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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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波，男，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他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第二天，1966年8月26日上午，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同一版面还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当时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据说共有十多个。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四、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6年10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不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又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1966年8月29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小标题是“七、给出路”。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这样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殴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8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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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洗脑的文字，用来攻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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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疯狂一时的“西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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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是文化大革命时“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成员单位包括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八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后来又１９所中学加入。

“西纠”成立的背景。

文革展开后，北京许多高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通过工作组组织学校革委会、筹委会，代替了原来的学校组织，批判“彭罗陆扬”和彭真文革小组的《二月提纲》，破四旧，对高校的教职员工和与工作组对立的群众学生展开批斗。这种压制群众运动做法累积了许多矛盾，也受到了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批评。

毛泽东８月１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态度和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使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原来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卫兵受到了来自各方红卫兵的挑战，而谭力夫的“出身论”不仅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而且激起了平民红卫兵的反对。红卫兵开始出现矛盾、分化和混乱。这种情况下，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卫兵企图继续掌控红卫兵运动，采取了成立纠察队的办法来扭转局势。

西纠的政治取向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问题再清楚不过，“西纠”虽然祭出了“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矛头指向的是那些造当权派反的群众力量。保护的是官员和儿女们的利益。他们赋予自己的职责和权利，不仅包括了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而且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都由他们代行保卫职权，成为权力极大的执法机构。

“西纠”都干了些什么。

“西纠”以通令的形式发布自己的主张，前后发了十几篇著名的通令。通令的中心思想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他们打压其它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迫害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和知识分子。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严刑拷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红卫兵群众和所谓的“黑六类”。据《红卫兵档案》一书记载：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是揪斗、抄家、批斗最残酷的时期，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害或自杀，被后来称之为“八月恐怖”。

它提出的打倒“黑六类”，抱括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子女，这种划分远远超出了中央文革当时的打击对象和范围。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仅八月底到九月初，就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

他们还发布四号通令，把专政对象限令“扫地出门”，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中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西纠”的背后支持者是谁。

“西纠”的行为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1966年11月，时任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带着组员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是错误的。戚本禹训斥称“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江青则骂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虽然没有人承认，但“西纠”受到一些势力的支持是肯定的。通过周荣鑫和许明的关系，国务院印刷了“西纠”6—13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

“西纠”的灭亡。

1966年12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陈伯达发现六中劳教所的恶行之后，要求停办“西纠“的《红卫兵报》，他说：“你们的报要停办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

　　据《西纠黑幕》一书透露，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

１９６６年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受中央文革支持的与“西纠”和“联动”对立的中学红卫兵联合组织，总指挥是李东民，后来主导了“红代会”，并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活动三个多月的“西纠”终于在政治压力下停止了活动。孔丹的母亲许明当晚吃安眠药自杀。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就制止武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的这封信，应当是对“西纠”活动的最终认定。

对“西纠”的评价。

无论是中央文革还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开始对“西纠”都是支持的。1966 年12 月23 日，江青说：“西纠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后来被坏人操纵利用了。”1967 年4 月22 日,江青在接见“联动”成员时说：“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

周总理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西纠开始很好，维护秩序，后来就大砍大杀，把六中变成了监狱，现在就成右派了。”

“西纠”的平反。

1984年中央给“西纠”彻底平反了。平反文件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虽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9年7月进行了恢复平反，但由于当时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界限不清，以致有些人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引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的《解放全人类》第三期文章：“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

抄家、刑讯、屠杀、驱逐以及疯狂的“破四旧”，是“西纠”身上的典型符号，由此带来的是无数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坏。他们根本不是维持秩序，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西斯专政。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义性，而是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白色恐怖。按现代来定义的话，他们很多人的行为并不是反革命，而是恐怖主义分子。

这种残暴且血债累累的组织却获得了彻底平反，现代政治的可笑之处莫过如.20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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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76年李先念叶剑英要发动正变。

84年的平反“西纠”，充分证明了，改开派才是“西纠”的总后台。发动正变的人，原来才是杀人的幕后真凶啊！

李文波和妻子的死刑判决，是谁做的判决，是谁签的字，档案一查就清楚，可惜狗肉党（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不敢公开出来。

官版文革史关于红卫兵的笼统说法，颠覆许多人对毛泽东的诬蔑之词，甚至颠覆对整个文革的定性。这正如李捷说的，有些资料不便披露，不是因为披露了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

文GE中的极左派

　　打着红旗反红旗

　　抵抗违背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暴力打砸杀制造大量冤假错案

　　他们整人最狠

　　到了现代，屁股一转

　　他们成了公知精蝇极右派

　　打着民主反民主

　　一边眼泪汪汪哭诉自己冤枉被迫害

　　一边搜刮民脂民膏愚民欺民。

　　所以

　　文GE中的极左就是今天的极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