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每个人都需要一套关于人性的理论。每个人都需要预测其他人的行为。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套隐晦或者具体的理论来解释其他人的行为动机。我们的人性理论干系重大。我们需要借助这套理论来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教育我们的子女以及控制我们自身的行为。关于人性当中学习层面的假设指导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关于人性当中动机层面的假设指导着我们的立法与政府管理。人性理论明确了那些事情可以轻易完成，哪些事情只有在经历痛苦牺牲之后才能完成，还有哪些些事情无法完成。人性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即我们作为个人以及作为社会整体在合理范围内能够努力做到怎样的程度。

并不意外的是，几千年来人性理论都与宗教密不可分。几百年来不断进化的犹太教-基督教人性理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实涉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的范畴。根据犹太教-基督教人性理论，心智是一套具有多重官能的体系，这些官能包括爱别人的能力，分辨对错的固有道德观，以及做出选择的自由能力。“自由”在这里指的是不受因果律的干涉。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但是同时也具有选择罪孽的天然倾向（笑声）。这套理论同样也解释了感知与认知的机理：我们能够理解世界，是因为我们的心智官能得到了专门的设计，从而与外部世界节奏一致。这套理论甚至还能解释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的根源是接受上帝的意旨，热爱上帝，并且为了上帝而热爱人类。

犹太教-基督教人性理论的基础是创世记当中的叙述。自由意志信条源自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树禁果的故事。这个故事暗示读者，两人原本可以做出其他选择，换句话说自由意志存在。如今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们都不会相信创世记当中的情节确有其事，因此我们需要一套不同的人性理论基础。随着原教旨主义的衰落，我认为现当代的智识圈子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三条教条，每一条教条都与一位死去的白人男性有关（笑声）。

第一条教条名为空白石板信条，或者说Tabula rasa，通常被人们与约翰.洛克联系在一起，尽管对于洛克作品的检索——如今他的作品全都在网上，检索起来很容易——表明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短语。不过他确实写过下面这段话：

“让我们将心智设想成一张白纸，上面空无一字，并不承载任何理念。这张白纸如何得到了修饰呢？纷繁无界的海量人类意想如何以几乎无穷尽的变化形态落在了这张纸面上呢？这张纸如何承载了所有的理性与知识呢？我的答案就只有一个词：经历。”

空白石板信条具有极强的道德与政治吸引力。在洛克的时代，空白石板信条意味着君权神授之类的教条并非先天根植于人类大脑当中的真理，而是要依靠人类经验加以正当化，而且这些人类经验应当可以得到共享与辩论。空白石板信条破坏了君主与贵族继承制的基础，因为假如所有人的心智天生都是空白一片，那么君主与贵族就并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先天美德与智慧。空白石板信条还颠覆了奴隶制，因为奴隶再也不能被视为先天不足的劣等人了。我在《纽约客》上截取的一副漫画极好地概括了这套理念：一位国王对另一位国王说，“我不太了解钟形曲线，但是叫我说遗传才是决定因素。”

至今我们依然能看到空白石板信条对于当代智识生活的影响，有时这一理论的影响还会出现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学都试图采用几条简单的联系与环境机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社会学试图借助社会化与作为自主力量的文化来解释一切文化与社会模式。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二十世纪著名社会学家这样写道：“如果不考虑婴儿对于突然丧失支撑或者突发噪音的反应，人类可谓毫无本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没有本能。人所具有的一切特质都是从文化环境、人造环境以及其他人身上学习与习得而来的。”这番话出自人类学家兼公共知识分子阿什利.蒙太古。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空白石板信条的广泛传播。“不妨将儿童的心智当成一本空白的书籍。在生命的第一年里，书页上会写上很多内容。这些内容的质量将会深切影响他的人生。”这句话是沃尔特.迪斯尼说的（笑声）。

还有第二条经常伴随空白石板信条的信条。这一信条的名称来自约翰.德莱顿的诗歌《格拉纳达的征服》。“我恰似造化首创之人那样自由，卑劣的奴役法律起始在我的时代之后，高贵的野蛮人当时还在密林里任意巡游。”如今我们通常将“高贵野蛮人”理论归于法国哲学家卢梭。“许多人竟草率地作出结论说，人天生是残忍的，需要文明制度来使他们变为温和……对于这一点我们越加深思，便越觉得这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一种状态；除非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人类是不会脱离这种状态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偶然事件最好是永不发生。我们所发现的野蛮人，几乎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从他们的事例中，似乎可以证实：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

除非你知道卢梭的论敌是谁，否则你就无法理解这段话究竟在说些什么。卢梭的论敌是“许多作家”，其中最主要作家的最主要文字是这一段：“显而易见的是，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这段话出自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

卢梭用来反对霍布斯的高贵野蛮人理念同样很有吸引力。假如自然条件下的人类性情和平，那么统御一切的利维坦就不必存在，不必依靠政府与警察力量来阻止人们相互残杀。假如人类天性恶毒，那么冲突就是永恒的人类处境。假如人类天性高贵，我们就能建设乌托邦式的未来。儿童生来都是野蛮人。因此假如野蛮人本性恶毒，儿童教育就应当以训诫与冲突为主。假如野蛮人本性高贵，儿童教育就应当为儿童提供发挥潜能的机会。

就像空白石板信条一样，高贵野蛮人信条同样对现当代智识生活造成了广泛影响。我们尊敬一切天然的事物，不信任一切人造的事物。天然药物，天然食品，天然酸奶，天然分娩，等等。我们对于权威式的儿童教育方式避而远之，我们将社会问题视为可以纠正与弥补的社会体制缺陷，而不是按照更传统的看法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人类悲剧处境。

此外还有第三条与空白石板以及高贵野蛮人并列的信条，通常与哲学家笛卡尔联系在一起。“当我考虑我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我自己的时候，我在精神里分不出什么部分来，我把我自己领会为一个单一、完整的东西……愿望、感觉、领会等功能真正来说也不能是精神的一些部分，因为精神是全部从事于愿望、感觉、领会等的。可是物体性的或者有广延的东西就完全相反；因为凡是物体性的、有广延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我不能很容易用我的思维分成很多部分的，从而没有一个是我认为是不可分的。如果我还没有从别处知道，那么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人的精神或灵魂是和肉体完全不同的。”几个世纪之后，这条信条被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发展成为了“机器当中的幽灵”的理念——请注意这个说法并不是警察乐队发明的。

机器幽灵信条同样具有极大的道德与情感吸引力。人们不喜欢将自己想象成为齿轮与弹簧的组合，无论组合的结构多么复杂。机器没有知觉，用完之后就可以抛弃。人类则拥有知觉，先天具有尊严与权利。而且机器幽灵信条还产生了一条珍贵的理念，即人类拥有区别于躯体机制的灵魂。机器具有存在的目的，例如磨玉米粉或者削铅笔，而我们惯于认为人类具有更高一层的目的，例如爱、崇拜、行善、知识与美。机器遵循相互勾连的物理法则，人类行为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选择催生了关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责任与要求他人为自身行为负责的态度。最后，假如心智与躯体完全分离，那么心智就有希望在躯体死亡之后幸存下来，这一理念的情感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就像之前的两则信条一样，机器幽灵信条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待心智，自由、尊严与责任并不兼容。这种看法往往会被批判为还原论者或者决定论者。谁也不知道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可是人人都知道不是好话（笑声）。我们在干细胞辩论当中就能观察到这一点。前年夏天，几位神学家与小布什总统一起参与了干细胞辩论，辩论的题目是摊儿何时具有了灵魂。换句话说，当人们在针对二十世纪前景最光明的医疗技术进行辩论时，辩论题目其实是幽灵何时进入了机器。我们甚至还能在日常讲话当中观察到这种想法。我们说“约翰的大脑”如何如何，似乎约翰与他的大脑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一样。当记者们写到大脑移植的时候，他们其实应当讨论身体移植的问题。因为按照哲学家丹尼尔.丹奈特的说法，大脑移植是唯一一种作为捐赠人更加有利的移植手术（笑声）。

空白石板信条具有很大的问题：空白石板什么也做不了。空白石板只能永远呆在原地，等着别人往上刻字。如果人们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积极地将石板上的刻字重新组合，从而实现特定的目标。谁也不会否认学习、社会化与文化的力量。只有疯子才会认为基因决定一切，个人经历不起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具有哪些允许我们学习以及允许经验影响未来行为的天生特质。洛克说：“智识的一切内容全都事先存在于感觉当中”，而莱布尼茨则完美地回应道：“除了智识本身以外。”

这种认知使得空白石板信条遭受了诸多威胁，这些威胁来自研究心智的当代科学。例如我本人从事的认知科学就发现人们需要固有的内在机制才能开始从无到有的学习，而且此类机制不仅复杂，而且数量众多。认知科学家认为，婴儿天生就具有一定的物体与因果律概念，天生就具有理解数字与空间表现的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大脑能够理解外部环境，并且追踪其中的物体。其他先天机制还包括心智理论。与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这套理论来推断他人的心智状态；语言本能使得我们能够表达思想；前额叶的执行系统接收大脑各部分的信息，并且影响大脑其他部分以及整个身体做出的决定。

进化心理学也对空白石板信条提出了挑战。尽管人类学家在过去一百年里大肆宣扬各种人类文化变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在这种种差异之下始终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行为模式基础。全世界6000多种文化的成员全都具有这些模式。最近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分类整理，他发现了三百多种普世模式，从审美、爱慕、模棱两可一直整理到动词用法、暴力行为、断奶措施、武器制作以及控制天气的企图等等。

进化心理学还在其他方面动摇了空白石板信条的基础。根据进化心理学，日常生活当中人类的很多行为动机都不是对于自身最大利益的计算，而是应当理解为对于我们曾经在其间进化的古代环境的适应，而且这些驱动力与我们今天的福祉或许已经没关系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糖、盐与脂肪的渴求。这一点显然导致了严重的健康后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因为食用大量垃圾食品而不幸早死。但是此类口味的由来很好理解。糖盐脂肪都是宝贵的营养成分。在缺乏此类物质的环境里，养成偏好的口味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如今我们能大量生产这三类物质，我们的口味却没有变化，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反而是弊大于利了。对于复仇的渴求以及采取暴力来保卫自身利益乃至荣誉的意愿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苦难，例如世代血仇与冤冤相报。但是在一个不能依靠报警电话召唤利维坦为自己出头的世界里，强硬的名声是一个人避免遭受欺凌的唯一屏障。

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人们对于富有性吸引力的伴侣的渴求。几年前，幽默家弗兰.勒波维茨富有见地地提出了一条关于人类心理的看法：“人们与吸引他们的人结婚实在是大错特错，你应当与最好的朋友结婚。你肯定更喜欢你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某个在肉体层面上吸引你的陌生人。你之所以与某人成为最好的朋友，肯定不是因为此人的鼻子长得好看。但是你结婚的时候恰恰却会这么做。‘我要与你共度余生，因为你的下嘴唇很好看。’”这的确是个谜题。答案或许是这样的：人体美学的解剖基础彰显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殖能力。当我们被面部的几何布局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试图让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地与最优秀的基因相结合。

基因学显示人类大脑具有复杂的基因模式，尽管大脑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使得我们能够学习与记忆。此外当大脑在子宫内发育的时候也会遵循复杂的结构。屏幕上的图纸并不是炼油厂的工艺流程图，而是灵长类的视觉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五十个各司其职的区域，彼此必须完全准确地联系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不仅只有大脑的布线才会部分受到基因的控制，而且令一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细微区别也会受到基因的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学家保罗.汤普森以及同事们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测量了大量受试人群的大脑灰质分布。他们检测了大脑不同部位之间灰质数量的相关性，并且进行了上色。灰色意味着没有联系，绿色、黄色与粉色则代表程度不同的联系。假如你将任意两人配对，他们的灰质分布就没有相关性，从三视图当中能看到他们的大脑是完全的紫色。假如将两个共享一半基因的人配对，例如兄弟，那么大脑皮层的分布就呈现了明显的相关性。假如两人是同卵双胞胎，共享全部基因，大脑当中就会存在许多相关性极强的区域，而且大部分大脑都能呈现一定相关性。换句话说，共享的基因会构造更加相似的大脑。

而且这些相关性恐怕还不仅具有解剖学上的特异性——额叶确实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而且还具有功能层面的后果。有人研究了许多从小分离，长大后才重聚的同卵双胞胎，发现他们往往具有令人惊诧的相似之处。在我个人最喜欢的案例当中，一位双胞胎被一户德国纳粹党天主教徒家庭收养，另一人则被一户犹太家庭在特立尼达养大。但是等到两人成年后初次见面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都喜欢在手腕上套橡皮筋，都喜欢用抹了黄油的面包片蘸咖啡，都会在使用马桶之前与之后各自冲水一次，而且都喜欢在拥挤的电梯间里故意打喷嚏，然后观察他人惊慌失措的反应（笑声）。当然这些事例都只是轶闻而已，但是一般兄弟在成年时期重聚的时候从没传出过类似的轶闻。目前最好的心理学测量工具也佐证了这些轶闻的真实性。从小分离的同卵双胞胎的行为依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点引导出了所谓的行为基因学第一法则，即一切行为特征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遗传，尽管远远做不到彻底遗传。

高贵野蛮人理论同样遭到了来自心智研究、大脑研究与行为研究的攻击。行为基因学表明，在可以遗传的行为特征当中就包括敌意对抗，缺乏良知，暴力倾向与精神变态。神经科学已经发现了灵长类大脑当中与攻击性行为相关的大脑机制。进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冲突存在于一切形式的人类社会当中，就好像在动物王国一样普遍。下面这张图表表明的各种社会当中死于战争的男性占男性死亡人数的比例。换句话说假如你是一名男性，那么你被另一名男性杀死而不是老死在床上的可能性有多大。图表上方的红色柱子代表了多个国家形态出现之前的社会，例如新几内亚高原上以及亚马逊雨林当中的的游猎采集社会。在这些社会当中，男性被杀的可能性从10%到60%不等。图表左下角的短短一截蓝色柱子是二十世纪美国与欧洲男性死于战火的可能性，二次大战的死亡人数已经被考虑了进去，但是依然只有不到3%。换句话说，在人性问题上，霍布斯是对的，卢梭是错的（笑声）。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死于暴力的可能性相对而言非常低。不过我们的社会当真就这么纯良吗？我要问大家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但是请不要大声回答，在心里想想答案就行了：你们考虑过杀人吗（笑声）？闲不住的心理学家们向很多人询问了这个问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男性与15%的女性经常想到要杀死自己不喜欢的人（笑声）。一半还多的男性与不少于60%的女性偶尔会想到杀死自己不喜欢的人。你们大概会想，“剩下的人都是骗子。”（笑声）

机器幽灵信条同样未能免于攻击。认知科学表明，智识能力不需要幽灵物质的支持，智识不是魔法，而是可以通过机械机制加以解释。信仰好比信息，思考好比计算——当然不是个人电脑那样的计算，而是某种利用模拟信号的平行模糊计算，但依然是计算——情感则好比反馈控制机制，就像恒温调节器一样。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表明了智识可以被理解为物理过程。我们已经制造了能够进行智识活动的程序与机器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六年前击败世界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深蓝计算机。

神经科学也破坏了机器幽灵信条的基础，弗朗西斯.克里克 称之为“令人震惊的假设”。这也是他的著作的题目。根据这个假设，我们所有的思想与感受，欲望与快乐，痛苦与激情，全都是由大脑组织的活动产生的。尽管这个假设听上去非常惊人，但是大量证据都表明这个假设是真的。任何一种心智活动都会产生可以侦测的电信号。通过用电信号刺激大脑，受试者可以获得栩栩如生的体验。我们知道大脑是一个由化学反应支撑的器官，药品之类的化学物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思想与情绪。假如医生切断联系左右半脑的胼胝体，病人的头骨当中就会出现两个独立的意识，简直就好像灵魂也能用刀子切开一样。假如大脑遭到了中风或者其他疾病的损害，部分人格就会消失。我们知道大脑极其复杂，一千亿个神经元由一百万亿条树突联系起来，确实与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性非常相称。而且我们又充足的理由相信，当大脑死亡之时，一个人也会随之消失。尽管十九世纪的有些科学家们付出了大量努力，但是至今尚且没有人能够与死者交流沟通。

这个思想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新颖。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就提到过类似的思想。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接待了一位当地医疗研究人员，然后就像自己的兄弟描述了自己刚刚学到的道理：“你想一想：在神经里，头脑里，那就是在脑子中的那些神经里……有那样一些小尾巴，神经上的小尾巴，只要……我抬眼望一望什么东西，就这样望一望，那些小尾巴就哆嗦起来，……而哆嗦起来，就出现了一个形象……那就是说一个物体，或者一项事件——咳，真见鬼！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看，还能想的缘故，……是因为有那些尾巴，而并不是因为我有灵魂，我就是那种形象和模型，那全是蠢话。兄弟，这是米哈伊尔昨天对我讲的。当时我好像被火烫了似的。阿辽沙，科学真是伟大！一种新的人就要出现了，这我明白……但是我到底惋惜上帝！”

诚然，当人们听到最新的科学进展时难免会惋惜上帝，或者寄托在上帝身上的价值观。关于人性的科学激发了左右两边的广泛恐惧与厌恶。左派学术界的最著名例证就是由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理查德.利文汀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联合署名的《反对社会生物学宣言》。我在这里引用一段：“目前这些决定论理论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它们为社会现状以及某些阶级、种族以及性别集团的现有特权提供了基因学的支持。这些理论为绝育法案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还要为导致了纳粹德国毒气室的优生学政策负责。”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些指控，社会生物学作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与八十年代早期无论前往什么地方演讲都会遭遇成百上千名抗议者。在一幅大学校园里的演讲宣传海报上写道：“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家，右翼父权的先知。”海报最底下还写着：“请听众自带喇叭。”但是不仅只有左派感到不安，宗教与文化右派同样很反感社会生物学。例如安德鲁.弗格森就曾经在《标准周刊》上撰文写道：“针对心智的生物学理论肯定会使你遍体发凉。因为如果要考虑某一项行为是否道德，是否彰显了美德，新兴科学与一般而言的唯物主义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将生物学理论与犹太-基督教观点进行了对比。根据后者，“人类从孕育时分就是人，被赋予了灵魂，受造于上帝，因而无限可贵。新兴科学恰恰正是要掀翻这种普遍理解。”这种信念在政治宗教与文化右翼人权当中十分常见。共和党多数派党鞭汤姆.戴利这样解释四年前的科恩拜伦校园枪击案。“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孩子们，他们无非是从原始泥浆当中进化而来的高等猿类而已。”在类似的案例当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取了一家创造论组织针对达尔文主义的危险性做出的证词。他们引用了血性猎犬帮的摇滚歌曲里的歌词“宝贝你跟我无非都是畜生/让我们像动物世界那样耍得尽兴”（笑声）。

这些恐惧与厌恶从何而来呢？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情绪呢？这就是今天演讲剩余部分的内容。我认为这些恐惧应当得到认真对待，而且一共分为四大类：对于不平等的恐惧，对于不完美的恐惧，对于决定论的恐惧以及对于虚无主义的恐惧。我认为这四种恐惧全都基于不合逻辑的推论。人们之所以会恐惧，是因为利用科学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非常新颖，人们早逻辑层面一时跟不上。我还要进一步说，对于心智的生物学理解不仅不具有各种指控当中声称的危险，而且真正的危险其实位于相反的方向，即否认人性。我们应当客观地研究人性而不采取道德袒护的立场。

首先说不平等。一个简单的数学事实是0等于0。假如我们生来都是空白石板，我们自然是平等的。但是假如心智具有内在固有的组织结构，那么不同种族与性别的个人在生物学上也必然不相同，这样一来歧视与压迫就有了正当理由。我想你只要看到这种恐惧的清晰论述，也就能看到这其中的漏洞，即公平并不需要对于同一的信仰作为前提。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当中写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并没有这么写：“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都是克隆体。”我们之所以拥护政治平等，是因为我们认为某些人类利益覆盖了整个人类物种。“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话作为立国政策同样禁止了因为某人所属群体——例如种族、民族与性别——的统计数据而歧视此人的做法。这正是公平与机会平等的核心理念。“是否所有人在生物学层面上全都不可区分”是一个实际问题，与平等理论并没有关系。

此外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有弊端。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种族与民族迫害其实并非针对所谓的劣等种族。假如你相信所有人都不可区分，那么就难免会将更成功的人们当成更加贪婪无情的人，而不是更有才能的人。二十世纪许多民族迫害暴行的受害民族都为族群当中更有才能的成员提供了繁荣兴盛的环境，这一点恰恰成为了他们遭受迫害的原因，例如东非与南太平洋的印度人，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华人，尼日利亚的伊博族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第二种恐惧是针对不完美的恐惧。千百年来人类实现完美境界的梦想遭到了粉碎。这种恐惧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假如不良的特质是天生的——例如自私、暴力、偏见与强奸——那么这些特质就不可改变，因此社会改良与人类提升的尝试无非是浪费时间而已。假如人类已经堕落入骨，为什么还要费事改良世界呢？反正你所做的一切都会遭到败坏。这种说法同样不讲道理。首先，卑下的动机未必一定导致卑下的行为。因为人类的大脑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复杂整体，有些部分的活动可以抵消另一些部分的活动。因此就算我们确实天然具有喜好反社会行为的倾向，可是我们同时也天然具有道德感，吸取他人经验教训的认知能力，以及能够从这些子系统当中接收信息从而控制行为的前额叶执行系统。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取得的进步并非源自抹杀或者更改人性，而是基于针对人性当中某些部分的大力开发。

彼得.辛格在《扩展之环》（The Expanding Circle）一书当中写道，好消息是所有人都具有道德感。坏消息是人类心智的默认设定是仅仅将自己的道德感施用于你自己所属的村落或者部族当中。但是几百年来的社会进步一直在扩展道德感的施用圈子，将我们本能感到的针对家人亲友的同情心施用于越发扩张的人际圈。我们将各个种族，智障人士，战俘，新生儿全都纳入了这个圈子。最近的《世界人权宣言》又将全体人类纳入了圈子。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点点转动道德旋钮的结果。我们并没有从头塑造人性，而仅仅是同情心的适用范围逐渐向外扩张而已。

对于不完美的恐惧同样有害。这里我主要说三点。首先是集权主义社会工程学。假如人是空白石板，那么我们自然忍不住想要控制写在石板上的内容。因为假如我们不写，各种意外就会在石板上留下痕迹。二十世纪许多最恶劣的集权政权都公开信奉空白石板信条。大约要对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负责的毛泽东就曾经说过，“一张白纸好做最美的诗歌”。将柬埔寨人口杀灭四分之一的红色高棉也曾经打出过“唯有婴儿才是无辜之人”的口号。

还有一句远远更加温和但是同样令人心神不宁的言论来自城建规划专家兼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城市规划人员应当将原本的城市当成洁净的桌布，根据科学原则重新规划。”幸运的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问题在于他的人类需求理论，他认为每一个人需要若干立方米的空气来呼吸，若干加仑的洁净水用于清洁，若干加仑的洁净水用于饮用，若干平方米的面积用于睡眠，仅此而已。所以他认为城市设计应当以高效满足这些需求为优先事项，而不是像巴黎那样修建成令他大为反感的脏乱差大杂烩。我们如今自然能看出来他的谬误何在。他的人性理论也是空白石板理论，并且忽视了人性的许多其他方面，例如归于亲密人际互动的需求，对于舒适室内环境的需求，对于绿植以及其他活物陪伴的普遍需求，自然光对于情绪的影响，对于室内装潢与审美愉悦的需求，人类尺度以及对于空间安全感的需求，等等。勒.柯布西耶并没有获准将巴黎夷为平地从头再来，但是他的一位徒弟却设计建造了巴西利亚这座全世界最令人望而生厌的废土之城。集权现代主义的理论要在一定程度上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美国城市改造负责。原本欣欣向荣的社区被一旦抹平，立交桥、高速公路与写字楼取而代之。

信奉完美的第二个弊端在于缺乏对于民主的认识。二十世纪许多集权政权的领袖都是极其富有个人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这些领袖主张自己与前任相比具有道德优越性，以此作为自身权威的根源。他们相信自己的集权统治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相信集权体制终将枯萎消失，此后人民将会在无政府主义环境当中驯良地相互合作并且和平生活。相比之下，民主制度的人性理论基础非常阴暗：人们永远无法摆脱自身智慧与预见性的局限，政治领袖全都具有沉湎于个人野心与自我欺骗的天然倾向，因此才要利用制衡机制来克制他们。詹姆斯.麦迪逊的名言说得好：“假如人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假如政府由天使管理，那就不需要内在与外在的监察机制。”

信奉完美的第三大弊端在于扭曲了人际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里是一位母亲在《波士顿全球报》上发表的对于育儿专家的看法。“铺天盖地的育儿建议已经把我淹没了。显然我应当与孩子进行大量体育运动，让他们养成强身健体的习惯，成为健康的成年人。我还应当与孩子进行大量智力活动，让他们长大以后足够聪明。各种游戏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训练手指灵活度的游戏，训练阅读能力的单词游戏，训练大肌肉运动与小肌肉运动的能力，仅仅是搞清楚应当与孩子们玩什么就足够我耗费一生的时间了。此外我还要充当急等着上菜的厨师，一次要烹饪两三道菜肴，因为假如我强迫孩子吃饭或者听任孩子不吃饭，孩子就会遭受进食失调。”我想任何一位新近成为父母的观众只要翻一翻市面上的育儿手册，就会与这位焦头烂额的母亲感同身受。

关于育儿的研究，这里有一些令人头脑清醒的事实：绝大多数为母亲们提出各种建议的育儿研究都没什么用。它们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它们控制不了遗传行为。这些研究测量了父母的一些行为，又测量了子女的一些特质，发现其中有相关性，然后就假设相关即因果，肯定是父母的行为将子女塑造成了这个样子。绝大多数此类研究根本不去检测以下可能性，即父母不仅向子女传递环境因素，也会传递基因。比方说父母对子女多说话，子女就会具有更好的语言能力；父母喜欢体罚子女，子女就会喜好暴力。但是有可能父母仅仅是将口齿伶俐或者喜好暴力的基因传递给了子女而已。

有些研究确实控制了遗传因素。例如对于养父母与收养子女之间行为相关性的测试，收养子女确实得到了养父母的育儿经验干预，但是没有得到养父母的基因。此类研究总是反复得出两个结果。首先，出生时就分离的兄弟姐妹就像从小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一样具有相似性。但是我真正想说的还不是这个结果。同一项研究发现的第二个结果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但是同样重要：假如一对双胞胎从小一起在同一个家庭里由同一对父母抚养长大，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会比从小分离的双胞胎更大；在不同的收养家庭当中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更大。配套研究还调查了收养家庭里的无血缘兄弟姐妹，他们没有共享的基因，但是的确共享环境因素。研究发现他们成年以后无论是性格还是智力都毫无相似之处，或者说并不比街头的随意两个陌生人更加相似。

这些研究说明了什么呢？这些研究说明儿童的个性与智力并不是由父母决定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基因因素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非全部作用，其他因素包括外部文化环境，包括社会整体文化与同龄人的朋辈文化。偶然性也是因素之一，例如子宫内以及最初几年的大脑发育情况以及人生经历。

当我将这些结果告诉人们的时候——茱蒂.哈里斯最早在《打破教养的假设》（Break the Nurture Assumption）一书当中公开了这些结果——人们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你是说我怎样对待子女都无所谓吗？”这样的最初反应或许很自然，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好好想想。你对待子女的方式当然有所谓了。虐待、奚落与忽视子女肯定非常糟糕，一个强壮的大人肯定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到自己照顾的无助弱者。养育子女首先是道德责任。其次，我们肯定无法塑造配偶的人格。除了新婚夫妇之外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改变配偶的人格（笑声）。但是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我怎样对待我的配偶都无所谓了。”怎样对待配偶当然有所谓了，这关系到你的婚姻质量，以及你能从婚姻关系当中得到怎样的愉悦与尊重。养育子女同样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也会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我认为这种想法反映了空白石板信条的影响。许多人都会忘记这条基本事实，或者无法在智识层面想起这条基本事实，将养育子女当成对于子女的任意塑造与微调，事实上养育子女远没有这么简单。

下面我简单讲一讲剩下的两种恐惧。首先是对于决定论的恐惧。这里的决定论是老派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反面。这种恐惧的理论如下：假如行为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那么人就不应当为了自己的行为而负责。事实上这种恐惧并不是全然的无根之木。几年前我在《华尔街周报》上发现了这条新闻标题：《律师声称基因促使被告杀人》。顺便说一句，辩方输掉了这个案子，换句话说此人的基因并没能让他脱罪，但是我们难免担心未来会发生这种事。我认为辩方输掉官司的原因很好理解，借用一句老话，“理解不等于宽恕。”责任的标准——表彰，指责，奖励，惩戒——本身就是行为的原因。这些标准并非作用于幽灵或者非物质的灵魂，而是作用于大脑的某些部位——大概集中于前额叶——而这些部位又能抑制人们的某些行为。通过问责，我们能维持大脑抑制特定行为的能力，哪怕我们理解了诱惑的大脑作用机制也依然如此。

此外，司法体系当中经常出现并且见报的虚假辩护往往主张恶劣行为的原因是环境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例如从小遭受的性虐待，梅内德斯兄弟在一审期间就借助这个理由逃脱了罪责，他们声称自己之所以杀死父母是因为从小受虐。“死磕派律师”威廉姆.库斯特勒为长岛铁路枪杀案凶手辩护时采用了“黑人愤怒综合症”的说辞，认为被告之所以任意枪击旅客是因为身为黑人生活在种族歧视社会所遭受的压力。有些律师还试图采用“父权逼得我动手”的辩护说辞为强奸犯脱罪，声称强奸犯遭到了色情行业与厌女思想的摧残。最好的例子大概出自《西区故事》里的唱词，一群不良少年冲着警官唱道：“亲爱的科普克警官，您可要动动脑/因为从小没家教，我们才不学好/我们的娘都吸毒，我们爹都是醉汉/我们成了小流氓，老天也没法办！”

最后一种恐惧，也是最为模糊的恐惧，是对于虚无主义的恐惧，即认为生物学剥夺了生命的一切意义与目的。爱、道德与美仅仅是遵循自私进化策略的大脑所操纵的傀儡。下面这幅漫画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恐惧。主人公半夜睡不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问他的儿子：“我来这里干什么呀？”儿子说，“传承基因。”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怎么还在这里啊？”（笑声）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不会满意这个答案。

尽管这种恐惧经常会被宗教信徒表达出来，但是我要指出世俗社会同样存在这样的忧虑。下面我要将宗教版本与世俗版本的恐惧分别谈一谈。宗教版本的说辞大致如下：人们需要相信灵魂的存在，灵魂存在的意义是实现上帝的意旨，并且会在来生得到奖励或者遭受惩罚。今天演讲的题目不是反对宗教或者宗教信徒，或者主张宗教与科学必然不能共存。有好几位杰出的神经生物学家与进化生物学家认为，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或者心智仅仅是大脑的产物与相信更高层次的存在之间并不冲突。今天我也不打算涉及这场辩论。我的目的倾向于防御，我的主张是并非只有宗教才能成为道德的来源。

首先，我并不认为相信来生的理念就有多么高尚，因为这样的理念必然贬损了人世间生活的价值。当我们想到人生易逝的时候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我们会与朋友叙旧，会开解与他人的纠葛，会做出表示爱慕的姿态，会发誓不再轻掷光阴。事实上我认为，只有认识到具有意识的每一刻都是宝贵的礼物，才能赋予人生最大的价值。其次，上帝的意旨听上去不错，但是在实际层面上总要靠人来执行，这一点导致了大量的不幸。讽刺报纸《洋葱报》在一年以前曾经刊载过这条头条新闻：《自杀炸弹劫机犯坠入地狱大感意外，犯人表示原本打算在天堂永生》（笑声）这条新闻遭到了品味太差的批评，确实如此。但是这条新闻确实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不相信来生与地狱永劫的威胁或许的确会致使某些人丧失戒惧之心并且恣意作恶，但是如果没有天堂至福的承诺，这些人同样也不会恣意作恶。

再来说说世俗版本。《安妮.霍尔》的开头场景很好地概括了相关的想法。七岁大的伍迪.艾伦被母亲带着去看医生，医生问，“阿维，你为什么难过啊？”母亲替他答道：“都是读书读糊涂了。”阿维说，“宇宙正在膨胀啊。”医生说：“宇宙正在膨胀？”阿维说：“宇宙就是一切，假如宇宙正在膨胀，早晚有一天就会裂开，那样一切就都完了！”（笑声）母亲骂道：“这干你什么事？你连家庭作业都不做了？”阿维答道：“有什么意义呢？”（笑声）我们都认为阿维犯了错误，正像他的母亲指出的那样，“宇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住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又不会膨胀！”（笑声）

诚然，布鲁克林又不会膨胀。这段对话之所以令我们发笑，是因为小伍迪.艾伦混淆了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是人类层次，即什么东西对我们有意义，以及鉴于我们具有这样的大脑，我们打算怎样度过今天的生活。其次是因果层次，即我们的大脑究竟如何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两个层析相互关联但是并不统一，万万不可混为一谈。就算进化确实是一个非道德无目的的过程，基因就像比喻所说的那样自私地试图将自身拷贝的数量最大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也是非道德无目的的自私存在。事实上正是非道德无目的的进化过程使得人类拥有了道德与目的之类的特质。

我最后的观点在于，道德绝非大脑杜撰的幻觉或者虚构。人类的道德感完全可以遵循固有的逻辑。千百年来的许多哲学家都论述过这一点，但是说得最好的还算是下面这幅卡尔文与霍布斯虎漫画。这幅漫画展示了抛弃道德的后果，从而论述了我们为什么应当不应当抛弃道德或者将其视为虚构。卡尔文说，“我再也不相信道德了。我认为结果好坏决定过程对错。该下手时就下手。强者即正义！胜利者书写史书！这是个狗咬狗的世界，所以我要使尽一切手段，让别人去操心对与错吧。”然后霍布斯虎就推倒了卡尔文。“你干嘛？！”“刚才你挡了我的路，现在你让开了。结果好坏决定过程对错。”“我又没说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只有对我才是这样！”这幅漫画表明，任何一套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不同于你对待他们的方式的体系都不可能持久维持下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是道德的核心，因此世界各地的宗教与道德传统彼此独立地反复发现了黄金律也就不奇怪了。

总结一下，现代智识生活的主导人性理论是由空白石板信条、高贵野蛮人信条以及机器幽灵信条构建起来的。但是这套理论遭到了当代心智、大脑、基因以及进化科学的挑战。这些科学看似挑战了我们的道德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理解人类的深层行为动机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些价值。政治平等并不需要同一无差别作为前提，而是需要将人们视为具有权利的个人的政策。道德进步并不需要彻底扫清心智当中的自私动机，而是要培养其他动机来克制自私动机。追究责任并不意味着人的行为必须没有原因，只要人的行为会对表彰与责备做出反应就行了。生活的意义并不要求形成大脑的过程具有目的，只需要大脑自身具有目的。向空白石板信条赋予任何价值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价值观就成了运气的人质，有朝一日可能会因为事实探索而过时，还因为这样做掩饰了否认人性的负面效果，包括迫害成功者、集权主义社会工程学、对于父母养育以及刑法体系之类环境因素的作用的夸大、对于逻辑、责任、民主、道德等概念的模糊化、以及对于人生价值的贬低。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