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位于伦敦莱姆豪斯区深处的爱丁堡城堡是劳合.乔治最伟大的一篇演讲的发表地点。这是英国政界激进派系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一篇演讲。历史学家一般将爱丁堡城堡称作酒吧，其实这里是一栋非常奇怪的粉墙建筑，配备着城垛、角楼、旗杆与射箭孔。这里曾经弥漫着杜松子酒与烟草的味道，此时已经改建成了福音教派在伦敦东区的集会中心，因此也很适合劳合.乔治发表抨击贵族的煽动性布道。1909年7月30日的晚上，一大群警察正在爱丁堡城堡外面执勤，费尽力气想要驱散早已打点兵马包抄过来的女性投票权示威者们。在城堡内部，四千多名男性正在翘首以待。房间的窗户是开着的，愤怒女性的呐喊声清清楚楚地从窗外传了进来。好几名女性投票权运动的男性同情者们已经偷偷潜入了会场。有一名男性穿着象征女性投票权运动的绿紫相间外套，他设法爬上了讲台边上的一根立柱并且将自己捆在了柱子上。立刻就有五六个服务员围了上来。有一个服务员也爬到柱子上，用小刀切断绳索，并且将示威者拽了下来。当他与其他示威者被架出去的时候，沿途的自由派听众们纷纷向他们投以老拳。然后一阵响亮的掌声将财长送上了讲台。他身材不高，瘦削结实，留着长发，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气质。今天以及过去几十年里的财长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下院与广播采访当中为自己的预算计划进行辩护，不过当时这种做法依然非常罕见：一位财长不得不将自己的预算——当时已经被称为人民预算了——带到人民面前接受评判。但是劳合.乔治并不是随便哪位财政部大臣，而是英国政坛当中最具争议的政客，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最危险的政客。

在劳合.乔治年富力强之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英国民主政治产生过的最伟大的演说家，甚至比起日后的丘吉尔都更胜一筹——就连丘吉尔本人似乎也认同这一看法，当时他还是劳合.乔治的追随者与门徒。对于最狂热的仰慕者来说，他是来自威尔士的巫师，是激进政治领域的梅林。有一次在里尔演讲的时候，会场主持人甚至将他称作“继基督耶稣以来最伟大的人”。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劳合.乔治这个名字就是腐败与虚伪的同义词。谋求私利是他的不懈追求。他就像张伯伦一样不惮分裂自己所属的党派，而且也像张伯伦一样是个满心虚妄的自我主义者。假如活到二战爆发前夕，他也会像张伯伦一样在希特勒面前卑躬屈膝，历史学家罗伯特.布雷克曾经真诚地发问道：“他究竟是一位坚守原则与既定目标的不择手段之辈呢，还是一个凭借热爱权力的本能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呢？”

劳合.乔治是一名来自威尔士北部沿海村镇的年轻律师——村镇的具体位置是威尔士公国指向爱尔兰的凸起处——他最早以一名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身份登上政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攻击托利党的演讲稿中，他谈到了“英格兰的食人怪，栖息在威斯敏斯特的食人母狼”。要想看看劳合.乔治行事风格的早期体现，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名称拗口的兰弗罗森埋葬案件。当时英国已经更改了法律，允许威尔士的不信国教者在圣公会教会墓地里下葬，但是兰弗罗森教区拒不执行。于是劳合.乔治找到了一位命不久长的卫理会信徒，并且说服他的家人允许自己利用当事人的遗体来挑战教区的规定。不久后劳合.乔治与死者的女儿一起硬闯进教区墓地，不顾教区长的反对强行埋葬了死者，紧接着又代表这家人出面打赢了官司，顺便将自己塑造成了威尔士的民族英雄。这起事件完美地结合了炒作天赋、恶劣品味、非凡勇气与自我包装，所有这些特质都将会在劳合.乔治的生平当中反复出现。作为自由党议员，他很快就奠定了自己在党内激进势力当中的地位。他就像支持淳朴的威尔士农夫那样支持布尔人，就像支持威尔士不信国教者那样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一面将道德高调越喊越响，同时也越来越热火朝天地与多名女性偷情，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留在了威尔士。不过尽管如此高调张扬，但是劳合.乔治依然是一名自由党人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早在1964年他就警告称，假如他的党派不能成功推行社会改革，那么最新成立的工党代表委员会早晚有一天会把他们扫到一边，到时候“自由党将会被铲除殆尽。”他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关税纷争之后，丘吉尔叛出保守党并且盯准了劳合.乔治身边的下院议席。当贝尔福手下的保守党终于精疲力竭之时，劳合.乔治成为了内阁成员以及贸易委员会主席。按照他的传记作家的说法，此时的他成为了“全世界权力最大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但是他的激进本能却没有丝毫减退。1906年他在伯明翰声称，假如下一届自由党政府无所作为，“不能严肃对待人民的社会状况，不能在这片财富横溢的土地上清除令我国蒙羞的贫民窟与四处蔓延的贫困……那么这片土地上将会涌现组织新党派的呼声，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会加入那个党派。”

英国上层阶级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就是拔除危险激进分子的牙齿。白金汉宫谨慎地欢迎了劳合.乔治，主流媒体对他大加吹捧，漫画家则把他打扮成了一个温和逗笑的威尔士人。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自由党政府当中担任内阁大臣之后，劳合.乔治也逐渐软化成了一名扎实可靠的干员。他是一名才智机敏的激进改革者，但同时也很务实讲理。为了改善海员工作环境与船只安全，为了优化工业数据的统计方式，为了革新专利法，为了解决铁路领域的危险劳资纠纷，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些事务虽然看似乏味，但却是任何一个现代化政府在国际贸易与工业增长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威尔士人的火爆脾气也在此期间慢慢地收敛了起来。然后坎贝尔.班纳曼去世了，阿斯奎斯任命劳合.乔治担任财长。他连续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前任都要长，直到1997年戈登.布朗上台之后才打破了他的纪录。这一来乐子就大了：劳合.乔治终于回归了自己的狂野本性。

很多人都相信，现任自由党政府当中真正的激进派是阿斯奎斯而不是劳合.乔治。身为外向财长的阿斯奎斯为早期的老年养老金制度打下了基础，并且开始为其寻找资金来源。劳合.乔治也是类似养老体系的长期拥护者。正如我们所见，罗恩特里的书对他触动很大。布尔战争期间他曾经抱怨这场战争纯粹是浪费资源，因为每一颗爆炸在非洲的炸弹都是从养老金当中调走的真金白银。第一场养老金改革规模不大并且没什么成效。决心更进一步的劳合.乔治利用了1908年8月夏季议会休会期间的假期，前往德国与奥地利掌握第一手资料，亲自研究良好的福利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沉甸甸地压在爱德华时期英国的头上。德国不仅在海陆两线构成了日益强盛的军事威胁，同时还是工业发明的第一线。此外德国也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展望未来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怎样更公平且更有组织地对待人民。德国的煤矿工人自从1776年以来就享有工时限制与工作环境要求的保护，童工与青少年用工自从1839年以来就受到了法律限制，这大概也是德国没有出现狄更斯的原因之一。早在1881年到1889年之间，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就扩展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令其他欧洲强权国家望尘莫及，后者甚至直到此时都没能提出同等程度的构想。

劳合.乔治造访了德国的工厂、养老保险办公室、海员组织、港口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政客。回到南汉普顿以后，他告诉一位等着采访他的《每日新闻报》记者，“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德国养老金体制的规模多么庞大……一个人无论呆在国内进行多少研究，都无法清晰认识到国家保险政策对于德国的意义。”此时丘吉尔刚刚接手了劳合.乔治在贸易委员会的职位，而且他对于福利制度的热情比起前任更有过之。他一直在游说阿斯奎斯开设职业介绍所，建立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共建设项目，从而降低失业率；此外他还主张向十七岁以下的人口进行义务教育以及将铁路收归国有——事实上，日后的工党党首克莱门特.艾德礼在1945年与丘吉尔争夺首相职位时拿出的施政纲领差不多也就是这些内容了。至于1908年的丘吉尔则这样告诉首相：“德国的气候远比我们更恶劣，德国的财富家底也远比我们更薄弱，但是德国却想方设法为国民营造了多少还能活下去的环境。德国内部的组织方式不仅能够应付战争，也能够应付和平，而英国的组织方式却只能应付党派政治……要我说的话，我们应当在英国工业体系的肚皮上抹上厚厚一层俾斯麦主义的药膏，然后平心静气地等待结果，因为无论怎样的结果都不会比现状更难看。”用丘吉尔后来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必须利用平均值的魔力来拯救千百万人。”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心中逐渐成型的未来愿景假如在爱德华时代就化为了现实，那么此后的英国当代史必然会遭到彻底改写，日后的许多艰难困苦也都会得到避免。但是英国国内存在着敌视德国的悠久传统：德国人的办事方式过于专横包办，不适合热爱自由的英国小政府体制。当时有一位W.J.布拉斯维斯，此人是受命赴德进一步详细研究俾斯麦主义的关键官员之一。他在研究报告中声称德国人的办事方式过于官僚主义。要说到保险，最好还是依靠志愿互助社团以及私人保险公司。劳合.乔治并不太擅长分析细节，而且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没那么严重，因此这番说辞确实打动了他。在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正式生效之前颁布的先导文件这样解释道，“一切此类性质的福利体系都必须加以防范的最大弊病就是装病装穷骗取补贴的行径……唯一真正有效的制衡手段……就是发动工人自己的自利倾向。因此纯粹的国家设计……必然会导致不受限制的欺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表明这番话确实有几分道理，不过这番话抛弃了德国国家福利体系的根本原则，至多仅仅“在最微不足道的层面上零星借用了若干招数。”。话又说回来，钱从哪里来呢？一方面衰退与失业一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工业化英国。另一方面爱国主义高涨的人群正在街头路边为最新建造的天价战争机器——也就是英国的无畏级战列舰——大唱颂歌：“战舰要八条，我们等不了！”大炮还是黄油？福利还是军火？正是这个问题使得激进派自由党领导人与传统上层势力迎头冲撞在了一起。

根据劳合.乔治的计算。他需要筹措800万英镑来建造无畏舰，需要“800万英镑来拯救70万人免于贫民习艺所的苦难，此外还需要200万英镑来赈济20万老年贫民。”大部分资金都将来自额度更高的所得税以及房地产遗产税，但同时也要来自烟酒税，此外机动车税与燃油税的额度也正在上升（尽管总量依然很小）。劳合.乔治还打算征收行业附加税与地产税，这两项税种都将会受到人数有限的超富阶层的激烈反对。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大约有几百万人，其中收入水平高到会被新税收政策影响的人寥寥无几，需要交纳行业附加税的人只有12000名，只有80000人需要面对房地产遗产税。但是这些人在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全都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总体而言，自由党内阁被劳合.乔治的构想吓坏了。后来的实践表明，土地税的征收成本比税额还高，因此等到劳合.乔治担任首相的时候又被废弃了。但是就眼下来说，要不是丘吉尔的坚定支持，劳合.乔治大概挺不过接连几周怒火熊熊的大臣会议。在这一时期，威尔士火药桶与公爵的侄子之间的紧密政治友谊看上去实在非常奇怪。丘吉尔结婚时到场宾客当中唯一的政坛人物就是劳合.乔治。丘吉尔还曾经邀请这位崭露头角的阶级斗士来到布伦海姆宫游玩。为了寻找一处合适的非国教祈祷场所，劳合.乔治“在这座宏伟宫殿的阴影里寻觅良久——最终在附近的田地里找到了一处联合祈祷会。他们很快发现了我，态度都很友好。这些穷人们啊。”随着劳合.乔治的社会主义手段越发引起争议，丘吉尔也越来越被家人以及社交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视为阶级叛徒。或许他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四十年前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爵士也遭到了伦敦社交界的驱逐，尽管并非出于政治原因：他当时威胁威尔士亲王要曝光与其有关的某起离婚案的内幕细节，还有人声称他提出要与威尔士亲王决斗。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对于家庭的忠诚：他这是在保护自己的哥哥布拉德福，日后的第八任马尔伯勒公爵。根据当时报纸的描述，此人“行事野蛮放荡……满嘴污秽，殴打妻子。假如议会中的多数人心愿得偿，那他肯定躲不过令其颜面扫地的鞭笞刑罚。”由于几乎所有高门大户都将丘吉尔一家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全家人不得不搬迁到爱尔兰暂避风头。丘吉尔长大成人之后依旧对于贵族阶层的凶狠排挤耿耿于怀。或许正是因为这段遭遇，丘吉尔从来都没把爱德华国王太当回事，而且早在年轻的时候就随时做好了从贵族圈子的魔法花园当中抽身而退的准备。第九任博福特公爵在1909年认为，尽管丘吉尔在上层社会人脉广泛，但他就像劳合.乔治一样是个危险的人物。他很乐意看到“二十对猎犬将这两人撕成碎片。”

劳合.乔治于1909年进行的预算演讲非常冗长乏味，但是这番演讲将会引发1914年以前英国公共生活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冲突。他声称英国至少需要四艘无畏舰。当然，挪用其他方面急需的资金用来“建造庞大的舰队从而对抗虚无缥缈的海上敌寇”只能算是“罪大恶极的疯狂之举”。但是对于英国来说，“海权对于国家的生存确实至关重要。”接下来他又赞扬了德国的国家福利体系。号召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英国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并且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提升某几项税种的额度。不过最后他又总结道，自己的作法旨在筹集“战争预算……我们要集结财力打赢这场不死不休的战争，彻底消灭贫困与污秽。”接下来他又展望未来，届时“悲惨与堕落……将会像曾经在英国森林里横行肆虐的野狼一样沦为国民脑海中的遥远回忆。”

上层社会一开始的反应还算冷静，但是当针对富人的税收政策传播开来之后，他们的态度立即焦躁起来。政府面对着越来越自以为得计且咄咄逼人的托利党反对派，尤其是在上院。上院已经否决了若干项自由党的筹款举措，例如酒馆经营执照制度。丘吉尔警告说，上院议员们“将会在6月份得到一份令他们心惊肉跳的预算。他们主动挑起了一场阶级战争，那他们最好小心点。”前任自由党首相、疲惫的政坛大佬罗斯伯里伯爵在看到预算草案时指出：“这不是预算，而是革命。”接下来他还暗示下院没有权威通过这项预算，因为这项预算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彻底否定了信仰、家庭、个人财产、君主制与帝国的存在意义。”从报纸到金融城，从地主到上院，上层阶级发动了反击的攻势。金融家们频繁集会，贵族与富有的自由党党员向阿斯奎斯当面提出抗议，反预算联盟正式成立，报纸的公开信版面溢满了精心炮制的苦水。

在这个炎热的7月晚上，当女性投票权抗议者被赶出会场之后，全体听众终于安静了下来，翘首等待着劳合.乔治的演讲。在包括托利党贵族在内的很多人看来，保守党已经通过上院成功击倒了民选政府。保守党领袖阿瑟.贝尔福得意地欣赏着激进派的窘境。曾经在选举期间将他击败的家伙们如今也在金碧辉煌且摆满红木家具的贵族宫殿里变成了别人的靶子。劳合.乔治从来都抱有反对地主阶级的强硬立场。他看上去非常厌恶贵族体系。热衷于所谓的“新钱”与日后会被称作创业人士的粗野豪横的企业家。他的事业基于反对上院的悠久激进传统之上。他希望看到上院遭到取消，或者至少遭到阉割，再也无法挑战民选内阁。这是一场真刀真枪且历史意义重大的对抗，对阵双方一边是主要依托城市人口的民主体制，另一边是主要依靠地产的贵胄集团。冲突的焦点并不仅仅在于如何筹款。在这天晚上，劳合.乔治如同一头施展了全部威力的喷火魔龙，将局势加热到了即将沸腾的临界点。

他告诉听众们，他需要筹款建造无畏舰，而且工人阶级“已经投下了他们的铜板。”但是当他前往贝尔格拉维亚高档住宅区筹款的时候，“却只听到了一阵惨叫。”像英国这样富裕的国家居然允许那些终日操劳的人赤贫饥饿而死，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他极为动人地描述了自己在煤矿矿井半英里深处的一段见闻。

“我们在大山底部行走，头上覆盖着四分之三英里厚的岩石与页岩。我们身边与头顶上的泥土似乎正在合谋将我们压碎。巷道里的立柱已经弯曲了，变形了，开裂了。强大的压力劈开了木柱的纹理。一旦木柱撑不住，就会导致惨重的残疾与死亡。经常一个火花就会让整条巷道陷入火海，上百个胸膛当中的活气都会被吞噬一切的烈焰焚烧殆尽。”

他与阿斯奎斯向地主们寻求帮助，让他们出钱保护这些矿工不至于沦落进贫民习艺所。“这些可怜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地下挖出了巨额矿区土地使用费。他们很多人年事已高，一贫如洗，再也不能赚钱了。”贵族却对他们嗤之以鼻，不管不顾，将他们称作窃贼。那么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劳合，乔治说。“算账的日子就快到了。”

到了这个阶段，有些地主开始了规模不大的抗议，例如拒绝缴纳当地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费，或者威胁称假如预算得到通过就要开始裁员。劳合.乔治毫不留情地推进着自己的攻击。“他们难道威胁要依靠自己养活自己来毁掉英国的农村吗？他们难道想把自己的猎场看守都解雇吗？”真要是这样的话，他询问台下的工人阶级听众，等到狩猎季节开始的时候他们又打算干什么呢？“到了周末，他们不会再去与诺福克伯爵或者其他人一起打枪玩，仅此而已。”后来他又补充道，凭借着人民的支持，“我们能将这些家伙像糠麸一样清扫一空。”他告诉听众，一位家底充实的公爵的全部财产可以建造两艘无畏舰，“而且公爵就像无畏舰一样可怕——无畏舰会老化退役，公爵的爵位却会代代相传。”一名典型的贵族“需要一名专人来为他整理衣领与领结，需要两名专人将煮鸡蛋端上他的早餐餐桌，需要第四个人为他开门，需要第五个人将他送上马车，另外还需要第六第七个人来驾驭马车。”财长很清楚乡间庄园的经济学，他说这番话的用意就是煽风点火。

正在考斯海面的游艇上休憩的爱德华七世国王也看到了劳合.乔治的演讲文稿。国王经常花费大量时间与公爵们一起射猎松鸡，因此这篇演讲把他气得脸都紫了。阿斯奎斯也给劳合.乔治写信，警告他要小心君主动怒。他们原本可以将国王拉拢到自己这边作为盟友，利用大量册封贵族并且淹没上院的方式逼迫上院屈服。可是现在国王却“坐立不安，焦虑激动……我还从没见他如此烦躁或者难以取悦的时候，尽管我已尽我所能地安抚了他。”劳合.乔治给国王去信指出自己才是首先遭到挑衅的那一方。国王在皇家游艇上回信写道，尽管他本人在预算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但是他非常反对“财长的用语……国王认为这番话蓄意挑动了阶级对抗，煽动工人阶级与社会下层去对抗那些碰巧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们。”《泰晤士报》也发动了谴责。爱丁堡城堡演讲过了两天之后，《泰晤士报》在头条新闻当中写到。劳合.乔治正在“公开宣讲富人无权拥有财产的信条，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将财产从富人手中夺走。”文章接下来又攻击了他的“挖空心思的歪曲事实……暴戾的斥骂……七扭八歪的诡辩……粗野的个性……一味讨好听众的可悲做派。”

无论是国王的斥责还是《泰晤士报》的咒骂对劳合.乔治都没有多大影响。几个月后他在纽卡斯尔进一步放言说，他想知道究竟是谁在统治国家，是人民还是贵族？当初制定预算的目的并不是挑起一场针对上院的宪法大战。但是现在既然事已至此，那么他倒是想问一问：凭什么“五百名从无业群体当中随便挑出来的人们”居然可以否定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千百万人的集体意志呢？就算真要革命，革命的火花也是从上院里迸发出来的。但是革命一旦发动，就要由人民来主导了。日后乌尔斯特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极为有才且毫不妥协的爱德华.卡森律师宣称劳合.乔治“摘下了面具，公开宣扬阶级斗争。他侮辱个人，满足贪欲，掀起了各种狂乱的情感，足以导致暴民专政的暂时胜利。”相对而言，当时丘吉尔身上的社会主义色彩要比劳合.乔治浅一些。不过他早已提出警告，假如社会改革遭到中止,那么“阶级之间必然爆发野蛮的争斗。”此外尽管他本人拥有一座布伦海姆宫，却依然像劳合.乔治一样乐于讽刺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一次他在兰开斯特这样告诉听众们：贵族是一群不幸的生物，最好听任他们在宁静精巧的安乐窝里消磨时光。”我们对贵族还是不要太苛刻的好，因为实在胜之不武，就像逗弄金鱼一样没有成就感……这些徒有其表的生物根本不会分辨鱼饵与鱼钩，将他们当成垂钓的对象未免有些无趣。我们还是轻柔地将他们放回喷泉里吧。”不过这一回白金汉宫又出手干预了。国王的私人秘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抗议。丘吉尔认为这封信表明他与国王都疯了。

1909年11月，上院以350票对75票否决了人民预算。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宪政惯例就此遭到了打破。这一招简直就是愚不可及的自杀行径。地产贵族阶级早就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农业衰退以来，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等地的豪华庄园都在遭到一刻不停的甩卖。豪华的别墅改换了主人，无数精美的艺术品——凡戴克、提香与伦勃朗的绘画，美轮美奂的家具，传承自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年复一年地涌进了伦敦的拍卖行。土地的社会地位正在动摇，尽管还不显著。此外每年获得册封的骑士数量也在迅速攀升，以至于萨里斯伯里勋爵评论道，在伦敦扔石头打狗肯定免不了砸到一个骑士。军队体制改革正在收紧几百年来贵族子弟花钱买军衔的传统镀金路径。很多犹太金融家都已经打入了爱德华七世身边的小圈子，而且国王本人也似乎更喜欢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而不是土地贵族自命高人一等的阶级区分。绞紧双手的贵族们将国王称作叛徒，认为他的大臣也是一丘之貉。旧秩序很容易就会被疑神疑鬼的恐惧卡住咽喉，而且眼下旧秩序的挑战者也远非无懈可击。阿斯奎斯身边围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仰慕者，他本人还有贪杯的毛病。劳合.乔治的婚外恋早已传得满城风雨，此外他也并不算清廉。

没有预算的政府不可能坚持太久。在自由党看来，他们迫切需要一场全民公投，从而为下一步向上院发动全面攻击提供道德权威。在英国法制体系之下，上院不可能说废除就废除。首先要稀释掉上院当中的托利党多数派势力，然后才能执行讨论已久的计划，将上院彻底放倒。具体说来就是正式剥夺上院阻止货币法案的权力，以及在其它一切立法方面压倒下院的权力。上院可以三次拒绝通过下院提出的法案，对其进行修改或者将其扔出门外，在此之后就无能为力了。换句话说上院依然有拖延立法的权力，但是没有了否决权。国王认为要实现这一步至少需要两次选举。第一次选举的题目是预算，第二次是上院的未来，然后才能夺走上院的权力——他本人非常厌恶这个理念。情况也确实如此。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预算没有通过，所得税的支付是自愿进行的。在1910年的第一次选举当中，自由党在1906年在下院取得的巨大人数优势消失了，尽管他们依然能够凭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联盟压倒托利党。此后预算得到通过，阿斯奎斯也将注意力转向了上院。爱德华七世国王在5月初逝世，时年四十五岁的儿子继任成为了乔治五世国王并且迫切希望寻求妥协。托利党与自由党党首会面并试图达成妥协但未能成功。劳合.乔治希望打破现有政党体系，组建一个全新的联合政府。在下院里将两党精华人才集中在一起，他本人或许还可以担任首相。已经有人提出要将这个问题交付全民公投了。

乔治五世如坐针毡，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或许他应当拒绝自由党大量册封贵族的要求，不让上院遭到这些名义贵族成员的淹没，同时要求托利党党首贝尔福组建政府。这样一来等到选举的时候说不定选民会投票支持贝尔福、国王和贵族，而不是那帮该死的激进派。但是如果选民当真投票支持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那么君主制与上院的末日就将一起来到。现在看起来乔治国王是被自己的顾问蒙蔽了。顾问们并没有告诉他，如果主动询问贝尔福，那他肯定会试图组建政府。因此相信没有其他出路的国王向阿斯奎斯提出了后者一直盼望的承诺：如有必要，国王将会向五百多人授予贵族头衔，但是这一协议必须等到第二次大选之后才能公布。在当天日记当中，一向不喜欢夸大其词的国王这样写道：“我非常勉强地同意了。我非常非常不想这么做。”1910年冬天的第二场选举基本没有改变下院里的力量对比。在1911年上半年，下院强行通过了针对上院旧势力开火的《议会法案》。到了7月，阿斯奎斯正式宣布了自己在八个月之前与国王达成的协议。此时他手头已经积攒了两百多个可以立刻封为贵族的名字，其中包括退伍军人、牛津大学教授、许多骑士与商人。即便以今天的标准，这些人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士，而不是为了充数随便找来的闲人。但是上院里的旧势力依然不打算缴械投降。

康普顿维尼是一座兴建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宅，位于华威郡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这里是历代威洛比.德.布鲁克男爵的居所。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存续了几百年，这里的原野是猎狐的上佳场地，淳朴的农夫见到贵族总会屈身行礼。1906年的时候，这片土地的主人是第十九任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名叫理查德.格利威尔.维尼（1）。这一天他正在悠然自得地骑马兜风，心里想着猎狐的事情——这是他毕生的爱好。这时一个老农民迎面走过来并且告诉他，自由党的压倒性选战胜利意味着“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被夺走并且分给投票支持激进派候选人的人们。当然了，这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于是就继续去打狐狸去了，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的土地曾经拒绝了铁路通行的无理要求，乔.张伯伦以及隔壁伯明翰的激进分子的粗鲁言论在这里总会招致蔑视。就像他的很多朋友一样，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的人生也与他的封地捆绑在了一起，所谓的现代世界只是一条恶劣的谣言，身边的小天地才是真切的存在。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人民预算狠狠地把他打醒了。

上院的托利党贵族里有很多人因为家住乡间远离伦敦而极少参加上院投票，以至于落了个“边区人士”的头衔，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此时他也与许多边区同伴一起造访了朗斯道恩勋爵（2）位于伦敦的豪宅，大家开了个碰头会，统一了投票反对酒馆经营执照法案的立场，然后来到卡尔顿俱乐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就算是威洛比.德.布鲁克也觉得这种做法冒犯到了民选政府：“一个住在梅菲尔核心地区的宫殿里的大贵族”给分布在全国乡间的贵族兄弟们写了几封信，“召唤他们到自己家来召开秘密会议，随便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就一致同意否定一项已经占据了自由党政治诉求二十五年之久的提案。”但是他同时也承认这次会面“非常有趣”。按照他的说法，有些贵族以为朗斯道恩别墅就是上院，而且他们已经完成了正式投票。在自由党赢得下院多数议席之前，上院里经常人烟稀少，投票的机会也不多。以至于真到了投票的时候，贵族们经常激动得就像“下了蛋一样咯咯乱叫。”但是现在激进分子闯进了下院，这一切就都要改变了。

这位喜好猎狐的贵族开始频繁地搭乘早班火车，从华威郡出发一路南下，一心想要摧毁劳合.乔治的预算，挫败阿斯奎斯颠覆上院的民主威胁。尽管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的世界早已逝去，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理解一下他的动机。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对于乡间活动的描写占据了大量篇幅——他辩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是统治阶级的黄金时代。

“他们的秩序依然统治着议会的上下两院。古怪的家伙们，赶时髦的家伙们，满腹算计的家伙们以及古板教条的家伙们要么不会回到下院……要么……就会在‘我们这样的人’——这种说法源自一位蓝血贵族演说家——的集会现场感到无地自容。乡绅在他们自己的领地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尽情开枪射猎，无人阻挠……他们在政界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在银行有着令人愉悦的存款数额，他们的父辈根本不敢想象他们过着怎样舒适的生活。”

拉着一张马脸的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还进一步辩称，在方圆18000公顷的自家领地上，每一个人都因为各安其位而比外界的老百姓更加幸福，从猎狐犬饲养员到猎场看守无不如此。“我愿意为等级原则进行辩护，无论这一原则是应用在贵族头上还是猎狐犬头上。”他还相信英国的民众应当像他的猎场看守、马夫与仆役一样得到“和善而又坚定”的同等对待。应该说他的文笔还是不错的。只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晚生了二百年。

当时的托利党领袖——包括朗斯道恩勋爵与乔治.寇松在内——身处于这场反动大战的第一线，但是地产贵族总是怀疑这些政坛大佬们可能会出卖他们。即便在贵族盛行的爱德华时代英格兰，人们也觉得寇松的自高自大实在难以忍受。有一个故事说有人建议他这辈子至少搭乘一次公共交通，权当开开眼界。于是他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并且将自己的家庭住址交给了司机。他曾经当过印度总督，并且希望有朝一日成为首相。他为贵族当中的死硬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在1911年5月的一次晚宴上他说：“让他们尽管册封贵族吧！我们在放弃之前要战死在最后一道战壕里。”于是这些人就成了“战壕派”。那些决定让步妥协的托利党人则被称为“骑墙派”——寇松本人也很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下院里的轩然大波与党派领袖之间寻求妥协失败之后，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将会发生在上院当中。第二次大选进一步巩固了自由党的执政地位，尽管依然要依靠爱尔兰人的帮助。贵族们能否接受全国的民主意愿，投票支持自我去势呢？托利党内剑拔弩张，托利党领导人呼吁投降，战壕派们则决心要奋战到底。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全国到处宣传贵族政府。这个团体有自己的打字员，宣传员，公共演说家与说客，隐然有成立新党的趋势。接下来党内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家庭分裂，故友反目。1911年7月24日，阿斯奎斯已经公布了国王将上院交给他处置的承诺，这一天他来到下院接受质询，在唐宁街十号与议会之间距离不长的车程当中，他一直受到路边群众的夹道欢迎。但是走进下院之后，身为首相的他却被人辱骂了整整半个小时。愤怒到几近疯狂的托利党议员高呼“叛徒！”“是谁杀死了国王？”以及（比较小声地）“谁收了美国人的钱？”直到最后首相终于被他们骂走了。后来丘吉尔向乔治国王报告说，“这些人做出了污秽、可怕且有组织的尝试，存心想要侮辱首相。”就像下院里的许多场景一样，这一招也起到了反作用。保守党领导层的神经终于绷断了，阿斯奎斯却没有崩溃的迹象。足足有234名托利党贵族同意缴械投降，因为他们担心假如阿斯奎斯当真再往上院里塞进五百名出身低下的新晋贵族，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受到拖累。寇松写道，任何继续斗争的人理应被送进精神病院。

但是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以及很多其他贵族宁愿被关进精神病院也不肯像寇松那样卑躬屈膝。他们都是天生的骑兵，习惯先冲锋后思考。威洛比.德.布鲁克勋爵在西塞尔酒店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绝不投降”晚餐会。他跑遍了伦敦各地，统计数字，制定表格。最后的投票结果肯定会咬得很紧。到了8月8日，两派人马在上院里碰头了。很多战壕派托利党人在纽扣孔里插上了白色石楠花，骑墙派则插上了红玫瑰。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当投票即将举行时。有些战壕派贵族又起了二心。威洛比藏起了一名贵族的礼帽和外套，不让他在投票之前离开上院，但他还是秃着脑袋跑进了夜色当中。在当时，任何一位体面的绅士不戴帽子就出现在公开场合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更不用说一位贵族了。此这一幕场景尤其得力地总结了贵族阶层的失败。战壕派输了，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赢了。

这是一场议会革命。革命没有流血。但是地主阶级却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过去几个世纪里他们一直相信，即便在“暴民统治”的时代，这个国家也不会侵害他们的根本利益。这场革命的后果至今依然在影响我们。但这是一场非常具有英国特色的革命。威洛比.德.布鲁克是一个多愁善感、怀念往昔的猎狐爱好者，也是一个具有些许幽默感的狂热分子，他很清楚自己遭到了失败。1921年，他被迫出售了自己心爱的康普顿维尼大宅。尤其雪上加霜的是，庄园的买家是一位肥皂制造商。第二年威洛比.德.布鲁克就去世了。在本书写作期间，他的后代是上院仅存的几位世袭贵族后人之一，同时也是英国独立党的成员。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Verney,_19th_Baron_Willoughby_de_Broke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y_Petty-Fitzmaurice,_5th_Marquess_of_Lansdow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