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比《平凡的世界》更平凡——路遥笔下的流星年华 -- 马前卒

1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20多年前。

那年我12岁，读初一，比主角孙少平第一次出场还小五岁，每个周末我都忙着搜罗最新的游戏卡，好插上小霸王游戏机大战到半夜。但是，在邻居家发现这套书的那一周，我扔下了游戏机和朋友，废寝忘食地读完了路遥这部绝笔巨著。全书大大小小上百角色，恐怕比我12岁之前知道名字的熟人都多。这群陕西乡党带着自己鲜活的形象，在一周内闯进我的记忆，就此安营扎寨，到今天也没离开。你可以想象我当年那一周受到的冲击。

20多年过去了，重读《平凡的世界》，我的年龄已经和全书结束时的孙少安一样，主角见了我也要称一声大哥。这几年，我自己做编辑工作，看过许多文字，也对构造虚拟人物形象有了一点经验。此时再细细咀嚼书中人物的生平，感触和12岁又大不相同。

当编辑，看别人写文章，看别人改文章，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没有谁的文字能做到绝对客观。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自己码字的时候就是发现不了。带着这个认识，回头再读《平凡的世界》，我先得看看路遥的人生（不是那部著名的《人生》）。

路遥大叔从延安地区走向全国，成为知名作家的第一篇作品是1980年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才有《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乃至影响了一代人的《平凡的世界》。现在看来，《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套路。在文革中并不如意的邓小平认为，伤痕文学专注于从个人角度诅咒文革，“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当然，我不是说路遥写伤痕文学有啥问题，那是时代的产物，写了也不算丢脸。何况路遥这篇小说的格调颇为不俗，不是一味诅咒刚刚过去的时代，反而塑造了一个富有男人气概和悲悯之心的县委书记主角，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平息文革各派的争斗，把现代小说写出了古典悲剧的风范。《惊心动魄的一幕》在80年代初一片纯粹的“哭哭啼啼”中脱颖而出，自然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问题也正出在县委书记的故事上。从故事背景和细节来看，这个县显然就是路遥的故乡延川县。而路遥大叔——文革初起之时还是路遥小弟，在文革中不是个旁观者，甚至不是个普通参与者，而是延川县的文革风云人物。

文革中，延川县有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川红色第四野战军、延川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色第四野战军基本支持原县委班子，坚决要求保留原县委书记的职务；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则推出了另一套组织方案。两派争斗不休，县委书记夹在其中成了傀儡。路遥——王卫国，当时就是保县委书记的“红色第四野战军”军长。王军长的战绩相当不错。在延安援军和本地军火库的支援下。“红四野”胜多负少，还有以寡击众的战绩。最终，“红四野”控制了县城局势，王卫国也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旧事，谁对谁错，至少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关心。但路遥作为核心当事人，再来把延川县的文革事迹写成小说。我不知道便罢；知道了，自然会在路遥亲身经历和小说情节之间做一番对比：

现实历史中，当时那位县委书记如果说有影响力，也是通过支持自己一派的“红四野”，以及延安地区的援军实现的。但在小说里，这位县委书记深得民心，在县城外有十余万农民做后盾，几乎成了两派争权的决定性砝码。这个改动，显然给路遥当年的选择增加了“合法性”乃至道德制高点。

现实中，路遥是群众组织的领导，是发起人，是武斗夺权的主持者。但在小说里，和他酷似的的学生造反派周小全只是个冲锋在前的副队长，是夺权领导可以呼来喝去的打手。这客观上给路遥的行为做了很大的开脱。

现实中，路遥先是以群众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进入县委班子，然后因武斗中的过火表现，丢掉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发配”回老家劳动。但在小说里，即将获得正式干部身份的周小全被自我牺牲的县委书记感动，主动弃官而去，表现出了对文革强烈的反思和思想升华。这一“拔高”举动，效果不言而喻。

把一系列对比摆出来，我并不是想“黑”路遥大叔，相反，我很理解他的写作。做军史研究的时候，老兵的回忆录往往做不得数，许多老兵的回忆录读起来宛如神话，必须把多方回忆摆到一起，再参照战时文件实地踏勘，才可能接近真相。不过我并不认为那些老兵有意造谣。在故事与真相之间，障碍物不仅仅是时间和谎言，还有人的潜意识。人的记忆从来就不像自己认为那样客观，过五关斩六将的回忆永远比走麦城要鲜明。修订自己的记忆，在潜意识指示下删除一部分内容，这是人之常情。

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普通人还不一样。普通人最多是酒后吹吹牛，向来采访的记者炫耀一下自己的半段英雄传奇。作家一旦动笔写历史，是要讲一个逻辑完整、血肉丰满的故事给人听，不是简单的说段子，不能仅仅靠自己的回忆动笔，还要查证资料，寻找更多的故事融入作品。这意味着他有太多的机会来迎合自己的潜意识，有太多的细节可以逐步修订。每个细节的方向稍微转一点，作品的风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其中的转变，往往不能全用“蓄意”来形容。

所以，路遥书写的文革和史实大相径庭，并不是很值得指责的事情，毕竟他写的是小说不是县志。80年代整体的政治气氛是把文革期间的一切批倒批臭，梁晓声甚至不敢大声承认自己的工农兵学员身份（梁比习近平高一届，比路遥低一届）。路遥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恐怖气氛下，能顶住压力写出一定的真实记忆已属不易。就算今天，完全不了解文革，却喜欢用“文革余孽”这顶大帽子砸人、用“清算文革”的利齿咬人的家伙，还是千千万万。

2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

回到最初的话题，《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成书于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一部准自传作品。尽管这本书倾注了路遥全部的心血（不是形容词，路遥修订全书后即一病不起），但在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潜意识影响下，许多情节免不了也会被“修订”，直至偏离历史常态，偏离人之常情。这些有意无意的偏离，我当年看不出，现在再读，已经觉得有些扎眼了。主线情节从眼前滚滚而过，依然跌宕起伏；顺畅感却不如20年前。

艺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没错。但路遥拼上生命写《平凡的世界》，要描绘的是整个时代，不是一两个天生骨骼清奇的主角。路遥把自己人生的精彩部分加上双倍的色彩、把人生的遗憾填补完整，给主角（准主角）都带上“主角光环”。无形中破坏了他自己塑造的那个时代的完整性。

比如说，主角孙少平与女一号田晓霞的爱情，显然糅合了他和北京知青林琼、林达的情感经历，再加以理想化的改造，把生活的一切美好元素都寄托到田晓霞身上。改造的结果是他塑造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女主角，以至于到任何情理之中的结局都无法容纳她。第三部刚写到一半，完美无瑕的女神田晓霞已经走投无路，向人生的任何方向迈一步都会损害自己身上的光环。路遥不得不翻开地方志，找了一场时间地点都真实的大洪水，把田晓霞丢了进去——与这段情节对应的现实是王卫国刚被免职回乡，林琼就写信分手。我能理解路遥的心情，但从读者兼粉丝的角度来说，路遥先以完美主义制造矛盾，再用“杀人”的方式来回避矛盾很不值得，损害了长篇作品的艺术价值。

再往后，看到金秀向孙少平递上情书（主角第2.5次和顾养民做了情敌），我几乎可以认定路遥把自己代入了孙少平的身份，要替孙少平“找回场子”，挽回当年被抢走女友（郝红梅）的“耻辱”。这种“主角光环”未免太刺眼了一点。田晓霞的堂姐、田福军的侄女田润叶，一方面不满意父母设计的“美满”婚姻，另一方面单恋童年的伙伴孙少安——虽然两人已经多年没什么交流，以至于婚后让丈夫独守空房多年。这个设定怎么看都勉强。重看全书，我对这个生硬的剧情最合理的解释是：路遥要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农村兄长形象，无意中也给孙少安带上了准主角光环。

除了田晓霞、田润叶姐妹，田氏家族还有个人物看起来颇为扎眼——高大全的西安市委书记田福军，嫉恶如仇，两袖清风，做事雷厉风行，做官青云直上，从基层干部迅速变成镇抚一方的高干。尽管这也反应了80年代初知识分子干部（田福军有大学本科学历）跨越式提拔的事实，但怎么看这田福军也不像个食人间烟火的80年代干部，倒像是样板戏里走出来的主角。到了第三部，不仅孙少平的女朋友是高干的女儿，就连孙兰香也变成了省委常务副书记的的准儿媳妇：

读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要吐槽一句：路遥大叔你是扎根于陕北农村的大作家，看在前两部的份上，眼睛不要总向大城市高干家庭瞟……

虽然我列举了这么多的抱怨，但我绝对无意否定《平凡的世界》的巨大艺术价值。相反，我重读之后，对这本书的评价反而比当年更高。20年过去，我从娃娃变成了中年人，虽然远不敢自诩读懂人生，至少对大多数事情也不会只看皮毛。书中描述的那个年代，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距我不过六七年，许多细节和身边的现实几乎一样，所以对时代背景并不在意；现在，路遥描述的年代已是30年前的旧事，我对那个年代的理解反而更深了。除了开篇令所有读者印象深刻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之外，我又读懂了许多原来看不懂的配角生活细节，发现每一件都是时代的铭牌。

比如说，公社副书记徐治功宁愿平调回城，也不愿意就地提拔，体会当公社书记一言九鼎的地位。这个情节当时只是一眼看过。现在参照80年代的回忆，才知道这反映的是80年代县城和乡村的天壤之别，以及当时交通条件的恶劣。

那时候的县城虽然又小又旧，但的确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文明“据点”，有电影院，有图书馆，有百货公司和定期发往大城市的班车，偶尔还有专业艺术团的巡演。几千甚至几万有稳定收入的受教育人口聚集在这里，既享受着最低限度的工业文明，也为彼此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闭乡村的文化环境。

与县城相比，那时最繁荣的乡镇也不过是一条土路两侧的几排砖瓦房，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向四周望去，几乎肯定可以看到农田和猪舍。至于普通的乡镇，就如书中所说：“一条约摸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如果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断掉，整个乡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立刻就退化到了大清朝的水平，必须在土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和现代文明恢复最低限度的联系——这在现代足够飞机飞过半个中国，高铁跨越整个省区了。换句话说，那时的普通乡镇，距离现代文明比现在的西部荒野还要远。

这样的乡镇，如果从供销社调剂一些物资，在物质生活上未必不能接近县城，但对于受过教育，见识过现代生活的人来说，乡镇完全不能提供城市的精神生活和归属感，完全不是一个让人长期安心生活的地方。所以就算是公社书记也不愿留在这里，更何况比他年轻许多，对现代文明认识更多的孙少平？有了徐治功书记作时代背景，孙少平拒绝留在农村和哥哥一起经营家业，宁愿背上布满血疤当小工也要留在城市的选择才符合逻辑：

不读《平凡的世界》，今天那些坐在村委办公楼里上网的驻村大学生、下班就坐通勤车回县城的乡镇干部恐怕很难理解孙少平当年的心情

又比如孙少平和田晓霞在日落后坐在山顶，看着黄原城（延安城）的灯火憧憬梦想。这实际上需要另一桩事实做背景——80年代初的中小型城市，白天的俯瞰景色实在不敢恭维。少数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和破旧的平房混杂在一起，激增的人口对道路和下水道系统施加了破坏性的压力。若非以怀旧的眼光去看，白天的景色实在没法用来承载浪漫的约会。所以男女主角对着夜晚的灯火反而能有最奔放的思绪；所以第一次进入铜川矿务局的年轻工人们会为灯光欢呼。在贾樟柯的《站台》中，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主角也会对着远方工业城市的光亮久久凝视。或许非洲、印度的当代年轻人也有类似的约会场景吧。

重读小说，新发现的时代印记不计其数。比如80年代初，地级市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疑问地是“天之骄子”，是正牌大学生。比如煤矿招工提供“公家人”身份，在普通农民看来说宛如鱼跃龙门，地级市近郊的富裕居民（仍是农业户口）却视之为贱业……若非它们填满了整部小说，《平凡的世界》绝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和台词不是路遥坐在书桌前想出来的，而是他几十年人生的积累，是他写作期间深入一线调查，用苦功夫换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与主角的人生不同，路遥不会去刻意修饰、删改这些源于真实生活的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比主线情节更“真”，更能反映那段历史，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线情节的生硬转折。重读《平凡的世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次要人物们短暂的场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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