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当日的国家机器之使命，无非就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青铜器作为国之重器，首先用于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做兵器，一个就是做礼器。

兵器的意义是在暴力上维护国家统治，乃是武器的批判——物质保证；礼器的意义是在上层建筑上维护国家统治，乃是精神支撑。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

而青铜器不用于农业生产，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青铜数量较少，冶炼困难，在推广上有难度；第二，让青铜器落入劳动者手里后患无穷——反抗，而反抗的原因就是压榨极其残酷，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日的劳动者地位极其低下，收入极其低下。

所以，现成的劳动工具或者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能不能应用于实际生产，还需要社会经济状况的配合，需要制度的配合，需要上层建筑的配合。

因此，青铜器或者此后的铁器用于生产，分布于普通劳动者手里，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青铜器铁器这类金属质地的劳动工具对暴力国家机器造成的威胁，对比暴力国家机器掌握的军事技术和军队武器来比，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可以容忍；第二，普通劳动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地位提升和收入提升，不那么容易反抗。

配合这2个条件出现的，就是社会制度上的改变，换言之，从残酷的奴隶制度转变为稍好一些的农奴制度或者更好一些的小自耕农制度。

这点的出现，又需要客观的历史推动。用具体的历史细节来说，就是到了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诸侯国之间的蛮族被彻底消灭，诸侯国之间直接碰撞。

在这个时代，再也不会出现以下场景：诸侯城市之外便是大片蛮荒，而无数的蛮族部落在这些蛮荒之地出没，并且乘隙随时可能消灭华夏族的据点——被狄人烤着或者生吃了的卫懿公就是典型。

诸侯国掌握了从蛮族和被自己灭掉的小国手里夺来的大片的新土地，这些土地等待开垦，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则可以选择用脚投票——诸侯国君手下无数居心叵测、心中每日默念“彼可取而代之”的卿大夫们是他们的另一个选项。实际上，这一点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晏子面对齐国的田常“大斗进小斗出”的收买劳动力的手段，就敏锐地做出了自己的预测——未来的齐国是姓田的，而不是姓姜的。

类似的情形，在鲁国出现在季孙氏三家架空公室上，在齐国是田氏代齐，在晋国是三家分晋，在秦国是国君拉拢新兴军功贵族打垮了旧贵族（同时保住了公室的地位）。如果说这些英雄的无数事迹创造了历史，倒不如说这些人是利用了新形势，顺应了新形势，才得以挤掉舞台上的旧日主角，自己登上舞台中心。

换言之，从春秋的礼仪战争，到战国的血腥大战，背后是华夏这个土地上，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主体就是华夏族扫空了蛮族，掌握了中原所有肥沃土地，而所有强力power面对面直接碰撞，再也无空间可以让他们从容对阵，摆什么fairplay的君子风度。

而这个巨大的变化，放在社会分阶上，便是旧日的奴隶奴隶主阶层（或者类奴隶和类奴隶主阶层——这里主要指的是压榨程度），被稍好一点的封建主阶层、农牧或者自耕农阶层取代。

而随之而来的，便是稍稍放松的社会对抗关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容许了生产工具的提升，金属工具可以进入普通劳动者手中。

奴隶们每日都会有反抗的动力，因为推动他们反抗的客观因素每日存在——反抗的成本为零，失败了不过是死掉，反正奴隶们每日都可能被累死或者被杀；而一旦成功，收益却是巨大，亦即获得自由，逃入国家机器无法掌控的蛮荒之地，这个自由之地一点不远：城墙之外就是，那里无数游牧蛮族晃来晃去，就算是诸侯出兵，也常常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盗跖率领九千之众，横行天下，诸侯无法征讨，无可奈何的情况才会出现。

盗跖的地位在于他的战略主动权：他在汪洋大海一样的蛮荒之地晃来晃去，吸收无数逃出城墙的奴隶，他可以在高兴的时候，随时出击，狠狠咬奴隶主据守的城市一口。他根本用不着攻城，只需在奴隶们出城耕作的时候，袭击一把即可，他的成本极小，而收益巨大，他可以裹走无数渴望自由的奴隶，可以随意杀戮监视的少量军队。

从这点来看，盗跖集团像极了殖民时期的海上而来的殖民者，大航海时代掌握了制海权的殖民者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并狠狠咬陆权强国一口，而陆权强国如清朝或者拿破仑帝国或者路易十四法国则需要防守万里海岸线。跟他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无数游牧部，以及中世纪的穆斯林集团，只是他们的大海不是水做的，而是草原或者沙子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