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教会的另一项重大发展完全独立于梵蒂冈：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神学运动。这场运动越是发展，与天主教中央权威的关系就越是紧张。从北到南，全球天主教信徒的身份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换，无论是对于平信徒、教士还是宗教活动来说，过去两个世纪里教会与法国大革命乃至俄国革命的对抗已经算不上当务之急了。如今最迫切的斗争发生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千百万人正在那里竭力对抗着毁人不倦的极端贫困。二十世纪早期的学院派基督教神学并没有专门讨论过贫穷问题，只是泛泛地持有反对立场，有点像几百年前对于奴隶制的看法：尽管令人悲哀不已，但是贫困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某些神学家，特别是那些与穷人紧密合作的神学家，开始考虑基督教的天佑（Providence）教义：圣父关心人类，恰似他会为野地里的百合花提供穿戴与妆饰一样。*17* 他们回顾了十三十四世纪行乞修士们关于贫困问题的激烈争论，并且再次听取了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对于早期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愤怒评论。他们还借鉴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及基督教传统的评价与总结。他们甚至还听取了会众的意见，例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墨西哥基督军当中的平凡百姓。他们将自己的所作所为称作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拉美教会集团要想超越自身与克里奥尔天主教精英集团之间的长期联盟以及总体而言保守而专制的政治立场并非易事，但是集团当中有足够多头脑清醒的教士教士，他们有能力重新评价早年间南美大陆各地基督军运动以及类似平信徒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平信徒饱满干劲的重要性。这一点推动了1968年哥伦比亚麦德林主教会议的召开，参会者试图呼吁天主教会“圆满实现基督托付的救赎使命”。有一位秘鲁神学家在会议筹备阶段表现特别积极，这位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在首都利马的贫民窟里将大学教学与教区神父的工作结合在了一起。后来他努力推广了一句短语：“为穷人提供更好的选项”。他在1979年普埃布拉主教会议上当着新近当选的约翰.保罗二世教皇的面首次提出了这句短语。在此之前，麦德林会议的宣言就已经提出要重新分配全世界的资源，“优先照料最穷困最贫乏的人们”。这份宣言已经预示了短语所反映的思想。*19*

古铁雷斯撰写了一本名为《解放的神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的开创性著作，一开始这本书是秘鲁国内对于麦德林会议的讨论的总集。在这部作品以及许多后来的作品中，古铁雷斯使用了“实践”（praxis）这个词语，用来形容在理论指导下的有目的行为。对于受过经典培训的天主教神学家来说，这个词有着现成的消极意味，因为马克思曾用它来表示一种与实际行为不可分割的哲学——但这种说法仅仅反映了一半事实。在希腊语当中，这个词表示自由人采取的结构性行为。这个词结结实实地镶嵌在希腊语原文使徒行传的标题当中，正典之外的大量使徒行传仿作也都在标题里采用了这个词。基督教教会的第一批修士与隐修士曾经自甘贫困，从而与那些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而深陷贫困的人们保持团结一致。许多其他解放神学理论家都热衷于回顾这段历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古铁雷斯在讨论贫困的时候并没有效仿这些同行。研究了圣经当中关于贫困的讨论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宣称物质贫困是“非人的处境”并且“令人蒙羞”，还将灵修活动当中的自甘贫困贬斥为无用功。*20*

正在拉美天主教徒为了弱势群体而探索正义与公平的新含义的时候，美国新教徒也将历时一个世纪的黑人平权斗争转化成了一场跨种族的社会运动，旨在将南北战争取得的美国黑人解放成果真正落到实处。即使在白人至上主义将南方各州的民主扭曲到极致的时代，南方仍然有一些福音派白人新教徒敢于站出来反对他们身边的文化，在福音派教会内部跨越种族障碍。肯塔基州有一位出身上层的卫理会信徒贝拉.哈里斯.班奈特（Belle Harris Bennett），这位女性是南方各州支持海外传教活动的核心，而且还成立了一座学院，其教学内容包括培训妇女在国内开展民权与社会项目。她发起过反对私刑的运动，还请来了著名黑人活动家W.E.B.杜波依斯参加跨种族卫理会聚会，会上她用自己的人格力量禁止了种族隔离式的座椅安排。*2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权活动家开始反对南方种族主义的时候，美国国内的支持力量十分高涨，其源头就是类似这样的行动。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马丁.路德.金本人是一名浸信会牧师，也是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造访德国之后心有所感，将自己改名为马丁.路德，并且也为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当年轻的金开始民权运动的时候，他坚持非暴力斗争的立场有两个根源，其一是圣经，其二是圣雄甘地——他访问印度的时候还曾经拜访过甘地的家人。南方福音派的思想与美国最伟大的社会福音倡导者之一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在金的身上结合了起来。尼布尔本人的神学思想整合了归正宗与路德宗，他基于自由派新教立场的美国社会分析也颇为精辟。这两点都令金十分仰慕。

金的职业生涯目标在于敦促林登.约翰逊总统使尽他在斑驳陆离的政治生涯当中培养起来的全副技巧来支持一份保护黑人投票权的法案。这其中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在1965年组织的接连两场横穿阿拉巴马州游行，起点是塞尔玛，终点是州首府蒙哥马利。第一次游行的契机是某位民权工作者惨遭谋杀的事件。金与他的同事通过周日布道匆匆聚集了数百名游行者，他们在游行途中遭遇了州警察的野蛮殴打与催泪瓦斯——发生在摄像机镜头前的这一幕对于南方各州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两天之后，金再次呼吁组织游行，纪念这次暴行。这一回来自全国各地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以及基督教之外的代表纷纷涌入塞尔玛。截至当时为止，全世界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引人注目的合一主义多信仰反对不公行动*22*

面对州政府要求他们掉头折返的命令，金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权威劝说人们放弃游行，以免引发进一步的苦难。看起来金似乎选择了忍气吞声，但是当天晚上他的敌人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遥远的马萨诸塞州，一位参加了塞尔玛游行的独神论教士不幸遭到暗害，横尸街头。几天后，时任总统的约翰逊——就连这位德州出身的政坛老油条也因为如此暴行而惊诧莫名，并且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不寻常的道德愤慨——在国会发言支持《投票权法案》。在发言的结尾，他一反常态但却效果出色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各地抗议人士的招牌歌曲当中引用了一句口号：“我们要战胜一切”。三年之后，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遭到了枪杀。遇害前一天的演讲中，他曾经把自己比喻成摩西，此生注定无缘亲身步入应许之地，至多只能向心中的乐土投去匆匆一瞥。*23* 为了保护弱者，许多多现代基督教殉教者都死在了不公义权柄的捍卫者的手里。而金最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另一边，快速社会变迁与政治压迫相结合，诱发了另一套新教解放神学，也就是韩国民众神学（minjung theology）。“民众”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韩国令人目眩的飞速发展，这个简单概念的重点也发生了偏移，从工厂工人转移到了信息产业从业者；民众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或者说“知产阶级”。耶稣是民众的一员，是民众的朋友，教导民众要爱敌人并且宽恕他们；但与此同时摩西也是民众，而他则是领导人民反抗压迫的政治领袖。民众神学家们很为朝鲜王国的过去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要打赢一场复杂的斗争，敌方不仅是专制的韩国政府，还包括维系该政权的美国全球战略。民众神学的参与者们面临着来自韩国军事独裁者的酷刑、监禁与处决。考虑到朝鲜战争造成的创伤以及此时韩国国内近百万逃离共产主义北朝鲜的难民，甚至就连最自觉的朝鲜改革派神学家几乎也不会像南美解放神学家那样倾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不过虽然民众神学家们极力反对金日成的王朝式共产主义北朝鲜政权，但是他们对于朝鲜民族自力更生的理想依然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尽管同样的理想此时正在北朝鲜的残忍与不人道背后为其撑腰鼓劲。*24*

韩国仅仅花费了三十余年就完成了欧洲国家历时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而韩国的民主制度也在这段风浪颠簸的岁月里日臻成熟起来。民众神学因此遭遇了一个新问题：如何为了知产阶级重塑这场诞生于政治斗争当中的运动。韩国社会的需求与问题超出了政府行政能力所能应对的极限，民众神学运动的发展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但民众神学很难与韩国五旬节运动竞争。五旬节运动庆祝新社会的成功，一方面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很乐意地采用了来自美国的保守福音派风格，尤其是信仰真言运动当中关于繁荣的信息，并且对于朝鲜民族历史上的“拜偶像行为”嗤之以鼻。另一方面，民众神学则根植于长老会主义当中，而长老会早就习惯了尊重并探索朝鲜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因此近年来的民众神学家一直在研究朝鲜历史，希望能够为完全形态的公民身份找到先例。他们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东学革命运动，这场与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同时期发生的运动试图在朝鲜将宗教与改革结合为一体。对于那些有可能因为最近的成功而妄自尊大的同胞们，他们提出了耶稣呼吁人们采取坚定行动的名言，这句话也可以算作朝鲜民族的实践原则：“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25*

这一切运动的核心是对于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彻底无力处境的思索。悖论在于这样的无力处境正是复活的基础，也就是自由与转变。二十世纪所创造的（除去程式化的敬拜主题以外的）基督教艺术有趣地偏移了过去的重点：即使在天主教艺术当中，圣母与圣婴的亮相频率也大为减少，对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强调则大为加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强权斗争放倒了不止一个帝国并且毁灭了无数生命，在此背景下，许多基督徒的体验都与十字架上的弱者以及微小芥菜种长成大树的主题产生了共鸣。新教徒通过自己在印度小村庄里遭受的相对失败发现了合一主义，而天主教徒则在拉美小社区的普通人身上发现了解放神学。就像墨西哥的基督军一样，他们也经常要面对军事强力的威胁，凭借着教会所能提供的一点点教育，他们将圣经当成了了解周遭情况的工具。这些人得到了一个不太优美的描述（原文是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翻译过来总是有点词不达意）：“基本教会社区”或者“基本团体”。

南方世界的穷人们看清了拉美的经验，并且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民权旗手。他们也想要政治解放，但是非洲和亚洲的历史背景与拉美非常不同。从达喀尔到雅加达，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列强建立的庞大殖民帝国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纷纷土崩瓦解——非洲的去殖民化可谓是一个意外之喜。虽然美国一开始非常鼓励元气大伤的各个欧洲老牌强权在1945年以后抛弃殖民地，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殖民势力全面撤离非洲的进程居然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只有处境特殊的南非是唯一的例外。1956年，一位年轻的自由派天主教比利时学者发表了一篇著作，文中提出比利时刚果可以在1885年割让给利奥波德国王之后的一百周年之际获得独立。这本书的面世很是在比利时引起了一阵嘲笑与愤怒的风暴。但是事实上本书出版四年之后刚果就独立了。罗马方面基本上没有预先考虑过如何为这块辽阔比利时殖民地内部的天主教打造一个自主的未来，因此直到比利时国王即将于1959年宣布刚果独立并且进行实际交接的前几个月，罗马才急三火四地在刚果成立了一个本土主教集团。政治当局与教会相比也算不上深谋远虑。这种短视预示着这个自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即将遭受不可估量的人类苦难，这里的苦难至今仍未平息。*26*

其他地区的国家机器似乎更有可能交付到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手中。仅仅在比属刚果独立之前三年，位于英属黄金海岸的加纳就在远比刚果更加缜密细致的准备之后赢得了独立，为其他殖民地做出了表率。五十年代的英国政府在处理肯尼亚矛矛党起义的时候的确既蛮横又笨拙，最终落了个威风扫地的局面。但是总体而言此时的英国政府还比较愿意从了解反殖民运动实际情况的英语基督教传教组织那里汲取意见与建议，并且从中寻求积极可能性。马克思.沃伦（Max Warren）是教会传道会当中一名才干不俗的秘书，在很多方面都很可以继承J.H.奥尔德姆作为国际新教政治家的地位。此人为英国官方与非洲独立国家新领导层之间的斡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教会传道会长期活动的东非与西非地区表现尤其突出。

有些欧洲观察家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圈子里的观察家自信地认为，非洲人会觉得基督教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不会允许基督教在新近独立的国家里获得蓬勃发展。这种观点与事实恰好相反。*28* 正如前文所见，在欧洲人发起的教会之外，如今的非洲充溢着各种各样非洲人发起的基督教教会，使得基督教甚至超越了古老的东北非核心地带，其本土化程度至少与伊斯兰教不相上下。此外，殖民国家在独立运动之后留下的政治体制也使得广大非洲人十分失望。认为切割的殖民地领土被硬套上了民主形式、公务员制度与司法机构。即使在欧洲社会，这些体制也需要普遍繁荣、千锤百炼的共识规范以及国民身份认同这三大支柱的共同支撑才能得以维持。它们在非洲很难有效运作，整整一代在独立之后成为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政治家往往会屈从于权力带来的腐败。被征服辜负了的人民往往会转向教会寻求福利、自我表现以及控制个人生活的机会。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地区就是非洲大陆唯一一块没有立即施行去殖民地化的地区，也就是由南非联邦统治的葡萄牙语英国非洲南部领地。

联邦由好几块英国殖民地以及两个共和国聚合而成，这两个共和国里的主流人口都是荷兰“阿非利卡人”或者说布尔人殖民者的后裔。阿非利卡人很自傲于自己两百多年来筚路蓝缕安身立命的历史，而且激进的归正宗新教还向他们保证，是上帝将这片土地交付到了他们手中，这种说法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因此他们坚决抵制一切非白人权力的扩张，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事实上，随着二十世纪的推移，阿非利卡人逐渐将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落败于英国人之手的事实扭转成为了南非白人统治地位的逐步重建，非白人在联邦某些地区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也遭到了取缔。大多数英国定居者以及接连好几届试图避免对抗的英国政府纵容了这一进程，最终导致了阿非利卡国家党在1948年全白人大选当中的胜利。在此期间，众多非洲人为了掌控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而纷纷退出了白人教会，种族隔离就这样遭到了不可抗拒的展宽。在阿非利卡国家党利后，内阁里塞满了荷兰归正宗牧师与长老的历届南非政府本着疯狂且残忍的逻辑将种族隔离的实际情况转变成了政治体系。南非政府往往会用“独立发展”之类的辞藻为自己打掩护。黑人、白人、亚裔与“有色人种”之间结结实实地存在着狭隘的隔离，而且只有白人才能享受到所谓“发展”的成果。*29*

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是针对教会的大肆盗窃：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大众教育体系曾经是非洲的灯塔，远在乌干达的学生都曾因此而受益。自从1953年这套体系完全落入了政府手里，成为了打压而非扶植非洲黑人的工具。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此等强夺行径的抵制时间最长久，但是最终还是被南非政府资金援助独立学校的手段击败了。*30*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残忍与妄为逐渐彰显，世界各地的抗议之声汇聚成了一场大合唱，但是西方政府却集体保持着缄默，因为南非自从四十年代后期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南非民族主义政府充分发挥了这张牌的效力，每每将共产主义称作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因此在冷战当中极富战略重要性。意欲扩张利益的苏联政府的确利用了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但西方世界的反对派主体必须由教会担当。在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阵线当中，教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教会能够有效地利用遍布国际的关系网为南非人与海外建立联系，并且援助身陷重围的自由派政党，同样以基督徒为主的非洲国民大会。

鉴于荷兰归正宗教会几乎全面支持南非种族隔离，而且还主动排斥世界范围内的合一运动或者被合一运动排除在外，英国圣公会就成了最有条件领导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教会。尽管南非民族主义政府竭尽所能地试图破坏一切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圣公会依然领导着当地教会的抵抗，而且还有能力时不时地吓唬一下装出一副基督教门脸的民族主义政权——圣公会里面家道优渥的白人会众自然经常反对这种做法。纵观几百年来普世圣公宗参与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这个教会在南非解放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或许最应该使其引以为傲。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充满英雄气概的个人，他们的个性往往古怪乖戾，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邪恶面前硬着脖子决不妥协。。这方面的典范名叫特拉弗.哈勒德斯通。此人是一名修士，他所属的修道团体把他送到了南非，此后他就不知疲倦地与非洲国民大会一起致力于反种族隔离工作。后来他不情愿地服从了教团的召回命令并继续以圣公会主教以及大主教的身份远程支持反种族隔离斗争，直到生命终了。下一代圣公会牧师当中的杰出人物，日后升任开普敦大主教的德斯蒙德.图图——他也许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国教高阶教士——曾经回忆过童年时期一幕令他惊讶万分的景象：代表着盎格鲁-天主教权威、头戴黑帽身穿白袍的哈勒德斯通神父居然自然而然地向他的母亲行礼致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白人为什么要向一名黑人妇女、一名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脱帽致意……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举动为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充分认识到了做出如此举动的人物有着怎样的品性。”*31*

对于种族隔离的最终失利而言最重要的教会人物或许是一位仅仅短暂访问过一次南非的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柯林斯。就像哈勒德斯通一样，科林斯也是一个圣公会一贯擅长培养的典型人物：一位无拘无束的人，从板结固化的英格兰中产阶级当中脱离出来的叛逆分子。乱七八糟的圣公会历史留下了很多专供特立独行者安身立命的位置，柯林斯也因此才成为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司铎。柯林斯司铎曾经在《每日电讯报》上宣布自己担任了核裁军运动主席，这一手毁掉了许多肝火旺盛的托利党读者吃早餐的胃口。但他对南非未来的贡献在于成立了国际南部非洲辩护和援助基金。这是一个一揽子组织，在1967年遭到南非洲政府禁止之后继续存在了二十五年并且成功地避免了新闻界的打探。该基金通过一系列个人人脉从北欧与北美搜集钱财，为那些身处于最危险的反种族隔离第一线的人们提供了一条伪装巧妙的经济命脉，支持他们进行法律诉讼，或者在心爱之人消失在南非监狱里之后维持生计。南非的特情机构一向善于渗透并颠覆类似的组织，但是在柯林斯这里却碰了钉子。同样，他们也始终未能揭穿散发基金的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到最后，大约一亿美元的资金通过基金会被分发给了好几万人。时至今日，柯林斯的基金会仍然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新教最伟大的成就之一。*32*

在少数派白人政权最终丧失抵抗意志之后，类似哈勒德斯通、图图和柯林斯这样的教会人员与铁窗之后的纳尔逊.曼德拉共同努力，为非国大依旧能够坚定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包容各方的民主制度起到了重大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南非的解放斗争与自由派西方基督教在民族自由范畴以外的关切—— 例如同性恋权益与妇女担任圣职的权利——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普世圣公宗近十几年来劳苦工作当中的重要因素。此外，在1994年种族隔离最终失败、全面民主终于到来之后，图图大主教始终身处于后续运动的最前沿，主张愈合国家的创伤而非痴迷于派系复仇。他领导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许多其他因为长期仇恨与暴行而四分五裂的地区得到了效仿。为了彰显新共和国致力于基督教和解的立场，身为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宣布当初的阿非利卡人国歌《Die Stem》（召唤之歌）将会得到沿用，此外另一首肃穆的科萨语基督教赞美诗也被提升到了国歌的高度。这首《主佑非洲》（Nkosi Sikelel' iAfrika）创作于1897年，作者是一名卫理宗学校教师。“主啊，请护佑非洲……哦圣灵降临吧！哦圣灵降临吧！”*33*

和解潮流的最显著方面之一是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官方机构做出的忏悔，因为他们为种族隔离的疯癫狂乱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祝福。不久前的1982年，他们还曾经因为遭到世界归正教会联盟的排斥而愤怒地做出回应，义正辞严地声称自己始终遵循着“圣经的要求……为了实现基督耶稣教会的使徒号召而采取了最佳措施，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我们在南非地区特殊种族环境当中的经验体会”。仅仅过了八年之后，在身陷囹圄二十七年的曼德拉最终获释的同一年，教会在勒斯滕堡作出声明，宣誓采取切实措施将教会地产归还给“遭到强制迁徙的人们”，并且划拨专项资金帮助这些人重新定居并开始新生活，因为“忏悔和宽恕必然需要相应的补偿。否则悔罪的行为就不圆满”。*34*

五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另一个生于种族主义的教会逐步且痛苦地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95年，已经成为美国最大新教教派的南方浸信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情绪激烈的会议，对于自身起源于一场反废奴运动的事实表示了悔恨。两万名与会代表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教会曾经发表过的支持奴隶制言论，并且向全体非裔美国人作出正式道歉。他们引用圣经来论述谴责奴隶制的新立场，尽管这里的经文解读并不算深刻，更大程度上仅仅是出于善意的自说自话——而且不得不说的是，时至今日南方浸信会依然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教派。*35* 此外，诸如美国圣公会这样的美国主流教会也很清楚自己在奴隶制历史当中扮演过的不光彩角色以及相伴相生的种族主义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对于民族解放斗争也要比未曾肩负此等历史包袱的其他教会更敏感。

上述这些悔罪陈述就像欧洲教会意识到自己曾经很不光彩地参与了二战期间纳粹罪行之后所作出的忏悔一样响亮。这些举动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痛定思痛之后对于谦逊态度有了新的认识。教会态度的掉头转向很可能使得那些倾向于自信地进行教义主张、旨在为后世留下不变真理的人们更加小心谨慎。但谦逊绝不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教会当中唯一的主流情绪。阿非利卡人治下的南非认为捍卫自己的特殊种族系统也就等于捍卫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自己的对手则是无视上帝的自由主义，一心只想毁坏基督教家庭以及依赖基督教家庭而存在的一切体制。世界各地的保守派基督徒继续呼应着这个更广泛的主题：即使现在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了苦涩的回忆，文化领域的战斗依然未曾停歇。这场战斗开始于五十年代末期，如今已经成为了基督教内部最宽的断层线——贯穿了卡尔西顿派、非卡尔西顿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以及五旬节派等等派系——并且将越来越多的古代分歧比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