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笔记 -- 2313234454dfsd

许子生当有元之初，为姚枢、窦墨所荐，官至祭酒，继二中书，可谓遭遇其时矣。呜呼，圣人作《春秋》，于吴越之国尚诛其心于数百年之前。不惟诛其人，凡与之盟会者，必深责焉。矧躬于其身，毁冠裂冕，委质尽瘁，稽首鞠躬，屏气肃容，以臣事夫禽兽狗彘于当时者乎，使圣人笔之于书，又不知何如其诛之也。由是观之，许子尚为学圣人之道者乎？客曰：子之言辩矣。当宋南迁，女真据有中原，鞑靼奄而有之，三纲沦而九法斁矣。赖许子以河洛正传起而辅之，中国不纯变为夷狄，人类不尽入于禽兽，未必非许子力也。使当时无许子焉，其不至于荡灭泯没不止矣。然则许子岂可轻訾乎？予曰：为一世计，则许子固不为无功矣，为万世计，则许子岂得无罪哉？然一世与万世，孰为轻重？不待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赎万世之罪，万与一相去辽矣，其能相掩乎？

；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匄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俗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注：按：白圭是战国魏文侯时人，善经商；计然是战国越人，范蠡（陶朱公）的老师；猗顿是春秋鲁人，以畜牧及盐业，十年富比王侯。］，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Machiavelli［注：按：Machiavelli，写《君王论》的马基雅维里。］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

......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

......

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法、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

㈠、一些认为西汉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观点的介绍

实际上，按照传统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有许多学者都论证过在唐朝、汉朝、甚至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他们的看法并非是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严肃认真的考察，大量的事实根据和历史记载之上的。其中许多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的论证相当的详实，所以相当的有说服力。事实上那些不赞同他们的学者，似乎不能提出什么有力反驳的意见，仅仅是简单的否认历史的记载，或者干脆自作主张，以想当然的方式歪曲的解释相关的史料和记载，显得很牵强。

这里我们选择几有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汉朝和战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证加以介绍

1、饶会林的观点

饶会林在1980年的时候说“我国史学界五十年代曾经开展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以为这个讨论未必最后接近了真理，明清萌芽之说也未必已臻完善。我近年来的学习体会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也不在唐宋，而在两汉。”[106]下同

他分别从生产力、商品经济、雇佣劳动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

首先从生产力上说，中国的两汉时期就比西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四五世纪要发达的多，他说“我国两汉时期，不仅早已出现所有这些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而且在技术、规模和品种上，有的还远远超过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的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直到欧美发展几个世纪以后才赶上。”

“我国钢的生产，至迟始于春秋晚期。到两汉时期，创造了一整套炼钢技术，包括渗透钢、铸铁脱碳钢、炒钢和百炼钢等。而西欧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才在英国出现炒钢技术，获得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根据两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总的水平看，它是比西欧资本主义最早萌芽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大约与西欧十七世纪相当。那么为什么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西欧可以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马克思肯定的），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两汉及明清以前）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呢？”

饶会林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小手工业和封建行会手工业发展为资本主义协作，不过是‘劳动过程扩大了它的范围，并以数量上比较更大的规模来提供产品……所以，二者的差别当初只是数量上的差别’”。并由此质问道：“既然两汉和明清以前的生产力已经那样发达，那么有什么特殊力量和特殊困难可以阻止这种生产力向资本主义协作的方向作数量上的变化呢？”

其次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说，两汉时期私营商品经济生产的范围和品种十七世纪的英国，商品生产的范围和品种非常类似，“两汉前期国内私营商品主要品种即有：酒、醋、酱、浆、牛羊猪皮、谷、船、木、竹竿、抬车、牛车、铜器、马、牛、羊、猪、帛絮细布、文采、榻布及皮革、漆、等等”

除了国内贸易之外，还有高度发达的国外贸易。饶会林说“当时除了与中国四周邻国有经常的‘关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至现在欧洲、地中海一带以及印度洋东方沿岸国的广泛贸易。最著名的就是张謇通西域后逐渐形成的自中国经现在的阿富汗、苏联南部、伊朗、伊拉克等国直至地中海东部的世界有名的‘丝绸之路’”

由此饶会林质问道：“这样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还仅仅是小商品生产者的贸易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直没有促成商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吗？”

“史实又给我们做了明确回答：当时商业资本的集中也是惊人的。例如、司马迁记入《货殖列传》的一些经商起富的代表人物中，就有因卖胭脂、豆浆、羊肚、鱼盐和囤积粮食而发家至‘千万’，‘数千万’的商贩，也有因经营运输，而发家至‘七千万’的运输商。”

并且西汉时期的商业资本已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直接控制生产，转化为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我们翻开史籍，发现这种现象在两汉时期也确已大量产生。我们看《史记.货殖列传》的介绍。司马迁指名道姓挑出来写入列传的西汉当时“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的九个代表人物”

第三个方面是雇佣劳动。

“在两汉时期，游民或‘流民’便经常大规模地发生，有时可以达到几十万或几百万人之多，（要知道当时全国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成为资本剥削所需要的劳动咯的丰富来源”

“汉书中提到的‘流庸’。师古解释道：‘流庸，谓去其乡而行为人庸作（者）’。‘行为’，就是即将成为的意思。这说明当时被赶到世上来的无产者的去向和归宿确实就是‘为人庸作’，即出卖劳动力。”

并且当时工场手工业使用雇佣工人的数目已经相当巨大。“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五○——一○○人的手工工场，就已经是大型工场了。法国资本主义萌芽于十六世纪以前，直到十七世纪才出现拥有几百工人的‘王家手工工场’。英国在十六世纪初，才有一个千人的手工工场，即约翰.温彻康布经营的纺织工厂，而我国西汉前期千人以上的工场，已经是不罕见的了”

饶会林还举了一个旁证来说明西汉时期雇佣工人的普遍性：“两汉时期，有不少著名的历史人物，系雇工出身，如梁王彭越、齐相主父偃、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儿宽、议郎郑均、……、文人侯谨、文人梁鸿、……都是，如果雇佣劳动没有普遍发展的话，这种现象出现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汉存在奴隶劳动的现象，则通过与西方的对比，可以证明这并不与资本主义萌芽矛盾.饶会林说:

“马克思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就曾经指出‘奴隶贸易就是它原始积累方法’，‘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想象’。……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的指出，在两汉社会中的奴隶劳动，比起雇佣劳动还是少得多的。第一、从劳动力来源来看，奴隶的买卖在当时是有限的，不象雇工的来源——流民那么经常和充足；第二从当时国家的政策、制度看，朝廷曾不断颁布免除奴隶身份和限制使用奴隶的法令。”

“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在当时私营大工商业中已占统治地位。关于这一点，我国一些史学家前辈也曾有过类似分析，例如范文澜同志，就曾经在他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在西汉时期）私营大手工业用奴隶和佣工，……佣工总比奴隶多’”

从以上三个方面，饶会林论证了他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唐、宋、而在两汉。”并且如果有更充足的历史资料的话，这个上限还有可能继续往上推。

2、胡寄窗的观点

我们再看胡寄窗在《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58]一文中表达的观点,胡寄窗认为如果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么认为在战国后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后者的合理程度并不会低于前者.让我们看他的原话。

“只要有小商品生产存在，就可能有雇佣若干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形式的零星而稀疏的存在，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之存在。在中国，说它出现在战国后期亦无不可，未具备成熟条件的萌芽亦是萌芽。至于接近完全成熟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中国封建时间始终就没有过。固然从古代到清末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有所发展的，但它仍是稀疏的出现于个别时期或个别地区，只有量的差别而不曾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如照多数学者的意见将萌芽时期定在明、清，且不言战国、秦、汉间商人资本已甚猖獗，而且对唐宋时代手工行业分工之细密、国内外贸易之发达以及货币信用发展的高度水平等等事实，也将无法解释。且所谓‘明清’，也长达六百多年之久，约相当于西欧从商业城镇之出现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全时期，这样笼统的结论，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如将萌芽时期推早到唐、宋或以前，在理论上亦无违反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处”

3、邓福秋的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再介绍一个学者邓福秋的观点，他也和饶会林一样从比较详细的几个方面论证了中国早在西汉时期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

在《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07]一文中邓福秋说

“论者多谓西汉为封建社会前期，个人对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主要是资本论），《史记.货殖列传》所见却大其不然。何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给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

“西汉前期的情况全然不是这样，而是市场经济一片繁荣”

他列出了八个方面对于西汉时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加以论证。我这里不妨一一列举出来。第一是“市场广阔”，第二是“市场机制充满活力”，第三是“资产阶级兴起”，第四是“货币地租通行”，第五是“信用制度发达”，第六是“平均利润率形成”，第七是“关于‘节驵侩’”（这一节内容是说明西汉时期资本的平均周转次数问题），第八是“关于‘僮手指千’”（这一节的内容是说明西汉时期的童工使用和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童工使用类似，并不影响资本主义性质，大部分还是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

这里我不可能对他说的每一个方面都加以详细介绍，就选择其中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说一下。比如关于市场机制充满活力，邓福秋说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西汉前期出现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的情景。这是激烈的自由竟争的表现。‘富无经业’者，今天经营此业致富，明天则可能变为经营此业亏本，经营彼业致富了。……‘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表现资本不断从利润小的部门流向利润大的部门，其结果是‘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善于经营的人，资本积聚，成为‘千金之家’、‘巨万者’；不善于经营的人，则可能倾家荡产。看！这不是一副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画面么？”

“‘资本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流入流出，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至不同的生产部门有相同的平均利润。’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西汉前期已经形成了平均利润，那就是所谓‘什二之利’。”

关于资产阶级兴起，邓福秋说“素封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收入可以与封君相比，而身份是庶民，这些前人都注意到了。“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所谓息就是利润。……即年利润为万分之二千，也就是什二之利为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经济范畴。素封分享平均利润，那么，素封不就是资本家吗？素封这个群体不就是资产阶级吗？是的，他们就是资本家，他们这一层人就是资产阶级。他们从事各行各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

“西汉时期，一万钱为一金，十金是中家之产。百万之家是百金之家，相对于中家来说，当然是富户了。但这类素封只能算做一般的富户，是从编户之民分化出来的一层人，人数众多。素封中特别突出的被称为贤人。……司马迁重点介绍了九位贤人致富的经验，‘今后世得以观择’。他们各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特点:其中铁冶家四人,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铁冶是战国时期才兴盛起来的产业。……论者往往把“货殖”一词理解为经商，这是不对的的。在司马迁的笔下：‘货’指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货币资本可称为货，商品资本也称为货。‘货殖’谓资本的增殖，即参与市场竞争赚钱。因此，司马迁重点介绍的九位货殖巨富中，有产业家，有商业家，有子钱家，而商业家只有两人。这是因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我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商人资本独占鳌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战国后期，产业资本占了上风，如上举四位铁冶家，三位的产业是战国后期创办的。司马迁重点记述的九为素封，只有两位是商人，说明其时的商人资本已经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资本的一个特殊要素，从属于产业资本了。”

关于信用制度发达，邓福秋先用食货志中的一段话“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

然后分析说“‘贳’是卖主对买主提供的信用，也就是消费信用。消费信用是商业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西汉广泛流行。”

“次说行贾。‘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所谓行贾，就是外出推销商品。推销员是受雇的贫贱人，所以说行贾是‘贱行’。推销员外出推销商品，货主无法监督，只能运用经济手段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得多劳者多得。雍乐成靠当推销员能发财，原因当在此。我们知道，洛阳大商人师史‘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就是靠雇佣洛阳贫人当推销员的。如此看来，所谓‘贳贷行贾’，就是以赊销兼放贷的形式推销商品”

“贳贷是一种商业信用。贳贷贷出的资本不是闲置资本，而是商品资本，相与贳贷的人不是一般消费者，而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例如，曹邴氏是富至巨万的铁冶大资本家，他‘贳贷行贾遍郡国’，郡国中和他发生贳贷关系的，自然也是资本家。”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抑商时期子贷金钱的年平均利息率相当于年平均利润率，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封建政权为了抑制高利贷资本，就设立了一种信用机构，那就是《周礼.地官》所载的‘泉府’。泉即钱，府谓宝藏货贿之处。泉府的职能是平抑物价，扶困济贫。其日常业务，一是收购滞销商品，直接抵制囤积居奇者买贱卖贵；二是对贫困户赊销与放贷，直接抵制高利贷者。‘泉府’很象意大利十四、十五世纪时期的‘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公立当铺’。发人深思的是，在‘公立当铺’出现前，意大利商人们为了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就设立了一种信用组合，它就是现代银行的胚胎”

关于雇佣劳动，邓福秋说

“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个过程从十五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初），使用奴隶生产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且不说奴隶贸易中的黑奴，也不说英国圈地运动时被罚为奴隶的农民，只说十九世纪初的童工。据《资本家》载：‘有一帮工人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伦敦某一教区和郎卡郡一个工厂主签定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每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量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不就是欧洲的僮么？对于这些大量使用了僮的西欧工厂主，我们应当怎样界定其身份呢？是工商奴隶主，还是资本家？当然是资本家。因为他们虽然大量使用了童工，但丝毫也不影响其所办的工厂的资本主义性质，童工是用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是从属于资本的。

“（西汉）当时商品生产中虽然使用了不少僮，但用得更多的还是雇佣工人。《盐铁论.复古》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馀人，大批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

综上所述，邓福秋得出结论说“个人认为，战国时期确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它经历了秦帝国统治下的高寒天气后，到西汉前期，在宽舒政策的滋润下，便象越冬的小麦一样复苏了。汉武帝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成长为经济上‘封君皆低首仰给’，政治上敢于和朝廷抗衡的力量。”

“提到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总是把它和机器大工业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形态，它所适应的生产力不是机器大工业，而是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工场手工业才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至于机器大工业，那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后才诞生的。我国战国时期已有工场手工业。……不同工种的工匠，在统一的指挥下，在同一工场内，分工协作，共同制造同一种产品，这不就是工场手工业吗？到了西汉时期，‘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工’，其分工之细，生产规模之大，已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了”

邓福秋的结果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理解，应该说还是建立在充分扎实的论据基础上的。

㈡、田昌五强调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观点

田昌五在一些基本的观点方面也依旧是遵循传统的看法，比如认为中国战国开始以后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比如认为中国古代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是造成资本主义在中国难以发展的原因。但是他在工商业力量对中国古代历史演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是可以看见他对一些问题是经过自己认真独立思考过的，是有独到见解的，是能打破一些滥调看法的。这里，我们就他这方面的观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他虽然从概念上采纳了传统观点认为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说法，但是从内容上，他对中国战国以后的社会形态与西方封建社会以及所谓涯细亚形态的社会之间的本质性不同，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说“中国类型的封建土地关系，既有别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更是亚细亚形态所不具备的。我们用不着恪守亚细亚形态的信条，把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关系死捆在亚细亚形态的车子上；也无须附会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把中国的封建制切割得面貌不清。”[99]（下同）

其次，和许多传统论者喜欢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社会不同，田昌五在这点上是明确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里把他的相关论述摘录一下：“可以说，没有相应程度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不会有土地买卖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土地买卖，足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在有些时期是相当发达的。”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虽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但并不限于小农经济，而是以农业为主兼有多种经营的综合经济。在有些时候的某些地区，农业经济甚至不占主导地位。因此，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说成单一的农业经济，这是不正确的。由于是多种经营，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在多数时期是相当发达的。商品主要不是来自小农经济，而是来自国有山林川泽的产品和加工品，即所谓川泽之利和山林之饶。例如盐铁就是山海之藏，而山海是属于国家所有的”

“说农民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这不过是文人手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至多是个别的例外。中国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在多数农民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粮食和布帛生意却格外兴隆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田昌五把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这也是其他学者所没有的洞见，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他说

“我们以往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而不谈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作用，是根本说不通的。事实上，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小农经济的冲击和破坏作用较之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要严重。所以，在封建政府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时候，农民仍不免于贫困和破产以至流亡。当然，在多数情况下，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盘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是由饥民和流民举行的。租地农民反而很少参加农民起义。结果，中国号称以农立国，农业却是最不稳定的，如果说农业也有稳定的时候，那也只是暂时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还存在着工商业和农业的矛盾。中国的史学大圣早已模糊认识到这条规律，说‘用贫求富，则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依市门’，今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而无视这一条规律，这就难免要把中国历史装进亚细亚形态的葫芦里，甚至抱着这个死葫芦侈谈什么超稳定社会结构了。我们必须从这条死胡同里走出来，把中国历史学变成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

在许多喜欢用自己的想象和生搬硬套的概念来强奸历史的学者那里，他们习惯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受到种种破坏，所以社会停滞得不到发展。但田昌五这段话应该说明确叙述了相反的事实，中国古代社会的问题恰恰是商重农轻，农业受到商业的剥削和压制，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工商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是决定中国古代社会变乱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见解是相当有洞察力的，远比许多皮相之谈要深刻的多

下面是田昌五根据具体的朝代对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一个叙述，这里摘录一些内容

首先是战国时期和西汉初期的一些情况

“如所周知，战国时期的东方六国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是比较灵活的，对商人的限制也不那么严格，所以六国就有大铁商、大盐商和其他商人。……汉初经济落后，开放山林川泽，实行租赁经营。‘山泽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得为私奉养矣，不领于天子经贾’。这样就很快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非农业的富豪，如‘陆地牧马二百蹄，……羊千足’，一年即收入20万，这种陆地显然是不可耕的草场。有些人不顾事实，说那些素封之家是什么地主，反而把问题掩盖起来了。什么问题？‘用贫求富，则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是也”

“战国时期已有商人兼并农人的问题，汉初则更甚。这里所说的兼并是以贱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囤积居奇，农业号称拙业，商人是不愿在拙业上化力气的，但粮食是人们生活之必须，又是非常可贵的。”

“兼并土地的不止是商人，还有贵族官僚和其他方面的富人，农业虽然号称拙业，但土地多了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这样一批兼并土地的宗族豪强地主和商人很快涌现出来，代替了传统的封君势力”

然后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的情况

“西汉晚期，对地方豪强和商人的政策均有所放松，这股封建势力更加恶性膨胀，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而有限田限奴婢之议。王莽企图对工、农、商业实行全面国有化，解决上述危机，结果引发了赤眉、绿林起义，进入东汉时期，除了皇室贵族外，社会上明显形成了两股封建地主势力，一股是儒学官僚地主势力，另一股是商人地主势力，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实行农、林、牧、渔、工、商多种经营。因此这种庄园犹如地方商业城堡，并通过商业和大城市相互联结，而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以往把这种商业性的庄园说成是自给自足的纯自然经济的欧式庄园，这是不对的。他们“舟车商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怎能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呢？实际上，他们的庄园是西汉以来那些牧业主、渔业主、林业主、农业主、工商主的集合体，庄园仅仅是其经营形式而已。……把东汉时出现的部曲佃客看成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也是不对的。中国的特点是‘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这是商业高利贷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全是由政治权力造成的。”

接着是魏晋时期，

“商业又从封建庄园伸入城市，城市商业也开始活跃起来。……由于当时缺乏铸币，杂用汉代货币，钱重物轻，所以钱币成了人们崇拜的东西，鲁褒的《钱神论》即为此而发。爱钱如命，视钱如神，何可以自然经济论之。”

根据这些叙述，田昌五总结出了三个判断

“大致说来，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第一次大循环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第一，这是从土地国有转化为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通过兼并和买卖形成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

“第二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决定的因素不是什么水利灌溉和政治权力，而是商业高利贷资本。”

“第三……从汉初起，商业高利贷资本开始猛烈地冲击农民经济，农民‘当俱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故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开始恶化了。此后终两汉时期，除东汉初年自耕农有所回升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占主导地位。……农民之所以陷入贫困以至沦为奴婢，主要地不是由于过重的赋税徭役所致。汉代通行三十税一，每亩年税不过一文钱，所以又习称百一之税，即耕田百亩交税钱百文。加上人口税和更赋钱，总计不超出十分之一。所以，说农民的贫困是由于赋税徭役的负担过重，农民起义是反对封建赋役，这是不对的。汉代的编户农民均按一夫百亩交税，佃客亦然，但后来农产量有所提高，这点赋役仍然是不重的。那么，农民为什么会陷入贫困破产以至四处流亡呢？按汉初人的说法，‘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之所以流亡者也’。此后，商业高利贷资本侵入农业，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东汉末的荀悦说：‘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恣富强’。指责轻徭薄赋反而帮了官僚商人地主的大忙。农民脱离土地，本来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但由于商业高利贷资本转入土地和农业，所以又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就是这样轮回转生的。对中国封建社会各种亚细亚形态的论调，其错误均在于忽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形态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破坏作用。所以，他们的论点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说的是，田昌五虽然看到了商业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仍旧把官方对工商业的控制当成了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他见解的缺陷和不足所在了，在以后的部分，我们会对这一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但不管怎么说，仅凭上面所叙述介绍的这些内容，田昌五的贡献就应该值得高度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