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总有些瑰丽的文字，让你我潸然泪下！（欢迎添加） -- 梅轩济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篇文章，文字不在于多少，篇幅不在于简繁，感天动地哭鬼泣神的，是文章的思想，故而文字是肉体，思想是灵魂，没有思想的文字终归还是文字，文字有了思想才成为灿烂华章。

欣赏卢麒元先生这篇文章，在于两点：

1、作者指出腐败的根源在于“法外治权”被贪腐，惩治腐败终极意义在于“新民”，在于人民普遍觉醒之际，将本属于人民的权利，从贪腐者手中夺回来，物归原主。

2、作者充分肯定了“文革”，并指出文革的意义就在于砸烂“资产阶级法权”，但作者同时指出了文革是一种“高成本”的社会改良运动，从而失败。

不同意作者的，也有两点：

1、既然要对文革讨论成本，那为什么不寻求一种“低成本”的文化革命呢？一场革命运动，既然要剥夺资产阶级法权，“成本”的高低在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本身的强大或者弱小。但对比于三十多年前，某认为当今的资产阶级空前强大，在当前情势之下再搞一次“新文革”，所要付出的成本，不是更大了吗？

2、作者认为反腐的终极意义在于文化，但某认为应该是革命，既然作者已经点出了“终极意义”这个文眼，那何不进一步点明题旨要义。文化革命不能讲究成本，因为文化革命不是短期运动，而是要作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大方略，需要长时期坚持下去的，正如反腐不能成为运动，否则必定给贪腐分子留下“运动空档期”，周期性回潮。

当然，对于作者文章最后一句话：“觉醒了的人民，可享千年荣华，何须期待虚无缥缈的中国梦！”某真不知如何评论了，纯属画蛇添足，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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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反腐的终极意义

　　反腐斗争在逐步深入，一部惊心动魄的大片，渐渐进入了高潮。此刻，是最激动人心的，也是艰苦卓绝的，更是险象环生的。

　　反腐只是一种手段，反腐当然不是目的。缉拿腐败分子，只是反腐的手段之一，绝不是反腐的主要方式或全部内涵。必须清醒：反腐的要害在于制度，反腐的根本在于文化。例如，打苍蝇，是打扫卫生的手段，打苍蝇当然不是根本目的，打苍蝇也解决不了卫生问题。我们必须彻底清理滋生腐败的土壤。这土壤，一是制度，二是文化。

　　先说制度。我们赋予了官吏太多的法外治权。并且，这些法外治权高度垄断于“领导”个人手上。法外治权，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行政管辖权。包括了对人、财、物的法外处置权。法外治权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这土壤一日不除，苍蝇自然漫天飞舞。与法外治权相对应，人民的法权被压缩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令人震惊的意思，人民连基本的生存权有时都无法得到法律保障。举一例，税赋权就涉及人民的基本生存权，税赋权就是人民最基本的法权，人民本应有权参与厘定税赋。然而，中国广义税赋凌乱不堪，官吏与资本竟然用超级地组敛财，中国国民广义税赋急剧增长，普通百姓的生活愈益艰辛。高房价本就是超级地租（相当于价内税），超级地租极大地压缩了人民的生存权，人民却只能逆来顺受而毫无反抗之力。官吏的法外治权，往往假借市场无形之手，将行政权异化为一种资本强权，从而实现了对人民的巧取豪夺。我国人民淳朴，不懂那么多的概念和逻辑，人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法外治权，还以为那就是上天赐予官吏的当然权力。毛泽东早就看破了这一层，毛泽东晚年一直在戮力对抗“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今天官吏所拥有的法外治权。限制官吏的法外治权，或者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够真正实现制度意义的反腐败。否则，就是杀光老虎和苍蝇，也根本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毛泽东当年通过运动来遏制法外治权，效果并不理想。今天，我们应该通过制度建设消除法外治权，完成政治文明的进化。欧美的经验一再证明，消除法外治权的唯一出路，就是强化人民的法内治权。简而言之，通过人民立法将治权还给人民。

　　再说文化。我们赋予了法外治权太多神圣的意义（新时代的那些思想理论）。从天子观（表论）到君王论（观论），无一不是精英致上的理论，精英致上到可以超越法律约束，致上到社会腐败丛生。社会主义中国无论是基于行政的权力，还是基于资本的权力，本应是、只能是、也必须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但是，当人民赋予的权力被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的时候，这些权力就异化为个人或家族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官吏和资本在各自广阔的领域里“占山为王”了。中国人民必须要牢牢记住，中国人天生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天赋的法外治权，更没有什么血统继承的法外治权。文化的根本，在于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就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一切学问，必须发端于最基本的道德伦理。人类的基本道德伦理，讲究的是劳动与合作，劳动与合作也就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审美。不劳动是丑陋的，不合作是丑陋的。但是，中国人当中的卑劣者，总是意图颠覆人类的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进而实现个人或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意图将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神化并血统世袭，他们惯用血统的法权理论。也正是源于此，他们神化了既得的权力，他们会美化血统的含义。一般而言，劣质的资产阶级学术，无论是政治学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理论，都在做着资产阶级法权的辩护工作。年长一些的中国人绝不陌生，那就是所谓的剥削合理论。举例，本就是人民的土地，经过政府征地和开发商建设，就变成了超过建设成本数十倍的房产，人民就要付出几代人的血汗来购买自己的天赋权力了。这哪里是什么市场定价？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欺诈！中国人民请记住，我们绝不稀罕什么好政策，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落实好制度，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真正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学从不承认“好政策”，任何所谓的“好政策”必有利益导向。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明目张胆地财政透支，就是厚颜无耻地延迟税赋，就是享子孙福，就是断子孙路。建基于市场决定论的理论，实际上在公然宣传资本决定论，这是赤裸裸的血统决定论，这是赤裸裸的特权决定论，这是赤裸裸的精英理论。我们的文化导向，是歧视劳动和劳动者的文化，是崇拜精英特权的腐朽文化。如此文化，必然将劳动者置于奴隶的地位，怎能产生好的制度，怎能不全面地腐败。

　　反腐，不仅仅是抓人。反腐，关键在于抓制度。反腐，根本在于抓文化。一部大片，渐入高潮，需要峰回路转，才能渐入佳境，才能有美好的结局。

　　制度反腐，要在人民立法权。必须将行政权力关进人民法权的樊笼之中。必须赋予人民充分的立法权和法内治权，必须剥夺官吏和资本的立法权和法外治权。如果，你有兴趣阅读资本主义发展史，你不难发现上个世纪初叶英美法律制度的巨变。西方人，总是说那是“民粹主义”运动兴起。我看，那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有空，朋友们不妨读一读，我写的关于凯恩斯和威尔逊的文章。西方学者所言的“民粹主义”运动，其实就是一次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民粹”们开始觉醒了，他们意识到了人民法权的重要性，他们开始热烈地追求并积极地推进人民法权了。英美的知识阶层是成熟的，他们运用强大的“民粹主义”运动，推动了一系列伟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将人民法权推进并锁定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请注意“锁定”一词）。就本质意义而言，落实人民法权就是现实的制度反腐。西方百年前轰轰烈烈的制度反腐，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的法权，也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的福利。因此，英美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相反，一些落后国家，包括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中国，因为没有充分的“民粹主义”运动，他们的人民法权无法得到实现，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我无意于重述别国的悲催历史，我只想说一说中国的惨痛教训。读过《辛亥革命前十年文集》的朋友，应该知道中国先贤们是睿智的，他们也想走英美的道路。但是，我们的人民还未启蒙，他们还不懂人民法权的含义，他们莫名地拒绝了自己的天赋权力。为此，他们不惜喝谭嗣同的血。在他们的心中，李鸿章和盛宣怀等精英才是偶像，他们更愿意卖身投靠而绝不依赖制度变革。历史是无情的，奴才想做奴才而不可得，最后也只能革命了，流遍了郊原血。唯有毛泽东，知道文化反腐的真正意义，他在垂暮之年毅然发动文革，他试图用人民治权遏制资产阶级法权。各级革委会都有群众直接参与，甚至就是群众自治的模式，资产阶级法权被遏制，人民治权极大地伸张。但是，人民治权也需要法律约束，否则人民治权会发展成暴民政治。此外，过度的人民治权模式，将使得治权使用毫无效率。最终，文革失败了。文革的失败，导致了精英对民粹的疯狂反扑，精英治权迅速地异化为资产阶级法权，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腐败像恶性肿瘤一样急剧扩散。有时候，我分不清那是文化还是制度。我甚至，绝不愿意触及那段惨烈的历史。

　　最后，该说一说反腐的终极意义了。

　　可怜的腐败分子，也曾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是被魔鬼吞噬了灵魂的僵尸。我们的目的，不是一个个地缉拿僵尸，更不是要将他们碎尸万段。达摩祖师焚身灭形，意在光明那些被蒙蔽的人心。人事反腐，在于警醒官吏的痴迷与人民的蒙昧。杀人，出于不得已，救人才是根本啊！当腐败分子前赴后继的时候，要诛心除魔啊！诛心除魔，一在文化，二在制度。文化与制度，在于新民。我们乐见一批新民走上立法、司法、行政岗位。新民不是新官，他们是人民认同的人民佼佼者。德失，求诸野！文化在于新民，制度在于新民。无新民，何谈反腐？立法原则在人民的心中，立法者不是人民代表，必然恶法从生。反腐，意义和方法，都已经说清楚了。说清楚了，就是鉴定的标准。易言之，反腐不看抓多少贪官，而看涌现出多少新民。有新民，方有新文化，才有真正的制度变革。毛泽东的文革，结束于制度颠覆与破坏，而未能落脚于制度的修整与完善，这当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遗憾，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性的遗憾。须知，没有文化与制度的进化，民粹主义必然死灰复燃，第二次文革将无法避免。顺便说一句，文革也能反腐败。那是英明领袖用行政权力加上群众运动的非常规反腐模式，那是一种有效但不可持续且不能长期运作的模式。因为，英明领袖不常有，群众运动不可控，反腐容易走向极端。中国长治久安没有捷径，必须经历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必须通过系统而完备的立法，必须消除一切法外治权。对了，提醒一点，法外治权不同于治外法权，后者是一种超越主权的外交特权，治外法权并不适用于本国的国民。

　　香港的朋友让我写一点关于《预算法》第三修正案的文字，我无法落笔。遗民修法，无以观之。新法之卑劣，让人锥心彻骨。无新民，既无新文化，何以出新制度？人民不觉悟，官吏岂能自觉？连宪法之下的国之第一大法《预算法》都搞成如此摸样，谈什么新的制度建设？无新的制度建设，反腐岂不是贻笑大方吗！我很痛苦，我国人民在精神上仍然在跪着，他们仍然迷信花里胡哨的思想理论，他们仍然崇拜权力和金钱的盗窃者，他们仍然不愿意进行思考和判断，他们对人民立法权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无意于热烈地追随良知。否则，贻笑大方的《预算法》第三修正案如何能够如此顺利的通过？人民竟然相信官商豢养的法律浪人，人民甚至连自己的卖身契都懒得看一眼。人民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法权，官吏和资本能不予取予夺吗？我有时候并不理解中国左翼，他们似乎具有某种娱乐明星的气质，他们并不特别关心涉及共和国生死的立法权问题。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决定着共和国的未来！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正在决定着一切！

　　反腐的终极意义已经说清楚了。若这些文字尚能发表，文化或存一丝希望。有文字在，才能有新民。有了新民，才有新文化，才有新制度。我泱泱华夏，当然会有活着的焦裕禄，活着的焦裕禄开始上位，反腐败就进入文化和制度的层面了。或者，高潮之后，还会高潮迭起，高潮之后渐入佳境。如此，中国将有千年之新气象。觉醒了的人民，可享千年荣华，何须期待虚无缥缈的中国梦！（本文作者卢麒元现为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市金宗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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