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严重削弱了战胜的大英帝国，但是一时间在明面上还并没有显露什么迹象。打着新近成立的国际联盟的旗号，大英帝国通过“托管”的方式几乎接收了所有的德国殖民地，外加奥斯曼帝国的大部份，势力大为增强。在欧洲战争的主要参战国当中，唯独英国保持了君主制与国家官方教会——英格兰的圣公会，苏格兰的长老会——的战前结合，所以英国的基督教缺乏失败或改朝换代的冲击，与其他地方的教会相比也更有余力倾向于持中自制的立场。不过英国也难逃战争带来的普遍创伤。明智的英国政客们意识到，英国的力量已经今不如昔了，特别是与美国这位迟来的战争盟友相比。作为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强权，英国殖民地人民的民众普遍认为他们被拖入了一场原本与他们无关的冲突，这种看法必然会对英国造成影响。殖民统治者一度拥有的道德权威严重受损，相对较为切近的全球帝国大业同样前景堪忧。此外，英伦三岛也陷入了因为一战而延后的爱尔兰内战。内战的起源是宗教。主要集中在爱尔兰东北部乌尔斯特地区的新教徒拒绝接受任何关于爱尔兰自治的协议，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地区。1918年11月，全球停战协定签订后仅仅几个月，爱尔兰就爆发了公开的暴力活动。

新教徒联合派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特别是在爱尔兰部。在这里，追随爱尔兰（圣公会）教会的传统“盎格鲁-爱尔兰”精英不得不与桀骜不驯的乌尔斯特-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并肩同行，此时长老会已经隐没入了与美国大觉醒运动联系密切的复兴主义当中。然而1914年英国政府在本土自治问题上向爱尔兰方面作出的让步致使两边的大量新教徒同仇敌忾地站在了一起，威胁要用武力保卫自己，当成千上万的乌尔斯特新教徒加入英国陆军的时候，他们不仅想要保卫帝国，同时也想着要保卫乌尔斯特。数量惊人的士兵在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阵地战当中受戮身亡——爱尔兰军团伤亡尤其惨重——这一战尤其加强了北爱新教徒决不让步的决心。

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得越来越强的支持并且将更温和的早期自治派政治家排挤到一边，全岛范围的暴力活动也随之升级。分治成了必然，虽然这一决定又在接受与拒绝英国政府分治提议的爱尔兰南部民族主义者之间导致了进一步的恶性内战。1922年的英伦三岛已经不再是联合王国了，虽然爱尔兰南部笨拙地接受了君主权威这块日渐破旧、直到1949年最终脱落的遮羞布。北爱尔兰巩固了新教大多数统治规的基本盘——原因之一在于当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反对威斯敏斯特政府在小学阶段创建真正非宗派教育的企图。由于天主教会的坚定指示，绝大多数天主教家长都抵制公立中学，将其留给了新教徒。*23*

在1920年至1923年北爱危机诞生期间，一位作风张扬的乌尔斯特-美国原教旨主义的典型代表掀起了一系列复兴运动，将北爱长老会折腾得如同过电一般。此人名叫威廉.P.尼科尔森：刚毅强硬，热情洋溢，不拘小节——有人或许会说他心中装满了福音之火。尼科尔森是一个问题人物。他曾经说服“再生派”枪手，从而使得乌尔斯特躲过了全面战争；但是就像此前的乌尔斯特复兴派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强化了北爱新教工人阶层的受困心态。在后半生当中，他祝福了新一代长老会民粹主义者当中的一员。此人漫长而充满政治意味的事工生涯注定要在进一步激化的乌尔斯特内战当中度过。这位伊安.派斯利是所谓自由长老教会的创始人，根据他的回忆，尼克尔森曾经祈祷上帝能赐予自己一副伶牙俐齿，从而为福音的传播服务。上帝的态度暂且不论，反正派斯利本人肯定听取了祈祷者的意见。尽管他在晚年的立场转向将自己的政治生涯推向了最高点并且迅速地为其画上了句号，但是他依然要为二十世纪暴力横行的最后三十年里乌尔斯特政坛的僵化凝滞承担大部分责任。*24*

两次世界大战北爱尔兰的恶性反天主教思潮也回荡在大西洋群岛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威尔士的不信奉国教新教徒（Nonconformist Protestants）非常为自己独霸威尔士生活的局面而感到骄傲，但他们也明白自己的会众人数正在消退，尽管1904年到1905年期间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一阵基于五旬节运动的复兴。这一点使他们越来越警惕威尔士境内由于爱尔兰以及其他地区移民大量涌入而日益增长的天主教存在。1931年，卫斯理派牧师路易斯·爱德华兹坦然发表了以下公开言论：“毫无掩饰的事实是，罗马天主教徒反对一切威尔士人所珍视的国民生活要素。”这种看法绝非空穴来风。*25* 类似的情况也使得苏格兰长老会教会于1923年召开大会，表达了对于苏格兰文化遭到爱尔兰移民冲击的恐惧。他们本着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立场指出——对于本身就种族混杂的苏格兰来说这种口吻着实奇怪——“能够保持信仰与思想同质的国家，能够保持种族团结的国家，从来都最为繁荣，全能者早已将至高的任务赋予了他们，并授予他们取得成功的最有力手段。”全民团结反对天主教的努力为苏格兰教会于1929年重新合二为一、结束自1843年以来的分裂状态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苏格兰人还呼吁政府立法抑制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社区。直到1935年爱丁堡依然时常爆发反天主教骚乱。*26*

英国也未能免于这种情绪，如此屈辱地失去大西洋群岛当中的小弟之一的确令人脸颊作痛。国教会主教试图出品一本新祈祷书，借以结束圣公会-天主教与福音派之间的礼拜之争。为此他们精心准备了二十多年，但是却在1927年与1928年两次遭到议会的挫败，还被人以教皇派的罪名痛骂了一番。*27* 诚然，这个严格说来纯属英格兰内部事务的议题之所以未能通过投票，来自英格兰以外的议员（以及一位代表伦敦北巴特西区的帕西人兼共产主义者）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英格兰人的反天主教意识也的确十分深厚。*28* 可敬的英格兰教会要么是圣公会的“教堂”，要么是福音派的“小教堂”，而且这两个术语都是新教一边的——这两个术语都打入了国教会当中，尽管与盎格鲁-天主教都有着令人难受的瓜葛。

对于所有这些群体来说，罗马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整天只知道污染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尽管奇怪地是，即使是最自觉的新教军官也会毫无芥蒂地将随军牧师称作“帕特尔”（padre），因为英国驻印度军队长期以来遵照东印度公司的习俗一直使用这个术语。这些军官们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教皇气息十足的用法其实是从印度葡萄牙天主教那里借用来的。*29* 对于许多低派教会圣公会信徒来说，共济会远比天主教更容易接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杰弗里.菲舍（Geoffrey Fisher）就是一位热情的共济会成员，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在（主要来自高派教会的）教士批评面前保护共济会。*30*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格兰的公共生活依然浸润在化不开的新教圣公会氛围当中。今天回头看来这一切简直宛如隔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