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红四七大 A -- 史文恭

“1948年9月，在我刚满两岁的时候，自美国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船的两个人是我的外婆谢慧中与她的远房侄女赵清阁。……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的生活中就有‘舒公公’这样一个人，他来我家，外婆客气地称呼他舒先生，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则直接叫他舒庆春。比方说1959年，上海的电影制片厂逼迫清阁姨写一部歌颂三面红旗的剧本，不写就要停工资。停工资，清阁姨只能饿死。这封来自上海的信，是我送到舒家，在与舒公公一块儿浇花的时候悄悄递给他的。舒先生告诉他太太我外婆病了，他必须去探病，然后进屋加了一件衣裳就拉着我的手出门了。我们在八面槽储蓄所停了一下，他关闭了一个活期存款，取出了八百元人民币。他永远没钱，我们两人在胡同口儿吃炒肝，我掏出来的蹦子ㄦ都比他多。他总是很羞愧，于是送给我许多好玩的东西，陶瓷寿星、文房四宝、字与画。经过无数浩劫，我手边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小水壶，铜的，是日本作家送给他的礼物。”

那时在重庆，被战火隔断了与家人正常联系的孤身男性大有人在，其中已经有名而后来更有名的文化人也有几个。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建立和发展新的感情关系，不算奇怪。同样，随着抗战胜利的又一种历史背景下，战争状态下的新感情也有不同结果：有理性使之，道声珍重割断了新情，保全维护了原来的家庭；也有重组新家，舍弃旧人的。

这边，孤身一人的她，除了有老舍在三十年间写给她的信，什么也没有。这位知情者记得曾听赵清阁说过，这些信在文革时被老舍生前担任主席的北京市文联的红卫兵抄走了。文革结束后，当她到北京打听这些信的下落时，被告知，这些信当年就返回给了上海的红卫兵。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把这些信抄走了？还是上海的红卫兵抄走了这些信后，再转给北京的红卫兵？但从赵清阁写给韩秀的信来看，她似乎十分清楚是什么人弄走了这些信。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猜测。据史承钧和洪钤所说，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的那百多封信，至今依然沉入历史的黑幕里，而她珍藏在手里的部分，又在逝世前亲手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