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雷思海：巴黎恐袭世界要巨变，美国锁定中国的战略就这样意外 -- 渔儿漂漂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讲，有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

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