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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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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3,关于跨性别的认识争议

性别是自我认知的第一要素。对于性别的认知包含着内在的自我意识,还经常意味着对于外在表现的偏好,例如服饰选择与玩乐方式。但是性别身份的生理根源至今依旧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源于基因,有人认为源于子宫内的雄性激素浓度,也有人认为源于早期社会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海诺.梅尔-巴尔伯格专门研究性别殊异,他提出了好几种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并且认为至少有四百多个罕见基因与表观遗传现象可能参与了性别身份的形成。这些基因与激素调节无关,而是与个性的形成有关。“我们目前对于大脑的见解就好比是第一批登月宇航员拍摄的美丽地球照片,”哈佛大学儿科医学副教授、内分泌医学领军人物诺曼.斯派克这样说道。“你能看见大陆,海洋与天气系统。什么时候我们能在月球上看清地球表面的汽车车牌号,也就能够知道性别表现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了。”就像自闭症一样,性别表现不一致在如今似乎也远比以往更加常见了,不过很难说这种境遇究竟是发生得更频繁了还是遭到了更加频繁的辨识。

认为性别认同源自非基因生物学因素的看法很令人困惑。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己烯雌酚(DES)于1938年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都被人们用来预防流产。假如胎儿在子宫当中接触到这种物质,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受到许多不良影响。2002年,有人对“DES之子网络”的成员进行了调查,发现跨性别受访者的比例占到了令人瞠目的50%。这一现象支持了妊娠期间激素浓度可以激发跨性别身份的假说。此外科学家们也对内分泌干扰素(EDCs)的应用表示担忧。这一类化合物已经在自然界增高了了两栖类生殖系统畸形的发生概率。研究人员怀疑它们恐怕也要为人类生殖器发育异常以及非典型性别认同发生概率的上升负责。

乔治.坎古汉姆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专门研究变异理念的渊源。他在1991年这样写道:“多样性并不是疾病,非正常也不等同于病态。”跨性别显然属于非正常的范畴,真正遭到激烈争论的问题在于跨性别是否属于病态。1980年,性别认同失调的概念被引入了医学范畴。所谓的DSM-IV诊断标准共有五条,只要凑齐四条就可以将一个孩子确诊为跨性别者:强烈且持续的异性认同,即想要成为或者坚称自己是异性;对于自己被外界分配的性别长期感到不适,或者感到该性别的性别角色不合适自己,常见表现是异装;倾向于在想象游戏当中扮演异性角色并幻想自己成为异性;长期希望参与刻板模式当中的异性游戏与消遣方式;倾向于与异性玩耍。被诊断为性别认同失调的男孩一般总会偏好女性服饰与发型,玩过家家的时候更喜欢扮演妈妈的角色,惯于回避对抗性体育运动,喜欢听白雪公主之类的女主角幻想故事。被诊断为性别认同失调的女孩往往非常反感穿裙子,喜欢留短发,经常被人错认成男孩,喜好参与对抗性体育活动,更喜欢蝙蝠侠之类的男性幻想角色。在这个女性也能在建筑工地干粗活、男性也能相互结婚的时代,像这样披着医学外衣的“蝙蝠侠大战白雪公主”式性别认同分类法看上去未免失之粗陋,但是至今这套理念在医学文献当中依然非常通行。值得一提的是,DSM-IV诊断标准明确指出这套标准不适用于间性体人群。

绝大多数儿童在幼年就会偏好适合两性之一的玩具,然而跨性别的孩子往往会拒绝与天生性别相关联的玩具。梅尔-巴尔伯格认为这些孩子“从出生伊始就极其不符合性别常规。”学术界有一张性别评分表,表格的一段是极端的男性特质,另一端则是极端的女性特质。典型的男孩会向男性一侧偏移3.5到5个标准偏差,典型的女孩也会以同样的幅度偏向女性一侧。但是跨性别儿童会向天生性别的反方向偏移7到12个标准偏差。换句话说,跨性别的先天男性比绝大多数女性更像女性,跨性别的先天女性也比绝大多数男性更像男性。在斯派克看来,“他们简直就是将性别表现当成了政治主张。”具有性别身份失调的成年人往往会显示临床表现显著的身心痛苦,或者他们的社交与职业行为能力也会受损。有些未经确诊的跨性别儿童则会在青春期或者再晚一些的时候表现出相关症状。反过来说,在所有遭到性别身份失调确诊的儿童当中,只有四分之一在青春期会表现出彻底的异性认同。换句话说,遭到确诊的子女的行为表现与他们未来的身份有时候毫无关系,有时候却又骨肉相关,因此养育跨性别子女才如此令人心焦。

许多帮扶跨性别儿童的专业人士都认为全社会都辜负了他们。“性别身份失调改革辩护士”的创始人凯丽.温特斯曾经写道:“在性别表现一致的男孩与女孩身上司空见惯甚至堪为表率的行为表现出现在性别表现不一致的儿童身上就成了病态或者精神失常。”换言之,女孩身上的正常表现放在男孩身上就成了精神病态,反之亦然。活动家们认为,性别身份失调不仅被人用预防天生男孩自认为女孩或者天生女孩自认为男孩,还被用来污名化或者压制女性化的男同性恋或者男性化的女同性恋。斯蒂芬妮.布里尔补充道:“假如一个男孩子说,‘我喜欢做这些事情,而且只有女孩子才喜欢做这些事情,因此我肯定是女孩子’,那么他所体现的并不是跨性别,而是性别歧视。”曾与跨性别群体共事的社工杰拉德.马龙与特蕾莎.迪克李森佐抱怨道,天生男孩会接受“体育矫正”,天生女孩则会接受“礼仪矫正”。在2009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年会上,抗议者们组织了一场“立刻改革性别身份失调!”的示威活动。加州伯克利大学儿童与青少年性别中心的戴安娜.伊恩沙夫特专门研究具有性别认同问题的儿童。她认为,“精神健康行业一直在伤害‘性别不正常’的孩子,他们需要收敛一点。”

但是另一批活动家却极力反对丧失跨性别这个诊断门类的可能性。在《性别之谜》(The Riddle of Gender)一书中,黛博拉.鲁达赛勒写道:“这一诊断结果为一系列激素与手术干预方式提供了正当依据,这些干预方式又为千万名变性者与跨性别者们带来了解脱。有些活动家们辩称性别偏差的‘医学模型’‘将人类多样性贬低成了病态’,这种看法往往错失了重点。如果没有确诊结果的支持,变性手术无非就是极端一点的整容/整形手术,或者按照批评家的说法,无非是头脑发热,追求时髦,甚至仅仅是‘一时疯狂’而已。” 性别身份失调在DSM标准当中的存在促使医保范围覆盖了跨性别群体可能会需要的心理咨询服务。DSM-5的研究主管威廉.纳洛认为,“保留诊断门类的危害是污名化,去除诊断门类的危害是丧失医疗福利的可能性。”当前的任务是“创建适宜的环境,使得当事人不仅能获得医疗护理,还能获得多于以往的护理,另一方面也要削弱歧视。”跨性别群体的两难困境与聋人以及侏儒群体十分相似,后者对于残疾标签同样不以为然,但是依然需要依靠这个标签来争取适应服务。

但是针对跨性别群体的手术与内分泌干预手段几乎从来得不到报销与减税的机会。许多跨性别者都希望自己的境遇能被定义为生理状况而非精神状况,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专攻性别身份问题的米凯勒.安杰罗博士指出,假如某种境况可以通过身体变形得到解决,那么这种境况就不该归类为精神问题。有些活动家声称跨性别就像怀孕,需要医疗护理,但是并不算疾病。美国医学协会发表过一份决议,表示协会“支持医保范围覆盖遵循医嘱的性别身份失调疗法”,这一表态为形体或心理干预打开了大门。为了将跨性别重新分类为内分泌或者神经认知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统计分类(ICD)当中添加一份新的列表。

只要性别身份失调还被划归为精神疾病,专业人士就会试图将其治愈,父母则会拒绝接受。我们应当关注子女本身而不是他们背负的标签。全国儿童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艾德加多.门维勒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们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自尊。塑造性别的事情并不要紧。”如果说有一套体系大而化之地预测了幸福的组成因素或者健康的价值观,那么每一名儿童的身心健康似乎确实比这套空泛的体系更加重要。门维勒并不认为跨性别儿童自然而然地具有心里或者生理疾患,不过他确实认为他们面对着额外的风险。阿姆斯特丹的性别发展教授佩吉.科恩-科滕尼斯也试图“首先诊疗功能性问题(例如分离焦虑、养育方法混乱以及抑郁症),这样无论子女最终显示除了何种性别,全家人都会安然无恙。”换句话说,不能让性别认同遮蔽深层问题,深层问题也不耽误人们应对性别认同。

绝大多数聋人都不介意被别人称作聋人;绝大多数遭受智力残疾的人们也不会拒绝唐氏症这个词。但是性别身份失调这个词所形容的群体却往往对这个词深恶痛绝。本身当中描述的绝大多数境况都同时具备积极正面的身份模式与消极负面的病症模式。任何人都不愿被归纳进入具有耻辱意味的分类,但是绝大多数人反对的都是耻辱而不是分类。那些将耳聋或者自闭症当成身份的人们尤其会这么做,哪怕其他人将他们的境遇视为病症。但是跨性别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性别身份失调一词不仅意味着跨性别群体患有病症,还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病症。 这个立场非常危险。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而且总有几个身份令我们感到遗憾,但是这些身份就是我们。关于身份的第一法则也正是哲学的最根本理念之一:一切事物都等同于自身。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或者乐师之所以通晓音乐”的“单一原因”在于“一切事物都不能与自身分割开来。”洛克则宣称我们最基本的知识就是“一个人是人”。认为一个人不应当成为他自己,破坏这个人的“我就是我”恒真命题,肯定会妨碍他进一步成长发展,致使他无法成为他原本可能成为的人。你总可以寻求更好的彰显身份方式,但是却不能要求任何一类人抛弃身份。在二十世纪的最低谷,曾经有人试图彻底抹消犹太人的身份,图西族人的身份,或者其他许许多多遭到压制的身份。不过抹杀身份的行为不仅能在宏观层面生效,也能在微观层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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