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 -- 桥上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可是一句太有名的话。我在阅读《春秋左传注》之后，感觉这句话其实也反映春秋时期的社会是与后世有很大差别的社会，因此不自量力，来说一下。

愚以为这句话只是说“王侯将相难道只能是有某种血统的人当吗！”，这样一句话在现在，在大多数地方，都是非常“政治正确”的，因此也是一句非常平和的废话。其实，即使在较近的古代，中国人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是《神童诗》，宋人所作，是中国古代启蒙教材的一部分，在那时是十分政治正确的，完全没有要造反的意思。

不过，在更古代的秦、汉之际，这显然不是一句非常平和的废话，而是点起一场大火的火星。

因此，这一句话在当时是有它特定的指向的，这得从先前周代的政治谈起。

周代的政治是家庭式的政治，就是说没有成熟完备的各级行政组织，而是由大家庭管领下面的小家庭，小家庭管领下面更小的家庭。最大的家庭——“家族共同体”就是周王室。“家族共同体”是朱凤瀚先生的说法，之所以称“共同体”，是因为其中还包括了非血缘关系的臣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只有如此，才能让这个“家族共同体”同时具有行政机构的功能。

周王室的天王又把他的子弟们分封出去，让这些子弟带着人马在各地建起了一个个城（国）。这些城（国）就是一个个在周王室这个大家庭之下、比周王室小一号的家庭——“家族共同体”，住在城里的主要是“民”——“国人”，是这个“家族共同体”的上层成员。这样的“家族共同体”中包括一些来投奔的别家的子弟，还包括在城外的那些为他们种地的“野人”。

在这些城中，在各家诸侯的家庭之下，又有一个个更小一号的家庭——“家族共同体”，这些“家族共同体”有他们自己的院子，关起大门来自成一体，更有自己的官吏，有行政功能。这些家族的家臣也不都是自家的子弟，而且城外也有为他们种地的“野人”。

当时城外那些“野人”也是按照部族组织起来的，有自己的酋长。虽然周家把他们逐步融入了自己的族群之内，并不特别讲究是否“有种”，但要成为“王侯将相”却必须要是家庭——“家族共同体”的族长，必须“有种”。因此，那些“野人”包括他们的酋长与“王侯将相”是无缘的。但这也不仅针对他们，还针对那些“余子”——“国人”之中“嫡长子”以外多余出来不能继任族长的那些人。

除了“野人”，还有一些不在周家体系中的蛮夷狄戎，他们很可能有些按照今天的定义是属于另外的民族。这些蛮夷狄戎也有自己的“王侯将相”，但周家的人是不认的，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第三》）。

而当时人对这整个体系的描述则是：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二年传》（p 0094）（02020804））（015）。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083）。注意，这里的“朋友”意为兄弟。

所以，对于周天王而言，那些诸侯都是“兄弟甥舅”。对于那些诸侯而言，那些大夫乃至“民”都是“亲姻”，对于那些卿大夫而言，那些家臣大都是“父兄子弟”。即使当时的军队，也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家族——“家族共同体”的“私属”组合而成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全面地任人唯亲是正常的，所谓“亲亲”，在当时是非常正面的话：“庸勋、亲亲、暱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僖二十四年传》（p 0419）（05240201））（044）；“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昭十三年传》（p 1361）（10130901））（114、118）。

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有其渊源的，西周初年，周家战胜了商家，要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家的文明，就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周家的优势在农业方面，于是把兄弟子侄分封到了黄土地带适于发展当时农业的各个地方。那些分封到各地的周人，面对周围的敌对力量，只有自己的亲族可以依靠，所以政治组织就采用了家庭——“家族共同体”的形式，以激励那些族人同仇敌忾，也让各家诸侯之间能够守望相助，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同时，祖先崇拜、人死后会成为鬼神、会受到亲族的祭祀，这样一套意识形态就成了主流。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所有那些“王侯将相”就只能是那些家长——族长，“有种”是必然的，要是“没种”就乱套了。不但要“有种”，还得是嫡系后代，这样在技术上内部的纷争才最少。如果一不小心冒出来了个“没种”的，孔老夫子就会愤怒：“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注意，当时在鲁国实际执了国命的陪臣阳虎也是鲁国国君的后代。

战国时有著名的田氏代齐，似乎是“王侯”被不是“王侯”的人取代了，但实际在当时人看来，代齐的田氏是陈国转移过来了，而且田氏也一直以陈国的继承者自居。另外，《襄二十六年传》和《襄二十七年传》中曾提到齐国有一位“没种”的乌馀占了几个城邑想自己也成为诸侯，但马上被那时的霸主晋国灭了，还使用了欺骗手段。至于分晋的韩、赵、魏三家，也各有各的“种”，韩家是晋国国君的后代，魏家是毕国国君的后代，当时人说，“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而只有赵家出身最低，也是为周穆王驾车的“造父”的后代，前面也能追溯到辅佐夏禹的伯益乃至上古帝王少昊。

那些诸侯国中或者有一些外来的“卿”，但他们在本国大都背景深厚，或者“奇货可居”。只有孔子，在“卿”里面算是出身低的了，但也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宋国是没亡，要是亡了，保不齐老先生也会来个“代商有国”呢。

所以，在陈胜、吴广以前，“王侯将相”大都是“有种”的，即使有各种篡位，但上来的也大都会被说成是“有种”的。到了后来，不“封建”了，就只有皇帝一个“家”了，“有种”的程度自然就出现了本质的变化，只剩下皇帝还要求“有种”，大量小家的家长还要求“有种”，至于“王侯将相”，则在理论上不要求一定“有种”了。

再后来魏晋世家当然是“有种”的余波，但毕竟不一样了。记得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就介绍过，那时的世家大族之子弟，并非完全按嫡庶来确定其地位，而要讲才具，也是时势使然吧。家长固然大多还要讲嫡庶，但给家族撑门面的大臣之职不会必然保留给哪个家族的族长了，没有本事怎么行。

而到了科举出现，取消九品中正，“有种”的程度又有了进一步本质变化，那些男儿就有了更多自强的可能。当然在思想上，要想完全改变还需要时间。

所以，在秦、汉之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确实有特定的针对性，那些走投无路的“余子”和“野人”甚至“蛮夷戎狄”们，听了这样一句话，很难不热血沸腾。当然，还因为原有的家庭式政治结构已经被秦始皇破坏，原有的统治阶级也都过不下去了，遍地干柴。于是，这句话就引燃了那场燎原之火。

2016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