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清火器的迷思 -- 恶魔之读书者

在1603年德川幕府统治确立后的几年之中，出口白银几乎接近2000000公斤（小叶田淳，1970，第8页；岩生成一，1958，第328·330页；岩生成一，1959，第63·67页）。【4】 其中的绝大部分最终流至中国，在这里白银被用以购买商品，从而刺激了日本本国市场的扩大。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日本进口的生丝大多源自中国，每年进口量从约60000—90000公斤增至280000公斤左右，于此也不难看出当时日本富裕程度。

。最近，研究十七世纪欧洲的学者，鲜有不虑及所谓“小冰期”对经济史和政治史产生的影响。“夏季平均气温每降1摄氏度，将会延迟庄稼生长期达3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成熟时的最大高度降约500英尺。即便今日，农作物临近成熟的收割期每推迟一天，农民的粮食产量将每公顷下降63公斤。夏季平均气温每降低一度，将致使北欧的作物生长期延迟约30天。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农业生产方式更为原始，并且更多的边缘土地被垦种，因此气温的下降对农作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杰弗里·帕克，1979，第22页）。天气变冷，不是导致“小冰期”农业产量下降的唯一气候因素。与大多数农民最终适应的长期降温趋势同时相伴的是，全球季风类型的重大转变也如同气温变化一样导致了产量猛地逐年急剧下降。当一个地区可能出现了正常的干燥之时，而另一个地区或许正遭受着异乎寻常的寒冷或潮湿，甚或两者皆有。这种短期气候变化对17世纪欧洲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舒尔曼，1981，第253—257页；罗西尼，1981，第729—736页）。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因为伴随小冰期而来的灾难并无国家或国际的分界线。例如，在日本，北部地区连年异常的冷冷夏日以及其它地区的洪涝和干旱，使得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本粮食产量急剧下跌，这最终导致了宽永时代的大饥荒，因之大量的人口和牲畜死于饥饿和疾病。宽永时代的饥荒是在日本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饥荒。随着17世纪30年代末气候和农业条件的恶化，幕府被迫采取赈济贫民的权宜之策，并颁行特别法令。这些政策被有的学者视为幕府实施善待“次要的小农阶级”的政策乃至进行日本社会一体化组织和控制政策的转捩点。（《德川时代纪实》，卷40，第159页，164页，213页，258页，269·275页，280·281页；山口啓二、佐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岸本美绪，1978，第1·33页，1979a，第67·75页；魏丕信，1984）。在这些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有时也同样影响着农业的生产，【8】至17世纪30年代末，中国一些最为富裕的地区出现食物匮乏，并遭遇流行疾病的侵袭（井村，1936·1937；伊懋可，1973，第310—311页；邓海伦，1975；魏丕信，1984）。然而，与日本官方相形见拙的是，明朝官员们在应对这一局面时几乎乏善可陈。【9】粮价腾跃，各种非法行为与日俱增，最终在1644年4月一支来自经济破坏严重的西北地区的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六周以后，北京城再次易手于满族入侵者，自此中国政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7世纪40年代的危机

　　尽管中国、日本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但是中国和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遇到了一系列相似的问题。此外，两国的这些问题均因财政困境而恶化。正如我在其它文章（艾维四，1977，第8—18页）中所指出的，中国困境源自于它几乎完全仰给于进口白银以此提高足以保证消费者信心和防止经济收缩的货币供应比例。然而，自17世纪30年代开始，从美洲—西班牙流入中国实际白银量急剧减少，年降白银量从50000公斤增至100000公斤。这在17世纪早期已属司空见惯。【14】同样的情况也暴露在日本的白银身上；1635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者禁止日本海外贸易，并于1639年将葡萄牙人逐出长崎。尽管在接下来的一段的时间里，荷兰和中国商人继续从日本输出大量的白银（山脇悌二郎，1972，第41页；山脇悌二郎，1980，第208页；罗伯特，1980，第410页），但所涉数量远远低于小叶田淳和岩生成一对17世纪头30年所作的估计。【15】明朝政府无力以国内资源弥补损耗的金银，于是迅速跌入到经济梦魇之中：储蓄导致了大量的白银从流通领域中消失，继而伪造铜钱在市场中泛滥成灾。因此，顺理成章地是，银钱比急剧拉大（叶绍袁：《启祯纪闻录》，1911；张履祥：《桐乡灾异记》，1958，第325页；祁彪佳：《祁彪佳集》，1960，第147页；岸本美绪，1979a，第74页）。在继之而来的恐慌之中，国家信誉实际上荡然无存：食物价格飞涨，且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商品市场已经崩溃（沈氏：《奇荒纪事》，1958，第290页；居密，1974，第525页；岸本美绪，1979a，第74—75页）【16】。在17世纪40年代初，税收直线下降，政府一度考虑再次将宝钞引入流通领域【17】，以助其为平息内乱和满族入侵的战争而筹措粮饷（计六奇，《明季北略》，1969，卷3，第337—338页；杨联升，1971，第67—68页；裴德生，1979，第74—76页）。然而，这在政治上被证明绝无可能。当1644年4月起义军进驻北京之时，他们发现国库实际上空空如也。明朝的覆亡，部分上是因其简直没有财政基础去维系其运转。【18】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德川幕府并非处在严重的危险境地之中，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与同时代的中国统治者相比，德川家光（1623—1651）及其顾问在应对所面临的困境时显得更为果断而富有成效。【19】

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分岔（Divergent Paths）

　　对始终怀疑17世纪中叶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发生怀疑的那些人来说，引述清朝广东总督【31】佟养甲（1648）呈递顺治帝（在位时间1644—1661）奏折（1647年9月）中的一段话，想必对他们深入理解这段历史不无裨益：在嘉庆（Chia—ching）年间（1522—1566）……（葡萄牙人）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边远地带澳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永久租居地。每年他们付给500两白银……作为地租银……（随后）获准每年可在广州经商……他们在离这座城市30里处抛锚，然后和广州人做买卖。因此国内和国外的商品皆可在广东自由流通……（并且）每年葡萄牙人须缴纳22000两的关税……旋即而来地是，官府腐败……不断加深以至于（葡萄牙人）被迫诉诸于暴力活动。……后来，他们永远不准赴粤……（此后）中国商人不得不携其商品至澳门进行贸易。这一情况发生在（1640）。自此以后，（中国）商人们经历了重重困难，商品不能流通，（在广东的）贸易（实际上）停止了。百姓生计因此被破坏，征收的关税每年也仅计1000余两。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澳门商人来粤贸易，则广东经济繁荣；反之，则广东经济萎靡。【32】尽管佟总督明显不知道1639年葡萄牙人已被逐出长崎一事，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其并不明了中葡贸易量下降的首要原因。【33】他显然关心的是因其本人职责所在地区的贸易下降而带来的影响。在呈递奏折时，佟总督的打算之一是请求朝廷重新允准葡萄牙人来粤经商，意欲借此能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复苏有所帮助。既然1640年葡萄牙人携带至广东的大量的主要物品是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白银，那么无疑佟总督主要的担忧之一便是自17世纪40年代初便开始困扰广东的货币严重短缺的问题。【34】（博克舍1948，第149页；威廉·菲德内尔，1913，第250页）。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广东以及中国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但是金融问题依然存在。关于此点，证据之一是1650年清政府决意颁行新纸币，以利于支付镇压明朝抗清残余力量的军事费用。【35】对这些新纸币，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它们显然没有受到中国百姓的欢迎，且在1661年因其无助于清政府妥善解决军事问题便很快退出了流通领域（彭信威，1965，第807—808页；杨联升，1971，第68页）。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形势因另一原因而恶化。在17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北京的清王朝不情愿地决意对沿海像郑成功（1624—1662）那样的“明朝王室分子”，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以迫其屈膝投降。其中决定实施的一项措施是强令东南沿海数以千计的市镇和乡村撤空，以图消灭郑氏赖以建立一个从长崎绵延至东南亚、经济上繁荣且至少对清朝来说军事上危险的海上帝国的非法贸易（凯思乐，1976，第39—46页；魏丕信，1979，第223—232页）。尽管迁海令并非总是被遵行不逾，但是迁海令及其他相关政令一直保持了20多年的法律效力。而且最终它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郑成功及其后继者丧失了据以反抗满族统治者的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而他们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据点——台湾在1683年最终被攻克。然而，清朝统治者为了这次军事胜利付出了代价，因为曾令郑成功富甲一方的贸易同样也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过经济利益。尤为特别的是，郑家在日本的交往使其能以数量可观的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来换取日本白银（岩生成一，1953，第22页）。至少其中的一些白银后来渗透到满清王朝控制的中国部分地区，在此这些白银无疑扩大了货币的供应量【36】。然而，迁海令实施后，大量正再次涌入中国的白银（还有，如同我们会看到的铜钱）急剧减少。正是因为经济紧缩过于严重，以至于一位学者开始称中国康熙统治早期（1661—1685）为经济萧条时期（岸本美绪，1982，1984）。无论经济萧条与否，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中国许多地区的粮价通常低廉，【37】手工业品卖之甚少，并且大量的人——其中一些人此前十分富有——遭遇到了严重的困境。【38】针对这些现象，当时最为流行的解释之一是白银短缺。在同时期的作者看来，白银短缺这一形势的出现与政府实施迁海令直接相关。【39】

　　此时日本的经济形势大相径庭。在经历了17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短暂但显著的中断以后，尽管粮价波动轨迹多少有点飘忽不定（山崎隆三，1983，第49—135页）【40】，但粮价有了一个重新上扬，且城市发展再度兴起（吉尔伯特·罗兹曼，1973，第287—288页；豪瑟，1974，第11—23页；中村质，1981，第290—291页），对外贸易亦呈现出十足的活力（罗伯特，1980，第409—429页）。如何解释这一点，尤其是在“日本此前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一背景之下？可能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与清朝官员不同，幕府官员不必为延时颇久、耗资甚巨的镇压反抗力量的军事活动而筹集饷银。【41】正如岸本美绪所指出的（岸本美绪，1984，第223—234页），清朝早期诸如此类的军事活动疯狂吞噬了一些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所急需的资金，它促成了“白银短缺”。【42】其次，日本在岛原之乱后基本上处于和平之中，这或许意味着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侵袭日本的那场饥荒和瘟疫，要比同时发生在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的饥荒和瘟疫所带来的人口损失少。奇波拉已经注意到，在前现代社会，行军过程中军队，在破坏庄稼以及散播疾病等方面，与正在作战的军队相比，通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波拉，1976，第151页）。进一步客观地说，日本的需求水平应该比中国的需求水平要高，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至少在17世纪50年代，日本粮价上涨而中国江南和其他地区的粮价则开始急剧回落【43】。再次，17世纪下半叶在管理金融体制方面，日本人看上去远胜中国人一筹。这部分归因于日本出口白银的减少，【44】它解放出更多的白银以应国内需求，当然这也同样归因于17世纪50年代中期将被称为“宽永通宝”的铜币重新引入流通领域。【45】在后一次努力中，政府因铜的生产稳步上升而获助益。【46】并且至宽文时代（1661—1673），幕府的钱座大量生产行之有效的铜币（日本银行调查局，1973，卷2，第130—131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对海上贸易的禁止大大地减少了日本铜和白银的输入，因而导致17世纪70年代初多家省级铸钱局的关闭（约翰·惠特尼·霍尔，1949，第451—452页）。当日本的金融体制已经达到暂时但深受欢迎的供求平衡时，清朝金融体制已经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最后，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商品和原材料备受日本商人和消费者的好评，但是大多数物品并非无可替代。比如，以生丝而言，可以在日本本土找到可接受的尽管不理想的替代产品，或者亦可通过荷兰人和位于东南亚、孟加拉甚或波斯（伊朗）的郑氏家族而获取（克里斯托夫·格莱曼，1953—1954，第46—47页）。【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