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浴血腾飞的龙（之六）新的中国-沾着土气的新生 -- 史文恭

毛时代投资能力提升得非常快，对比国民党政权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政府财政总支出72.59亿元，其中用作‘建设费’的仅仅1.75亿元，每年平均还不足2000万元”，与低下的投资形成过程相关，“旧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累计建成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总共不超过人民币124亿元”。这个缓慢的资本形成过程，在毛时代戛然而止，“‘一五’计划时期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实现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这说明，中国社会可转化为工业投资的潜在经济剩余数量很高，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妨碍了投资的形成过程。问题在于，学术界未能恰当揭示前毛泽东时代投资形成的“障碍因素”，因此把眼光转向毛时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会经济剩余的能力，结果在经济史解释中间形成两种很“权威”的想象力：第一种想象力是关于扩大“剪刀差”的设想，第二种想象力则是集中于扭曲价格体系从而有利于投资形成，这两种想象力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在毛时代的开始阶段，整个社会的潜在经济剩余就数量而言，支持投资的能力与旧社会差距不大，而投资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于破除了旧社会各种不利于投资形成的障碍，其次才是财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因“破除障碍”这个消极因素的消失而获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这个积极因素的上升则是第二位的，因为学术界遮蔽了投资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仅仅从第二位原因出发建立解释体系，必然会过度夸大“积极因素”。

把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提升，与政府剥夺农民的力度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这是扩大剪刀差思想的要点。所谓“剪刀差”，就是工业品定的价格越来越高，农业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政府通过这个扩大的差价来提升投资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严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国的工业化投资百分之百来源于剪刀差：

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

说到底，扩大剪刀差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体现。有一个叶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毛时代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变动，清楚地显示剪刀差的说法并没有根据：“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这位叶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扩大剪刀差的问题，但他觉得不够，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创新来证明剪刀差存在。他说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得慢，工业的则提高得快，要从这个创新的角度寻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据：“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叶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经完全有别于剪刀差概念的内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强行纳入剪刀差概念框架进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构成“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话，显然已经是说针对不同的工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确定比价，而完全不涉及工农业产品比价实际上在扩大的这个“剪刀差”概念的标准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对着事实说假话”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先念地设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内，找出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扩张的奥秘，而不愿意扩展自己的视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寻找新的因果链接，因此，就会出现这种完全无视逻辑的怪事。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〇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