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毛泽东 -- ccceee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纠左”进程被扭转为“反右”。7月23日会议毛大批彭德怀说出了“五亿农民……要搞，你能说是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跃进是我提倡的，始作俑者是我” 后，刘却旁敲侧击地问左和右哪一个是当前主要倾向、钢产量目标1300万吨是不是右倾，甚至在反右斗争定性后本来想另起草一个反左倾的文件继续纠偏，但是经彭真劝说后决定不写了。[47]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48]，另一方面刘少奇为了维护毛的权威，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49][50]，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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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少奇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38][52]。1962年1月，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脱稿讲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讨。

当道德与政治合成一把尺子，政治高调成了道德强势，道德上进成了政治拉风。这相当于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造成毫无底线的虚夸之辞决堤泛滥。正是在这里，要说头脑发热，与其说毛泽东热在“建设经验不足”，勿宁说他热在对人性和民心高估，对各地、各业、各级的激情秀失察，对投机者们的忠诚态和豪壮态误判，从而对一个权力社会的体制弊端缺乏准备。他越是求教、问计、视察、调查，倒越可能困于谎言和虚夸的汪洋大海，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积极性”迷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说主动，是因为他倡导、推动、相信了全民圣徒化运动；说被动，是因为众多假圣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视野，最容易毒化公共舆论和国情认知，造成经济工作的盲动。因此，他还来不及高兴工业化开局的成功，来不及高兴国家周边军事压力初步缓解，一大堆权力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政治泡沫，一种信息扭曲机制由层层谎言织就和滚结，最终把他架起来，投入了要命的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