实上，当时智识基督徒的情绪通过一本在英格兰广受欢迎的畅销书得到了集中体现。这本《基督教观点的证据》（View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由剑桥大学数学家兼神学家威廉.佩利撰写，书中着重阐释了“钟表匠上帝”的理念，这个意象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哲学理念当中：上帝存在的论证以造物当中的设计证据为基础。手表内部的复杂结构决不可能偶然形成，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复杂现象乃至于适应与改变也是一样。*90*

在此背景下，人们养成了系统化物理勘探地形景观的热情，并且发明了“地质学”这个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热情。地质学研究清楚表明，对于圣经当中创世日期表的传统估算——例如乌舍尔主教算出来的公元前4004年——与现实当中地球存在的漫长时代毫无关系。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法国人的研究就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动物学先驱乔治.居维叶不顾横行肆虐的大革命，耐心地绘制了巴黎河流盆地的地层图。他发现，就像人类帝国具有历史一样，岩石和灭绝的生物也有着自己的历史。*91* 之后英国学者也对这项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许多人都是虔诚正统的圣公会神职人员。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位博学多才而且求知若渴的威廉.巴克兰。此人在家里养了一条鬣狗，既当宠物又作为研究对象。他还宣布自己有意将全世界所有受造的动物全都品尝一遍。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地质工作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信仰，因为创世记当中谈到的上帝创世计划的时间跨度仅仅是比喻修辞而已。每当巴克兰辨识出一种灭绝物种的化石时，看到物种形态随着时间推移而有规律地变化，他总会将其视为上帝意旨的进一步证据：鉴于造物的堕落本质，一切尘世之物都有朽坏的倾向，但上帝总会创造新的物种来替换它们。此外他还发现了很多由冰川纪古老冰河散布开来的漂石，这些石头出自同一片岩床，但是如今却相距甚远。在他看来这些岩石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大洪水的无远弗届。

然后查尔斯.达尔文就冒了出来，于是这幅科学与宗教你好我好其乐融融的图景看上去突然就没那么舒服了。达尔文原本打算当牧师，一开始还对地质学抱有并不特别富有成果的兴趣。1835他跟船出海，这次航行的主要任务是开拓传教工作，但却将达尔文的兴趣转向了观察自然现象。在太平洋的偏远岛屿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他发现岛上的动植物物种与其他地方的物种有着显著差异，而且就连群岛当中不同岛屿之间的物种也有很大差异。起初他还以为自己洞察了上帝造物的原本面目并因此而惊叹不已。但是到了1837年，在反复琢磨了自己见到的一切之后，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也许这些新物种并不是伊甸园的遗孑，而是一条极其漫长的发展链条的最终产品，这根链条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群岛与世界其他地区不通往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以这个观点为基础推演出了一套进化理论，完全背离了佩利的世界观（以前佩利正是达尔文最尊敬的权威）。如果想要有意义地理解达尔文的数据，唯一的方法就是假设物种为了生存而彼此竞争，当某个物种对于环境的适应比其他物种更成功的时候，进化就会发生作用：他将这个过程称为 “自然选择”。管控自然选择的意旨绝无慈悲可言。理性为基督教启示充当婢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达尔文绝对不是第一个普及进化论的人。 1844年苏格兰出版商兼业余地质学家罗伯特.钱伯斯就匿名出版了一本《造物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并且在书中提出了同样的理念。尽管钱伯斯文笔优雅，但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依旧失之古怪轻信。不过上市之后这本书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钱伯斯本人就是一件有趣的进化产物，因为他的双手双脚都有六个手指和六个脚趾。想要批驳他要比批驳达尔文容易得多，因为钱伯斯的文字明确体现了无神论思想（尽管他本人其实是个自然神论者）。相比之下，达尔文在1859年初版《物种起源》结尾充满诗意地谈到了造物主“向如此简单的始端”注入生命的“极其壮丽之举”。*92* 而且自从这部饱经修订的著作开始，到后1871年的另一部著作《人类起源》为止，达尔文还逐渐放弃了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坚持。此后奥地利修士格里格.孟德尔表明他应该坚持自己最初的洞察。然而达尔文的中心论点却始终未曾动摇，即人类不是上帝的特别造物，而是进化链的一环。达尔文家族的许多亲疏成员都曾经深入参与过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威廉.威伯福斯与托马斯.克拉克森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达尔文自然也受到了这股热情的感染，尽管他最终脱离了激励过许多自家亲属的福音派基督教。他认为自己对于一切生命本质统一的实验性展示肯定了全人类跨越种族分歧的一体性。无论后世所谓的“科学派”种族主义者如何歪曲利用进化论，都无法抹杀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当中掷地有声的断言：

所有人类种族在这许多无足轻重的身体结构细部以及心智特性方面全然一致，只能解释为所有此类细节与特性遗传自同一祖先；符合这所有特性的祖先大抵有条件位居人类行列。*93*

自从达尔文的时代以来，他提出的一般命题就从来没有遭到过严肃的科学挑战。现当代保守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奉行的创造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组循环论证而已。而且在挖空心思试图攀附当代科学体系的各路人马当中，创造论“科学”还有一个独树一帜的特色，即从来没能拿出任何一项原创性科学发现。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化论理念在受过教育的西方公众当中得到了广泛接受，与此同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基督教世界观与信仰。达尔文理论与黑格尔的进化宇宙观十分合拍，而且尽管第一眼看上去惨淡绝伦，但是这一理论当中其实却回荡着关于人类进步可能性的乐观情绪，同样的乐观情绪也广泛存在于工业革命期间活力充溢且不断扩张的西方社会当中。许多新教神学家开始构建新的自然神学，将进化视为上帝全盘大计的渐进展开。1868年，新教改革的发动机普林斯顿大学迎来了一位新任校长，来自乌尔斯特的詹姆斯.麦考士。此人虽然心中满怀对于乌尔斯特与美国复兴运动的热情，但却并未因此而冷落达尔文，而是友好地接纳了他的著作。*94* 同样，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普世圣公宗的领头人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弗莱德里克.坦普尔，此人早年曾经以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为主题在牛津大学举行了一系列讲座，讲座的前提将进化论当成了基本真理。*95*

与十九世纪的科学发现相比，圣经的重新评估对于基督教教会的权威造成了更为根本的挑战。现在重新评估圣经的活动已经不仅局限于早期极端基督教教派以及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而是扩散进入了主流西方教会。十七世纪的法国莫尔本笃会修士与胡格诺派教徒在编辑中世纪与古代典籍的时候就一丝不苟地考虑了文稿作伪以及文本断代的问题，他们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学术研究工具。德国圣经学者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越发坚韧地接过了他们的工作，黑格尔关于人类事务的进化理念则进一步鼓励了人们与圣经保持距离并重新审视其内容。由于黑格尔将基督教上帝当做绝对精神的形象，因此圣经中关于的故事也必然是隐藏有更伟大真理的意象。圣经叙事可以被描述为神话，这一来圣经叙事就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神话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蒂宾根大学里的一位年轻路德派牧师兼讲师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广泛宣传了这种态度。在施特劳斯之前，绝大多数针对圣经文本的批判性重新评估都集中在旧约部分。施特劳斯则打算将自己的分析能力也应用在新约圣经上。183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分析成果《耶稣传》（Leben Jesu）。思想自由的英国小说家玛丽安.伊万斯或者说乔治.艾略特将这本书译成了英文，译本名为《批判检视下的耶稣生平》（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施特劳斯将描绘为一位伟大的犹太教师，他的追随者以他们所知道的最佳方式重述了他一生的故事。他们从旧约圣经故事借来许多主题，并且将耶稣的生平经历嵌合了进去。新约作者绝对没有故意骗人，但新约圣经的叙述主要侧重于神学象征主义而不是历史事实。笔者本人对于耶稣生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些见解。如今这些见解已经成为了西方圣经学术界的基础，但当时的公众还是受到了极其深刻的冲击。施特劳斯在蒂宾根大学再也干不下去了。当苏黎世大学向他提供教职空缺的时候，苏黎世街头随即发生了骚乱，工作任命也自然就泡汤了。我们没必要为他感到太难过，因为尽管他未能就职，但是在余生当中一直都能够领取教授薪金，尽管在此期间他出于幻灭而与基督教逐渐拉开了距离。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摧毁了他们的信仰。比方说恩格斯脱离路德宗信仰的起点就是他对于《耶稣传》当中黑格尔主义的热情。

如此严密的审视还跟着后手；蒂宾根大学在圣经学术界的改革先锋角色并没有止步于斯特劳斯。有一位费迪南德.克里斯汀.鲍尔坚持将圣经当成历史文件对待，以至于他认为整部新约圣经都是一场激烈冲突的产物，冲突的一方是彼得以及其他老资格使徒紧贴犹太教的路线，另一方则是保罗所奉行的外邦宣教策略。针对“历史上的耶稣”的搜索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耶稣形象应当能够得到教会的认同，尽管最早期基督徒与十九世纪人们之间的思想形式与基本假设存在着巨大分歧。1906年，一位阿尔萨斯路德宗牧师的儿子，神学家兼医疗传教士阿尔贝特.施韦泽撰写了一本《耶稣生平研究史》（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认为这种自由派学术侧重点是一种误导。施韦泽在福音书中看到的历史人物耶稣是一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人，还在耶路撒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旨在加快苦难时代的到来。换句话说，耶稣的职业生涯因完全是围绕着一个错误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在福音书当中真能发现一位历史人物耶稣，那么他只能是一位失败且悲剧的角色，因此也只能向现代世界诉说失败与悲剧。*96* 克尔凯郭尔曾经经由另一条途径取得过同样的理念：无论是旧基督教的教条式系统化基督教还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合理化基督教都与这种信仰判若云泥。

与这场文本调查相对应的是考古学这门几乎全新的科学。当时考古学主要研究圣经故事实际发生的背景，也就是中东地区。基督徒们积极地推动考古学的发展，相信这门学科能够证实圣经的真实性。他们还为考古研究成立了基金。不过考古研究的结果实际上颇为模棱两可：古以色列王国倒是的确存在，但是与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自己留下的记述相比，这个国家的重要性甚至存在感在实际历史上都要逊色很多。而且人们还发现了当地其他文化留下的许多文学作品，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借用了很多他们的想法甚至直接挪用了他们的文本。*97* 然而，历史科学与考古学在新建大学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并没能吓倒自由派新教徒，就好像达尔文当年未能使他们感到不安一样。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阿道夫.冯.哈纳克——就像史学界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一样，哈纳克也因为自己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了帝国授予的贵族头衔——欣喜若狂地坚信宗教改革的工作就此已经完成了：“红衣主教曼宁曾经轻浮地评论道‘必须以教条克服历史’。我们的主张正好相反。教条必须得到历史的净化。作为新教徒我们满怀信心，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会破坏，只会建立。”*98*

然而对于很多敏感的人们来说，科学和历史已经无可挽回地动摇了启示宗教的基础。根据黑格尔的描绘，存在与理念的的世界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现在这场盲目、不道德且全然自私的斗争已经扩展到了自然界。在这样一个深切关注遵循道德原则来生活的时代，造物主并不关心道德问题的假设着实令人不安。进化将许多看上去最为神圣的人类特征——道德洁癖与爱——变成了利己的进化产品。这个世界被剥夺了道德与慈悲方面的目的，而且即使人们已然将上帝当做万物起源的第一动因，人们也很难集结热情去崇拜一条物理学公理。*99* 如果说进化论暗示了自私和非道德性是这个世界的主流，而且人类在其中也有份，那么随后的另一位西方思想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继续往前迈出了一大步。达尔文去世后十三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关于精神分析的作品，而且他一直着迷于自己的犹太教祖先留下的神话以及它们在基督教当中的发展。他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图画，这些非道德的动机与意识以及公开主张都没有关系。性冲动成为了人类行为背后最重要的力量。*100*

达尔文本人的第一部出版书籍是在加拉帕戈斯探险期间与他人合写的，旨在为基督教传教活动进行辩护。但是最终宇宙在他眼里失去了任何目的性，尽管他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一点。*101* “我一直没有放弃基督教，直到40岁那年为止……证据不支持基督教。” 在1882年临终之前的几个月，面对着刨根问底的质询，他最终做出了这番回答。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举行了葬礼，抬棺人员当中有两位公爵与一位侯爵。此外人们还将他的安息之所安排在了另一位非传统基督徒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坟墓旁边。*102* 1864年，伦敦《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谈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文章，关于双方冲突的理念最终成为了西方公共话语领域的陈词滥调之一。马克思显然相信进化论，因为他曾经钦佩地向达尔文赠送了一套亲笔签名的《资本论》（至今依然完好保存于达尔文图书馆）。*103* 许多人都像达尔文一样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在神性问题上做出决绝的主张，因此他们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s），这是另一个新近才被造出来的单词。十九世纪出现了许多从未有先例的现象，人们为了形容这些现象绞尽了脑汁。“不可知论者”以及其他许多新造单词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这个单词源于1869年，创造者是达尔文外向而咄咄逼人的朋友托马斯.赫胥黎。十九世纪特有的严肃态度还驱使一部分人以近乎宗教化的方式拒绝了上帝，让“无神论者”这个古老的侮辱获得了新的共鸣。此外人们还征用了“人文主义者”这个词。从前这个词代表对待学术的一种态度，现在则有了全新的含义。他们创办了许多无神论或人文主义协会，其中充满了类似于同时期新教自由教会的改进型能动主义作法：他们有自己的主日学校，讲座，社交活动，甚至还有赞美诗手册。也许他们的信仰是基督教异见的终极形式。

一些认为科学已经战胜基督教的人们开始进一步探索东亚地区的主要宗教。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一种新近得名“神智学”（Theosophy）的有趣宗教构架（强调对于神圣智慧的寻求）在英语中产阶级当中得到了热情的追捧。这是现代西方宗教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灵修的最早表现之一。十九世纪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神智学皈依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皈依者是某圣公会乡村教区牧师的妻子安妮.贝森特。她曾经多年担任全国世俗协会（National Secular Society）的主席，但是却在1889年投向了神智学，令以前的世俗主义同伴们大惊失色。改换门庭之后她再次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又成为了神智学协会的主席，与另一位更具异国风情的新时代鼓吹者布拉瓦茨基夫人共同推进着神智学事工。*104* 并非巧合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好几位著名物理学与化学研究人员都受到了灵修主义狂热的影响。这是一场来自美国的运动，似乎能够通过酷似科学实验方法的“降神会”（seances）恢复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特别鄙视灵修主义，他认为灵修主义并不比传统基督教更有物质基础。有一次别人好容易拉着他参加了一场降神会，结果仪式尚未结束他就厌恶地拂袖而去了（他眼光很敏锐，因为后来主持仪式的灵媒被人揭穿是个骗子）。相比之下，达尔文在进化论领域的另一位同道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却满腔热情地著书立说，宣扬灵修主义。像这样的小小失望根本不能让他感到气馁。*105*

并不意外的是，罗马天主教对于科学和历史研究发展的态度比主流新教更加咄咄逼人。有一位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的职业生涯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是布列塔尼人，天生就注定要成为神父。他读过很多德语圣经学术作品，而且十分蔑视自己在巴黎见到的肤浅宗教，这两种经历的结合促使他超越了基督教信仰。1863年，勒南出版了《耶稣传》（Life of Jesus），完全否认这个犹太教士具有任何神圣特质。类似这样的主张令罗马大为惊恐，再加上当时天主教正在与德国自由派新教以及法国激进世俗主义打得头破血流，结果致使罗马果断采取了反对冒险性学术探究的立场。利奥十三世在教会里发动了一场反对“现代主义”的运动，他的继任者庇护十世则使其愈演愈烈，摧毁了罗马天主教面对圣经与神学学术新理念采取积极态度的一切机会，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为止。

同样的防御性情绪也影响了与教皇天主教最对立的新教基督徒。不是所有的福音派基督徒都像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麦考士那样看好达尔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福音会议——其中最突出的几场会议举办在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畔——强化了针对达尔文生物学和蒂宾根大学圣经研究方法的抵制情绪。之后又有艾拉.大卫.桑基与德怀特.莱曼.穆迪两人为这场运动提升到了国际层面。这两人改造了美国复兴主义风格，使之适应十九世纪的剧院娱乐：桑基擅长唱圣歌，他的许多曲目都是原创的，而穆迪则是一名性格外向富有魅力的布道者。他们的四方游历影响了整个英语世界。当时在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待上帝意旨的问题上，福音派当中涌现了一派越发受人追捧的“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观点。卷入桑基与穆迪传道活动的人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时代主义又衍生出了“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个词源于一部十二卷论文集，收录了1910年到1915年之间英美两国众多保守派作家的作品。文集名为《原教旨论》（The Fundamentals），其中心思想强调了五个要点：圣经文本的字面含义不可能出错，基督耶稣具有神性，圣母童贞产子，耶稣替代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赎罪理论的术语称谓叫做代罚救赎论（penal substitution）），以及基督耶稣肉身复活。原教旨主义者也创建了自己的组织来推动这一立场：世界基督徒原教旨组织（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Organization）成立于1919年，这个组织通过大规模集会从浸礼宗基本盘扩张开来，影响了绝大多数新教教会。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新教理念，因为它关注宗教改革阅读圣经的方式。宗教改革新教主义背离了大部分象征性、诗意性或寓言性的古老圣经解读方式，完全全以字面意义来理解圣经。代罚救赎论正是字面解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理论着重关注保罗当年关于救恩的思路。原教旨主义者们正确地总结到，基督教的这些方面最容易受到十九世纪智识发展的攻击。不过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原教旨主义者的五点原则还将会激发许多全新的战斗。

到了1914年，西方基督教已经陷入了两套极端主张之间：一端是对传统信仰鲜明且选择性的肯定，另一端则是针对基督教真理主张背后任何权威性或真实性的否定。一位路德宗牧师的儿子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更进了一步，轰轰烈烈地将基督教当成了敌人。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81年8月经历了一场启示，他兴高采烈地发现，意识到神意或者天意的缺失就等于获得自由。*106* 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确认我们的存在。为了让这种内在自由得到满足，外在上帝必须“死去”，因为宇宙当中本来就没有什么规范我们生活的秩序。人们很少意识到，尼采对于“上帝死了”的再三强调其实并不是原创思想：路德宗传统逻辑塑造了他，奥古斯丁与保罗也对他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尼采之前，黑格尔曾强调上帝在耶稣当中的死亡是人性在上帝当中不可回避的侧面。为了支持这一主张，他不惜大声疾呼“上帝祂自己已经死了”。这句话其实援引自一首十七世纪路德宗赞美诗，作者是另一位路德宗牧师的儿子。这首赞美诗如此经典，以至于巴赫曾经为其谱曲，勃拉姆斯也曾经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首管风琴序曲：O Traurigkeit, O Herzeleid（啊，至黑暗的悲恸啊！流不尽的眼泪啊！）。*107* 尼采干脆利落地逆转了从保罗到奥古斯丁再到路德的传统逻辑。他认为基督是一个应当回避的坏典型，因为基督否认世界。上帝不只被推上了被告席，还遭到了判决与处刑。就像达尔文生物学早已向尼采指明的那样，这一切将会引向另一场死亡：“道德将会逐渐衰败：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欧洲将会见证这场一百幕的大戏，这将是所有戏码当中最可怕，最可疑，可能也最有希望的一场戏。”*108*

哲学家保罗.利科曾经将三位人物并称为“怀疑大师”，尼采正是三人的核心，他的前身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后继者则是弗洛伊德：他们三个收集了过去两个世纪里基督教权威遭遇的所有质疑，并且说服了大部分西方世界相信基督教根本没有权威。这三个人的共同后台则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率先提出了上帝可能是人类造物的一部分而非相反的理念。*109*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人们通常将十九世纪视为这些欧洲“怀疑大师”的时代：一个基督教与超自然力量遭到祛魅的科学时代，一个欧洲信仰退潮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也挤满了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有识之士，充斥着有关末世的兴奋之情，新建教堂和修道院的施工声音此起彼伏，关于基督教重建最佳途径的愤怒争吵不绝于耳。在这个时代，远古的非卡尔西顿派基督教教会在自己的家园里彻底消失，西方基督教的权威也开始受到深刻挑战。然而，正如我们将会发现的那样，基督教信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将触角伸入了全世界每一片大陆，而基督徒的政府也开始支持基督教的道德变革。自从十字军东征首次以基督名义圣化全面战争以来，还很少有哪次变革像这次一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