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戚本禹回忆录》 -- bshu

为保证上海，中财委决定从西南调出4亿斤粮食。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党政府原税收额估算，西南的粮食税为20亿斤，连同其他各项税收合计折粮为32亿斤。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粮数量为20亿斤。邓小平则考虑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区自身的需要，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

从2月到3月，这个数又加码了。

新政权刚建立，就立刻开征比过去旧政权时期沉重得多的赋税，对此，新区大多数民众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一些征粮干部，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是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征粮剿匪会上对川南军政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

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

2月下旬春节后，各地的小规模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

4月份以后，西南各地的征粮已难以进行，仅4月一个月里，西南因“匪乱”损失公粮即达一亿余斤。

鉴于上海等大城市已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全国的物价上涨风已经回落，考虑到西南自身粮食困难和长途运输不便等因素，1950年6月，政务院电令西南停止向中央调运粮食。当年上半年，四川的川东区、川南区、川北区共外调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大米7.5万吨。

6月底，西南全区征收公粮20.2亿斤，比当月中旬又增加了2亿～3亿斤，达到全区总任务（41亿斤）的49%强。

7月，中共西南局报请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意，将西南区的征粮目标缩减为30亿斤，较前减少了10亿斤。这相当于调减前的四川全省的征粮任务。西南区的税收任务，中财委也允减原数的30%，即由25亿减至17.5亿。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西南地区1950年夏收不再另收公粮，所有1949年缴纳的公粮，准在夏收以后缴纳完毕。西南财委、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据此分别指示各省区：凡已完成原任务70%以上者，欠粮户确为赤贫无法，得斟酌减免；应纳而现在困难者，准秋收补交；应纳而有力量缴纳但采取拖赖态度者，则加紧催征，以期完成30亿斤任务。

到7月20日止，据全区正式会计报告，公粮入库24.55亿斤，合原定任务的60%；全区税款入库合米5.38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21.5%；盐税收入共合米2.033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35.3%。

到9月，西南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28.5亿斤，按调整以后30亿斤的任务，完成了95%。

在1950年度的公粮征收中，中央根据西南实际，决定只派一次秋征，总任务为26亿斤。这比1949年的40亿斤公粮任务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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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说一句：有不少人回忆，61年曾希圣在安徽搞了包产到户后，安徽生活好转。其实，安徽61年产量仍然是下降的，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安徽农村生活好转，主要原因是粮食征购大幅度减少，农村留粮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