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文革记忆——爸爸去哪儿了？ -- 俺老孫

（一）文革结束后，爸爸在厂里接受隔离审查，虽然被抄了几次家，但也只丢了一套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景德镇陶瓷的毛主席像章。我家中说不上家徒四壁，但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个三屉桌，两个四脚方凳还是爸爸空余时间自己钉的，加上大学时爷爷送给的一个军队上过去用的绿帆布面衬硬纸板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我上大学时给用坏了，惟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当了近十年的省革委会常委，从未以权谋私，住的前面已经说过，组织关系却一直保留在厂的设计室，身份始终是技术员。这一切加上爸爸以前在群众中威望就很高，所以作为家属倒没受什么株连，但是我却遇上过小小的困扰。我那时上小学，每天上学放学路上路过同一个地方时都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冲我喊“张铁生”，令我困扰的是不知道那孩子对我这个父母都是货真价实的文革前大学生，自己也是个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小学生喊“张铁生”是想表达什么！

--------

相信关注文革的都知道“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大名，我这里给不知道的简单解释一下，张铁生是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因为工作表现好，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考试——文革期间没有后来意义上的高考，但仍然有大学面向基层群众的招生，叫做“工农兵大学生”。张在考试时答不出来考题，于是在考卷背面写了封信说明自己因为下乡以后学业荒废，通知准备的时候又晚，他又不愿为复习请假旷工耽误本职工作，等等情况，请求给予照顾。结果被当时的掌权者当做正面典型树立起来，文革后自然讨不到好，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

（二）爸爸结束隔离审查后并未能回设计室工作，而是被下放到基建科劳动改造，每天和基建工人一起挖土方，虽然很劳累，但总算能每天下班回家，我们一家人也就满足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等妈妈下班回家做晚饭。等到很晚她却一直没回来，后来一位隔离审查期间曾经看管过爸爸的工人来家里用自行车驮着我从工厂大门穿过厂区去到工厂的职工医院，才知道爸爸因为劳累过度心脏病犯了，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正在抢救。守在抢救室外面，妈妈告诉我，爸爸的心脏病是文革期间被逼出来了，她说当年不知为什么省革委领导班子就是搭不起来，闹到中央，闹到总理那里，总理要求造反派让步，作检讨，向老干部认错，才能过关，说起这妈妈倍感委屈，说大家都不认为自己错，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后来沈阳大军区的陈锡联司令员的秘书亲自跑到家里跟爸爸做工作要求爸爸带这个头。妈妈说爸爸虽然答应下做检讨，但心里还是有委屈的，结果心脏病发作晕倒在主席台上，从此落下病根。

厂里领导看爸爸累倒了，倒也没再难为他，但作为受限制使用的人员，也不肯让他再回设计室，就和我妈妈先后调到厂办的工学院当老师。

其实当时不止我爸妈受文革影响被限制使用，几乎所有文革前分到厂的大学生都受到影响，我们厂作为军工大厂，文革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厂一级领导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全都是中专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层的各处科室也几乎如此，生产一线的车间主任里多的则是技校毕业生，其中一些人在我爸妈那里参加了三年制半脱产学习，获得了个大专文凭。

（三）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本市上大学后，我爸妈也调离工厂，家也搬到市里，久已断了联系的省革委会的的老熟人也偶而来家串串门，我也认识了其中几位。其中一位叫范正美的，文革时曾当过省革委会的三把手，仅次于两位老干部。他当时也在当老师，来家时还送给爸爸一本自己写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等于创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们二人聊起熟人，说到某人在劳动改造时胳膊卷进机床里，造成粉碎性骨折；还有某人被整得精神失常；某人老婆离婚；某人被整得跳楼自杀……

爸爸八十年代末去世以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和我家时有来往，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参加其中一个人的女儿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吃自助餐的时候，人们开始用麦克唱歌，唱的大都是文革时代的老歌，有个人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妈妈听着听着忽然说：哎呀，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这不是那个王双印么！坐我们旁边的一个人接过话说：就是他。妈妈说：他不是跳楼自杀了吗？那个人说：没死了，救过来了。妈妈告诉我：这个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作者，因为这首歌文革中很红，他曾被召到北京，在江青面前献唱，因此文革后被整得很惨，一度跳楼轻生。那个王双印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又唱了《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我看他腆着个啤酒肚，四方大脸，满面红光，听着他嗓音浑厚洪亮的歌声，心想又一个从逆境和绝望中闯出来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