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俺滴读书心得] 一、怀疑，习惯和道德 -- 有点搞笑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被马克思高度赞扬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的人权宣言，从中我们摘录一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如果认可这个目标是我们大家应该争取的美好愿望或者信仰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它了，也就是说如何组成一个政府。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过可操作的清晰的方案，而后人为此做过代价巨大的实验，比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如果您还认为可以通过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教育，尽可能多地培养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道德高尚的人组成政府可以实现上面的目标的话，那就请不用再往下看了，因为下面的论述建立在这么一个现实上，即，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跟你我一样的自私自利的普通人，依照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原则来行事的，区别仅在于私心的多寡而已，伟人是那么的不可得，甚至是虚幻的。（帖子里反复提到。）

一句话，就是信得过人还是信得过制度。

那么看到这里相信您应该和我得出同样的结论：有着有效制衡机制的民主制度要优于专制制度。

现在反对民主化的人不多，但反对民主化即行的却不少，大体上有如下的理由：

1.民主化会引起社会动荡；

2.人口太多，民众素质太低，因此需要教育先行；

3.等台湾统一后再实行宪政；

4.经济尚持续在发展，等大量的中产阶级出现以后；

5.韩国、台湾都是由威权体制逐渐过渡到民主体制的；

6.要求我们民主化是美国的阴谋；

7.等天上砸一笔巨款下来，比如哪天日本良心发现，赔付一笔巨款给偶们；:D

先在此整理一下如下的一些前人论述过的普遍意义上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帖子的逻辑里头反复提到过。

1. 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故事》提到的专制体制下：

(1) 清官淘汰定律；

(2) 潜规则向更大的不公平滑落的惯性定律；

(3) 什么样的ZF会导致什么样的国民素质；

2. 政治不能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任何主张都要讲究可行性，不能因道义上的要求而任意拔高实施标准，对于国人来说，最典型的反面例子莫过于文革。

3. 人们因自私自利本性而导致的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处事（利害计算）原则。

下面就反对的理由逐条用逻辑分析一下。

1.民主化会引起社会动荡；

社会中自身固有的矛盾，以及向民主化过渡期间的权力真空，才是引起社会动荡的主因，民主化只是诱因而已。也就是说，如何避免民主化诱发矛盾或者导致权力真空，是必须注意的技术问题，而非否定民主化的理由。

2.人口太多，民众素质太低，因此需要教育先行；

首先，大家现在都很不满意ZF对教育和医疗系统的投入，我想在此问一个问题，凭什么要让既得利益阶层多掏出钱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良心、长远的利益、还是其他的什么大道理？在潜规则的清官淘汰定律的支配下，你我在其位了之后又能表现如何？

其次，前面就提到过，教育的作用只跟提高个人的利害计算能力有关，而与道德关系不大，且教育的作用必须要跟另外两个方面（外界的信息充分传播，有效的制衡机制）结合起来才能确保社会成员整体的理性。

最后，人口太多根本不是什么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没有与利益无关的美德，选举只关乎利益，而非道德。

3.等台湾统一后再实行宪政；

如前面的帖子所述，我们实行宪政是统一台湾的必要条件，而非相反。我们的民主化不一定100%保证对岸能回心转意，但我们是在尽人事，至少是给对岸一个盼头，确保双方在台海之争的利害计算中出最少的错，流最少的血。

如果有人对于TW的民主制度嗤之以鼻的话，那我只想举这么一个例子：同是百万大游行，对岸因族群矛盾而起，而我们这边是因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而起（16年前），而结果却是大相径庭。

4.经济尚持续在发展，等大量的中产阶级出现以后；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使全民受益的改革不同，现在的改革的受益者越来越集中于小部分人，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其实就是有了好处特权阶层占大头（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谁不愿意多占好处？），而有了坏处却由老百姓来买单（股市低迷，还有可以预见的房产泡沫、金融系统坏帐等等），政策的制定者无需承担责任，这样的改革短期上确实起过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能确保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么？

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持续三年的大饥馑，搁在以往的历朝历代都会造就一支足以对政权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流民大军（明就是亡于这样的流民大潮），而事实上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有人分析那是因为当时的ZF官场还因建国不久，出于惯性存在着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因此相对于以往的时代（包括现今）大大增强了农民的忍耐度，深以为然。

所以我认为现在只看经济发展指标而不去看同时期社会的不公平指数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经济发展的难以持久和越来越高的不公平指数两条曲线迟早会相交（说不定已经相交），如果再考虑到民众的期望值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自然地增长（尽管这期望值所占的比例还不大），那么这个曲线相交会来得更早，由于专制体制下潜规则向更大不公平滑落的自然法则，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执政者的个人品质、能力关系也不大，只与其利害计算有关。

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往往是民主体制（有效制衡导致的公平机制）的均富成果的体现，而非实施民主的必然条件。

5.韩国、台湾都是由威权体制逐渐过渡到民主体制的；

这只是表面现象，韩国、台湾原来就已经有了民主制度的框架，至少他们的国民有选举权（与我们的体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只是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制衡，换句话说，就是民主化的起点很低（不公平的法律）。

在这样的一个起点很低的民主制度框架里，选民可以利用手中的选票尽量维持政治均势，并使掌握分立的三权的政客们（原执政党的）开始出现逐渐的分化（政客们的自身利害计算在起作用，专制体制下掌握这三部分权力的政客们只会无限期的合谋下去，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分化之）。初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贿选、作弊、法律的执行不力、掌握三权的政客们的合谋等现象，但不管怎么说都已经有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开始，这些弊端还能比现在的装模作样的选举更坏到哪里去呢？与最坏的结果（独裁or内乱）相比，这些弊端都是可以承受的代价，最少也说明参与方还是愿意遵守游戏规则的。被钻空子并不可怕，反正选民下次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可以将其视作为找法律漏洞所付出的学费，而不值得去闹翻。随着民主制度下有效制衡机制的逐步完善（还是政客们的自身利害计算在起作用，指望专制体制内这种监督机制的自我完善无疑是美丽的肥皂泡），可以较小的代价来扭转这些不公平的法律向公平靠拢，逐渐消除这些弊端，足够长的时间后，最终是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三权分立的互相制衡的状态。

在此过程中，为确保社会所有成员的利害计算结果不出现大的偏差（或者说即使出现了偏差，也要把所造成的危害控制在最小），即最大地发挥社会所有成员整体的理性，那就需要前面帖子提到的三方面（教育+舆论自由+民主体制）的综合作用了。

6.要求我们民主化是美国的阴谋；

任何一个国家都只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对我们做什么，比如援建贫困山区，比如要求我们民主化、保障人权什么的，由此造成的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难道美国会自觉地把它放在第二位？反过来说，无论我们怎样做，由此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影响，美国对会把它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来自外界的干涉是肯定的，是一个定量。

那么当我们在进行利害计算以决定做不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该考虑的是由此对我们自己的利益所造成的影响这么一个变量，还是所谓的来自外部的干涉这么一个定量？

必须要承认，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比如人权，确实要落后于西方的水平，那么面对美国的指责，我们只需反对其把人权跟政治行为挂钩的做法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的倾向，美国在指责别人的同时恰恰就忘了自己历史上因过快地推动历史进步而导致的悲剧（南北战争）。但如果因此而恼羞成怒，也去搞一个对方的人权报告来回应，无异于辩论的双方不是以理说理而是互相进行人身品质的攻击，实在是可笑；如果更因此而拒绝考虑民主的可行，任由自己的情绪支配行为，那就是可悲了。

7.等天上砸一笔巨款下来，比如哪天日本良心发现，赔付一笔巨款给偶们；

真要有这样的一笔巨款，在我看来，无非是延缓了社会矛盾的积累，提高了贪官们的期望值而已。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的近1/3，结果还是被英国一支区区数千人的远征舰队给打得落花流水，单单是钱多又有何用？

曾经也一样的希望等下去能出现好的转机，以使更好的民主实施条件的具备，但何为更好的条件具备？量化的指标恐怕还没人能说得清吧，而且这个指标不会是一个静态的指标，它跟不公平指数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公平指数越大，实施民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代价就越高。而专制体制下的不公平指数其自我膨胀遵循的是惯性原理，很可能永远都等不到实施条件具备的那一天，直至触到崇祯死弯（所有的博弈方全输）。

而且我无奈地发现对于这样的一个好的转机的期待其实是建立在当政者良心发现或者是自我觉悟的基础上，还要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体的话谁先动善念谁先滚蛋，因为这就是潜规则的主要作用之一：淘汰清官，这个规则非常有效，毕竟这世界上能改变社会而不去顺从的人极少。（这样的人具备了做伟人的潜质。）

当前的改革就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不见得能有比当年的洋务运动有更好的结局，倒是有经济拉美化的趋向，即，ZF信用的丧失，导致民众缺乏耐心和理性，ZF没有足够的时间施政取得成效以取信于民，又刺激了民众的暴力化倾向，这么一个怪圈。

有时我就在想，面对新的未知事物的恐惧是人之常情，只是在我们帝国身上变得特别敏感。如果看到了这么一个人力无可挽回的趋势而又不思变革的话，那我们这些后人比晚清的那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先人们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何况，当时的他们几无回旋余地而我们现在还离着崇祯死弯远远的，随着时间的增长这样的回旋余地将会越来越小。

民主化+潜规则明文化变成法律，我的民主化实行方案。

看过吴思的《潜规则》的就知道，支配帝国实际运作的不是台面上的文字法律和规定，而是底下不见于文字但却真实有效的潜规则。那么，与其期望一口气吃个胖子搞出个最好的方案来一举解决掉这些潜规则，还不如老老实实坐下来，就把这样的潜规则明文化变成法律，以此来作为我们民主化进程的起点。既维持了当前的现状，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最小，同时避免了专制体制下潜规则向更大不公平滑落，以致重蹈因乱循复的自然法则。

还可以在宪法中适当照顾一下既得利益集团，比如一些参议员席位的终身制，以防止过渡期间的权力真空，等等，也就是说先用不公平的法律（原先的潜规则）来实施党内民主，其实走的就是韩国、TW走过的民主化之路。在找到相称的足以制衡的另一方力量之前，必须还要依靠原有体制中的执政力量（分化后的也可以），不立不破，16年前的那场流血已经证明了当时民运的做法只会有导致权力真空的危险。

其实美国立国之初的民主化起点也是很低的，许多不公平的法律，比如黑人民权，妇女选举权等，就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之后又花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大致的平等，期间出现过重大计算偏差（南北战争），但是在教育+舆论自由+民主体制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社会已是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个计算偏差所造成的危害。

一句话，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民主化起点，但我可以接受它（依逻辑而非情绪）。

我们所损失的只是面子（比如背负国际社会中的落后分子名声）而已，有什么放不下呢？难道我们现在嘴上不说，那些社会不平等就不存在了吗，国际社会就不知道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

其后的民主化如何进展只是个技术问题，但同样的精力无论如何总比花在现行体制下的修修补补要来得更有效吧，原因就在于你是信得过人还是信得过制度。尽管民主制度下的决策机制不见得多么有效率，但肯定能避免最坏的决策错误。

我们还需要借鉴的是，西方传统社会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温和态度，尤其在英美国家，避免用暴力方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自己跟自己比，有进步就行，不要跟别人比，期望民主化后社会的不平等现状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是不现实的。即，民主体制的好处不在于马上消除问题，而在于阻止问题的恶化，使我们渐渐地远离崇祯死弯而不是相反，说通俗点也就是给人以盼头。

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当前体制下的受损利益阶层，而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在社会各成员自身的利害计算之下，一个动态的计算结果的汇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倒退、稳步前进还是跌跌撞撞（暴力革命），为实现稳步的前进，需要确保社会成员整体的理性（富于妥协精神），这就需要前面提到的教育+舆论自由+民主体制（制衡机制）三方面发挥最大的综合作用了。

马克思给我们指明的方向，其实跟美国人权宣言中指明的是同样的方向，只不过在奔向美好目标的康庄大道上，人类暂时找到了民主制度这么一辆最不赖的马车（从长远来看，或许还有更好的），但这也是一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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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W，我在前面老是在强调要以逻辑而非情绪判断来行事，似乎给人以情绪判断行事不好的印象，其实不然，适当的情绪宣泄有助于身心健康，使人以更清晰的逻辑来进行利害计算，我只是强调不要被情绪占据上风而已。至于能力，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弥补的，但这并非是确保社会所有成员整体的理性的全部，还需要外界的信息充分传播（舆论自由）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民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