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边区特货贸易的历史原因以及特货的来源 -- 驿寄梅花

谁告诉你到1942年都没有特货贸易了？1942年都开种了好吗？1941年下半年就开始染指特货贸易了成嘛？你知道为什么【37年到42年没有特货贸易，边区一样过得很好。】（其实只是到1940年，1941年就已经不行了）

打一堆问号谁都会，求求您念点书，掌握一些常识。哪怕看看本楼楼主驿寄梅花写的内容呢。你让我重复贴常识贴真的好吗？？？？？

那我就给您看个简略版的回应成吗？

【二、特产问题的缘起

皖南事变前边区禁烟颇严，这一点可以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看出。亦可从后文的《南泥湾调查》中

“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看出。红军早期人数有限，负担不重。37年抗战后至皖南事变前边区主要依靠外援维持，外援包括国民政府拨发的军费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合计占边区财政收入约 50%到 85 %

1937年 至 1940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

1937年 ，45.6万元 ，占年 财政 收入86.71%

1938年 ，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 51.69%

1939年 ，566.4万余元 ，占年财 政收入 85.55%

1940年 ，755万 余元 ，占年财政 收入 77.43％

西北财经办事 处《抗 战以来陕 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18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427

其中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法币） 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法币）

1937年7-12月为192.8万 1937年7-12月为3.6万

1938年 448万 1938年 197.4万

1939年 500万 1940年550.6万

1940年499.7万 1941年77.9万

（注：原文如此，前面的收入和后面的捐赠总额对不上。我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拨款”及“捐款”并非全部拨给边区财政，部分收入还要拿出来分配给其他部队。如1939年吕梁山脉及晋西北所控制部队每月获边区拨款15万）

总的来说在国民政府提供拨款的背景下，虽然边区财政谈不上富裕，但也能略有结余。如 1938年余 10.3万元，1939年余 8.4万元。在此背景下边区执行了休养生息，减轻民众负担的仁政方针：

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万石，一九四O年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但在1941年 ，边区财政突然出现 了严峻的形势，这一年边区财政亏空 567.2万余元。起因是“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为敦促延安方面尽早执行撤离计划，国民政府于11月暂停发放对延安的拨款。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极具恶化。国民政府也就再也不给延安拨款了。这样一来延安每年收入骤减500万元，经济一下捉襟见肘，陷入困境。

于是公粮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1

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泽东”的段子

同时随着抗战的发展以及出于增加边区兵力防止国民政府进攻的考虑，边区的党政军、学校、机关人口不断膨胀：

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仅一万六千人。一九三九年后，主要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一九三九年起直线上升，计:一九三九年四万九千人，一九四O年六万一千人，一九四一年七万三千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由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转而封锁，兼之边区吃财政饭的人口激增 ，从1941年起边区财政陷入巨大困境，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个月内，延安物价指数从716.7飞涨至1373。最高领导干脆提出了饿死、解散与生产自给三条道路。边区开始考虑要采用何种方法来解决金融危机。

一开始边区考虑的还是“开源节流”这类正常的解决方案：

1）机关部队自主经营解决经费困难（这是“部队经商“的鼻祖，后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2）大量出口边盐，计划41年出口60万驮以解决财政问题（一开始甚至计划每年出口200万驮边盐，但直到抗战结束，边区外销边盐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万驮）

3）加强税收

4）发行公债680万

5）征收公粮20万石

6）停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这是为了启动印钞机做准备）

即便如此，想尽一切办法到年底财政还差568万元的亏空（占岁入22%）填补不上，边区只好印钞，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胀……

以上内容参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篇 财政》P16

边区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一切正常手段都难以填补亏空，边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禁忌之物——特产。】【晋绥边区位于陕甘宁边区东侧，与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望。早期有军政人员8万左右，后期低谷时期军政人员也基本维持在5万以上。而晋绥边区开始特产贸易的时间其实比陕甘宁边区还早。

受“晋西事变”（这事的爆发原因得问薄一波）和日伪扫荡加蚕食的影响（晋绥在一九四零年遭到了春、夏、秋、冬四次“扫荡”），1940年1-8月，晋绥边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财政收入要通过四项动员（献金、献粮、扩兵、军鞋）筹措。但因为执行的方式过“左”，导致富户逃亡、怠工，反而进一步影响了晋绥边区的生产发展，以致晋绥边区在1940年经济萧条，财政也日趋困窘。

当时晋绥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几年来是晋绥艰难的一段，最严重的是四0年食粮不够吃，又以干部对粮食工作无经验，没有组织必要的调剂运输，各种粮折合上也有毛病，沿黄河的部队、机关普遍不少的吃黑豆，粮食特困难时，还要喝黑豆面糊糊，还不敢干吃，就这样也是一顿搞不上一顿。扫荡到河西去，每人每日规定黑豆十四两……部队又连续作战，有好些战士发生夜盲眼疾，同时因拣野菜吃，中毒死者也有。

在这一混乱时期“烟捐”即已出现，不过所占财收份额相当小

晋绥边区1940年1-8月财收情况

1940年9月晋绥开始认识到这方面的错误，试图改正，结果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财收情况

可以看出这几个月中晋绥收入几乎全靠银行借款解决（即开动印钞机）。结果引发物价暴涨，短短三个月内西北农币（晋绥边区发行的货币）和白洋的比价就从6:1跌到32:1，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的兴县因为部队机关集中，持有的农币颇多，导致其通胀比其他地区还要严重的多。这一时期烟苗罚款所占财收的比例依然很低，仅有1.07%，从绝对值上看甚至有所下降。但从1941年3月-8月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晋西北在第一次高干会议后制订了新的财政方针，主要内容是

“开源节流自力更生，力求收支平衡，纠正以发钞票解决问题的错误办法……在开源方面计划了并实行了烟苗罚款、公粮变价、整理税收、自力更生诸项办法……烟苗罚款占收入29.4%,列第一位；公粮变价为24.94%，占第二位；银行借款列第三位;税收17.14%列第四位。”

从这时开始烟苗罚款的财政占比急剧上升，晋绥边区也由此开始参与指特产贸易。按晋绥对内宣传的说法是：

敌占区群众在敌人威逼利诱之下，种植烟苗，所以采取彻底毁苗的办法会引起群众的反感，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决定除我政府占优势地区，绝对禁止种植烟苗外，在敌占区及敌我争夺区不采取割苗办法，一方面在政冶上宣传，种植烟苗为敌人毒化政策之具体实施，一方面则以罚款名义进行征收烟苗捐，至于征收原则，是根据产量之多少，确定征收数目，但此项捐款不能过多，致使种植者恐慌逃跑。

这个说法看起来比较光明正大，毕竟是敌人让种的烟苗，我们只是去罚款罢了。不过纠其本质，和民国时期的“寓禁于征”已无区别。最后一句“此项捐款不能过多，致使种植者恐慌逃跑”，更是露了底，这哪里是“寓禁于征”呢，完全就是准备长期割羊毛嘛。同时晋绥边区根据文水的经验（文水所在的八分区于1940年就曾征收烟罚），制定了收取烟罚的程序：

(1)调查;

(2)毁一部分烟苗——是“先打后拉”“寓罚于毁”“的办法

(3)说明可以不毁烟改收手罚金，并说明这是“寓禁于罚”的办法

(4)定出表格，进行烟苗登记

(5)抽出一些地，当面测量，重新登记;

(6)分三期收款，并组织短枪队武装催收。

在八区由二纵队，工卫旅征收，得到了很大成绩，共收到1204123.56元。四区没能坚决进行征收工作，所以成绩不大。

可见，晋绥边区为了收到烟捐，还是动了不少心思。和陕甘宁边区一样，晋绥边区的这种做法也在内部引起了争议。例如四区之所以征收不力，就是对征收烟罚持有异议，四区同志如此顽固，简直要把边区领导气哭。就差直接挑明——边区经济形势这么差不征也得征啊！

四区同志对烟苗罚款表示异议，认为罚款的结果:(1)使群众敢于大量种植。(2〕使一部分同志有“种得多，收款也多”的错误想法，企图从这里来解决财政问题，是自杀的办法。（3）政治影响上要受到损失，特别由于不少同志的解释教育工作不够，形成要钱主义，使群众模糊了对敌我之分。同时认为去年毁烟苗的办法，由于群众知道种大烟是犯法的，并不引起对我之仇恨，敌占区烟苗被毁后，其他农作物增加，可以增加田赋、公粮，以补偿罚款的减少。所以，四区今年即昭告敌占区群众，卅一年还要种植烟苗，政府要绝对予以制裁。

上述四区同志的意见，是不承认在敌占区里面敌人占优势，要把很据地的禁烟政策，全盘不动地搬到敌占区硬要推行的结果。

但总的来说在1941年：自力更生却占着最重要的地位，是解决预算不敷的主要办法，烟苗罚款次之，公粮变价又次之。

《经济建没材料汇集》之六《财政》 中共晋西区党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2-P17

此外41年晋绥还有部分特产来自大青山。

四一年度……当时适逢敌人强迫群众在敌占区种烟，同时由于敌人的封锁与分割，敌占区附近之公粮，难于运回，乃想出敌区烟苗罚款及公粮变价的办法，解决财政开支，但仍赶不上最低需要，部队到大青山收药材84,653两，并自己生产解决一些问题。

《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一九四八年三月P460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

至于收取烟罚的方式则是不拘一格，据后来的包头市市委书记成枫涛回忆：

陶林县陶凉去东复胜乡，派粮不送，派烟苗罚款不交，派布不交。一九四一年我和陶林县政府到该区检查工作，协同区长高鸿森立即将该乡长连壁扣捕，结果送了粮草，交了大烟六千余两，洋布二百余匹，讨保释放。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P26

因为1941年烟苗罚款征收比较成功，在1942年度的晋绥的财政预算中烟苗收入继续被列为第一大财政来源，预计征收烟罚为银元39万5500元占收入比例的21%。田赋和公粮变价则分别占预算的19.7%和14.1%，同时要求部队机关的自力更生主要要向农工业发展，绝对禁止金融投机，停止政府机关部队经营商业。

最终结果却并不理想，烟苗罚款仅完成42%，征收到16万8000元（白洋）；田赋仅征收到65%；公粮变价仅收到77%。其他财收中大青山收入、银行借款也都少于预期。

尽管烟苗罚款大大不如预期，但也达到了极限。根据文水县方园村的调查：

我们（注：晋绥边区）的烟苗罚款先后五次，每亩共负担伪钞118.13元，对敌伪的负担，每亩伪钞48元，每亩共支出166.13元，亏损26.13元。

晋绥边区一季之中抓了5次，征收的税款是敌伪的一倍有余，搞的烟农受不了。文水烟苗罚款报告中说:

“如果敌人不加强他的军事统治力量，可以相信明年除敌据点以外，冒险再种烟苗的恐怕不不多了，明年再搞这件事就须要①必须党政军民确实配合，停止各抓一把的作法，②主要的是设法搞据点以内的罚款，这就需要军队的威胁。”

在敌人再三强化治安的八区，用军队要是到敌据点去搞烟苗罚款是冒险的事情，所以，明年不可能象今年一样顺利进行，收款数目一定要大大减少。

《经济建没材料汇集》之六《财政》 中共晋西区党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19-P27

因为当年晋绥边区收入大大减少，开支也只得压缩，应急的法子是：津贴不发、伙食（油盐炭菜）减半，春衣减半，经费削减1/4。但依然入不敷出，亏空95万4359.59元（银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年晋绥边区开始试种“药材”】

1941年除夕的时候（确切的说是1942年了）边区干部还在老乡家征粮草，你觉得这算“过得很好”？？？？？

我真的没有这么多闲工夫回复您的一堆问号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