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邢台事件，实力嘲讽，神转折1+2+说明 -- flyrathabu

我前面的追问显得有些咄咄逼人，海峰先生在河里是一直不惮于批评左派的，这点我很敬佩海峰先生的坦诚。

然而问题还是问题，我不知道海峰先生意识到没有，这个“普通人”的界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拿您举的例子来说吧，您在例子里一点也不普通，真正普通的，是那群围观的“蠢货”们。

海峰先生总不会说，那天恰巧遇到了一群不普通的刁民和蠢货，或者，北京城里的人都不普通吧？

海峰先生说喜欢有第一手社会调查，从实践中来的左派，很巧，我有一点，尽管我出国已经很久了。我曾经在北京某民工小学当过义教，也曾经在京郊做过农民调查，我的结论是啥呢？

失望，很失望，一方面为自己的无力而失望，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说，我遇到也是一群“蠢货和刁民”。

先说民工小学吧，应该说，民工小学的师资力量一度是很强的，当时不少来自顶级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在做义教。然而教学质量一直很差，当然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缺陷，但以我的观察，重要原因之一是家长普遍不上心，完全是把学校当成托儿所在用。姑且举一个例子，这个小学附近有个很有名的“辅导班”，叫“信望爱”，说到这也许河里有人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小学了，而这个“辅导班”的性质，大家也该看出来了。这“辅导班”是很火的，很多学生放学就去那，我曾经和其中一些家长说过，那是宗教的东西，少让孩子接触，再说在非宗教场合传教也是违法的——家长看我的眼神，基本就是看着一个蠢货。

那个辅导班的好处，在于放学之后，还能看住孩子四个小时，据说（我没有亲身调查过）还可以免费供一顿晚饭。比起这些现实利益，不接地气的说教苍白得很，更何况我的担心确实挺蠢，据我所知，真正信了教的没有几个。

但家长确实不上心，我相信海峰先生如果看到这样为一点利益让孩子接触宗教宣传的人，会批评为蠢货。而且这种不上心，还并不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当时的学生里，就有很多家里在北京有住房，只是谋生辛苦点，不如白领工作那么光鲜，要说家底，恐怕比很多小白领还丰厚些。但就是这类家庭，对孩子教育最不上心，道理很简单，继承家业就行了，开个小餐馆，修车店，需要在学校里学多少东西？我知道的，九年义务教育没念完就在家里独当一面的孩子，前后得有一个班了吧。

顺带说说后来的事，后来我对学校的情况没有第一手资料，但我听说宗教势力都蔓延到校内去了，再后来，学校因为办学资质不满足，要被关停了。当然，这种关停民工小学的事，必然引起一大波公知的高潮，因此事情又出了一些波折，但我看来，关停这样一个已经被宗教侵害甚深的学校，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了。但我有时挺想发出一个很公知的疑问：教徒们给民工小学捐钱捐物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干吗去了呢？有意思的是，喜欢质问政府的公知们，好像都没问过这个问题。

再说在京郊的调查，我记得海峰先生讲过劳动的重要性，我在京郊真没见过多少劳动的农民，参与劳动最多的，是出租车司机——我是那时得知北京出租车司机多是顺义人的，这是第一手资料，或许有错，但颇有参考价值。北京京郊种地的多是外地人，租了本地人的地，整合一下，一般也不种粮食作物，专门种菜，供给北京城里的饭店，签订供货合同的，很正规。有心思种地的本地人，则往往是利用当地关系，搞成农家乐的形式，后来流行的把地租给城里人种，让他们尝尝鲜，当时还没听过。

有人或许要问了，这没什么啊，哪怕是把地租给别人，都改革开放了，也谈不上剥削了吧？这一点大概得在北京工作生活过的人才能感受深刻——京郊的农民们生活也太没有压力了吧？其实还真不是，北京城近在咫尺，郊区人也未必没有一些远大理想，只不过，他们的理想，主要期望在拆迁上。

拆迁中的一些丑态大家应该都听过，我自己其实也并没有亲见多少，就不多说了。我只说说我看到的结果：毕福剑去年搞得身败名裂，我其实早就对此人没有好印象。我亲眼见到毕福剑是在北京北部（已经不能叫北郊了）某村村支书子女婚礼上，此人担任司仪，很做了一些丑态，我当时就在想，这得给多少出场费啊。顺带一说，那场婚礼出席的明星阵容，压过一场地方台晚会问题不大，村民传闻，村支书的可支配财产是在九位数的，从当时的气势来看，我并不怀疑。

前年回国的时候，北京东郊某乡开发完成，我去了一次，不能算调查，就是走走看看，和路遇的一个回迁居民交谈，据他说，他拿了四套房，外带七位数的补贴款。我恭维他衣食不愁了，他说不算什么，村里的能人们把门市房占了，那才是摇钱树。他又不无欣喜的说，他也算机灵，要了两套门市房上的二楼，门市房是突出一块的，二楼相当于有临街走廊，到时候其实也可以开门出租……

二楼开门出租违不违法，二楼做生意，会不会影响到居民小区的生活秩序？他肯定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从他的表现可以看出，二楼当门市出租，也是不怕租不出去的，对基层人民的精明狡黠，我从不怀疑。

从海峰先生举出这两位左派看，都是关注农村问题的，因此我其实也在怀疑，海峰先生是不是也有点坐在象牙塔里的意思。难道海峰先生认为，城市基层的问题，全是来自于蠢货和刁民吗？不说别的，被城管驱赶的那些“刁民”，我认为他们看病不会去北医三院，围观的“蠢货”们，大概也有很多早上要到“刁民”那买一套煎饼果子果腹。海峰先生的“秩序”，哪里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了呢？

北医三院的煎饼果子，我还真吃过，我吃的时候一块五一套，前年回国在北京别的地方看到煎饼果子的小车，车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样子，煎饼果子已经是五块五了，北医三院那里，大概不会更便宜吧。海峰先生现在能说出多少北京可以吃到十块钱以下的早餐，而完全符合法律法规，不是占道经营的地儿？

在北京的人，有多少吃得起十块钱以上的早餐？

对不起，我最后这是在煽情了，我没有什么过硬的逻辑，我很希望我说的是错的，从而知道不用破坏北京城里很多国际化大秩序就能生活得很好甚至更好的人是多数——从海峰先生得花得宝的情况看，河友觉得我说错的也许不少。但我觉得吧，西河这么一个平均学历很可能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地方还不算象牙塔，那也没有多少地方算了。

最后再白痴左派一把，讲点象牙塔的吧，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被统治阶级迷恋法律，有点奴隶迷恋皮鞭的意思。当然，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我们要坚决捍卫法律尊严和秩序稳定。

只不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总觉得这句话说起来有点越来越没底气。真起了社会冲突，“人民”可不见得必定胜过“刁民”，从历史常态看，胜利的永远是人多的那一方。

所以毛的秘笈才说，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