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戏园子里水泄不通，他们在一层层坐席上

对着戏台咧嘴傻笑。昂首阔步的舞女

沉醉在喧闹声中，纷纷尖着嗓子合唱，

“我们的坦克肯定让德国皇帝消受不起！”

我倒想看到一辆坦克在包间里隆隆碾过，

伴随着拉格泰姆的旋律，或者“甜蜜家乡”的曲调。

这一来音乐厅里再不会有人为了戏谑逗乐

竟然胆敢将巴波姆的遍地死尸嘲笑。

——西格里夫.萨松，《可厌之人》（Blighters），1916年。

早期的军用飞机曾经拍摄了许多一战战场的航拍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能够看到1914年战争刚刚开始时凡尔登要塞的弗洛里镇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整齐的农庄，道路、农田、排水沟与树丛向各个方向延展。这片优美的乡间景象能够追溯到中世纪。到了1916年，同一片地区的景象看上去就像照片底片或者死去的珊瑚礁一样惨淡。原本的房屋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周围的地形布满了一道道疤痕。许多地形特征都已经消失了。到了1918年，弗洛里镇已经面目全非了。大炮、迫击炮、铁丝网与战壕将这里变成了一片坑坑洼洼的空白，以至于航拍照片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大象表皮的近距离特写，要是不加以说明你根本意识不到画面上是自然景观。像这样抹平意义的过程也是一项比喻。自从一战结束当天开始，人们就展开了对于战争意义的讨论。这场战争究竟是胜利还是灾难呢？究竟是否必须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呢？此类讨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抗希特勒的第二次战争远远没有得到如此热烈的讨论——吸引了和平主义者、首相以及左右两派的历史学家。话剧、小说、电视喜剧以及纪录片都是讨论的战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关于战争意义的讨论本来也不可能结束。德皇治下的德国的确是一个奉行军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失控政治实体，决心发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战争，迫使英国要么抵抗要么接受一落千丈的国运。1914年的德国并不是1939年的纳粹德国，当时的德国还有能够履行职能的议会与反对党，反犹主义思潮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但是这个德国确实是一个最高领袖乾纲独断的国家，一心想要对外扩张，做好了打侵略战争的准备，全国上下的军事化程度已经超越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理解能力。假如德皇治下的德国赢得一战，统治了荷兰、法国、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与中欧地区，禁止英国船舶在欧洲大陆的各个港口停靠。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会彻底改头换面。大英帝国将迅速消亡而不会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希特勒大概会以一位二流水彩画家的身份在酒吧间里忿忿不平地消磨掉余生。俄国的走向根本无法猜测。或许沙皇政权会自我改良并且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客居瑞士的列宁不会再有出头之日。美国的全球地位恐怕也远远不会如此显赫。

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的政治领袖大多都认为他们必须作战。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之后，如今的军事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以理服人地辩称，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地指责最高层将军们昏庸无能，尽管他们确实造成了了尸山血海的牺牲，尽管他们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一战带来了全新的战斗方式，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包括德国人在内。并不能依靠某种无法解释但却更聪明的战略来突破战壕体系。但是就算承认这一切，人们对于战场屠戮的难以置信与怒不可遏依旧无法平息。牢牢根植在大众心坎里的信息至今依然是来自前线的家书，脏污的战壕环境，自杀式冲锋如何英勇，年轻一代的精华怎样遭到灭杀。历史学家们珠圆玉润的解释则被我们无视了。我们当然可以从军事角度研究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许多叙述，当然可以意识到道格拉斯.黑格的两难困境，当然可以理解他在情报匮乏并且迫切需要救援法国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当然可以体谅他在凡尔登遭到的惨重打击，当然可以理性分析慢速前进的命令而不仅仅将其斥之为无知愚行。但是就算如此，我们面前依然站着一位全身颤抖的上尉，嘴里叼着哨子，领着他的部下一步步走向必然的死亡。

事实上，参与索姆河攻势的英军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甚至从未负伤——因为一大部分英军并没有上前线。但是统计数据永远不如故事更有感染力。例如德文郡第九营的D.L.马丁上尉，此人在入伍之前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爆发当天，他通过绘图与数学模型仔细计算了战场局势，发现自己与手下人肯定会被敌方的交叉机枪火力全歼。他试图说服上级军官不要作出无谓的牺牲，但是上级军官依然命令他按原计划发起冲锋。马丁上尉的计算结果很正确，他与160名德文郡子弟在战场上没走几步就全部被扫射而死了。他们被集体埋葬在战场附近，墓碑上写道：“德文郡守住了这条战壕，德文郡依然坚守在此。”马丁上尉的故事只是千百个类似故事当中的一个而已。本书不可能详细描述每一场战事，月复一月地记录战况发展，将军队的进退动态精确到每一码。如此浩繁的工作已经有许多其他人做得远比笔者更出色了。本书主要记录了一战的各个重大转折点。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回溯几十年来关于一战意义的讨论，去看看那些身临战场历经硝烟的人们。一定程度上来说，就算是活着离开战场的人也迷失在了那片泥泞当中。今天的人们看待阶级、种族、宗教、苦难、死亡与爱国主义的方式已经与当年截然不同了，两者之间的鸿沟根本无法跨越。就像弗洛里镇的中世纪风光荡然无存一样，爱德华时代的爱国主义主流心态也已经悄然消逝了。

尽管战争并没有改变英国当代史的一切方面，但是的确造成了很多改变。在一战期间我们发现了大政府、高税收与“操”字的用法，战后女性投票权再也无法遭到否认，旧自由党分崩离析，所谓“高层政治”——内阁大臣的举措与议会辩论——的重要性也降低了。满头白发的三流人物填充了政治生活的脚注，与此同时一个充满了抗议、实验、享乐主义与犬儒主义的新世界正在他们身边展开。一战之前的阿尔斯特叛乱差点发展成内战，一战之后爱尔兰共和派彻底放开了手脚。1918年之后的英国人依然很爱国，但是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爱国了。

一战结束后人们立刻开始竭尽全力试图理解战争的意义，这份努力至今依旧没有停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战争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显然是上帝恩赐的胜利。战死者的音容笑貌展现在了纪念碑的浮雕上，留在了寡妇、子女与友人的心里。任何人胆敢声称他们的牺牲毫无意义，如此无礼、残忍甚至亵渎的言论都会遭到痛斥。德皇是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只可惜他藏匿在荷兰躲过了绞刑架。接下来的好几年里停战纪念日都流淌着欢呼与酒水，高档酒店里甚至还会举行停战日舞会。然后另一股更为哀婉的语调就逐渐浮现了出来，遭受战火摧残的作家们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生前籍籍无名的威尔弗莱德.欧文在死后踏上了通向文坛名家的漫漫征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谁也没听说过他——最终成为了最负盛名的二十世纪英国诗人之一。在社会思潮激进分裂的三十年代，公众对于主导战争的“毕林普上校”式军事主官们充满了敌意，对于这块不适宜英雄栖身的土地也丧失了指望，因此很多英国人都开始重新思考一战。一战一直被人们视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这一理念很快就遭到了事实的粉碎，英国很快就再一次成为了德国的敌人，于是一战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也就沦为了正戏开场前的预演。尽管在1939-1945年期间索姆河的惨剧至少对于英国来说没有重现，但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对应关系依然要比一般人的理解更加深刻。

但是直到1945年以后一战的意义才得到了最热切的讨论。福利国家的创建以及消费经济的兴起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二十世纪后半程的英国人感到自己比起二十世纪初期的前人们更高一筹。一战远比二战更加血腥，一战的敌人远远不像二战那样恶贯满盈，一战之后的英国在社会公平与居民幸福感方面的提升更是不能与二战之后相提并论。二战的敌人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化身，战争的结果关乎国家的存续，胜利属于每一位英国公民。艾德礼、麦克米伦与艾登这样的战后领袖都经受过一战战火的洗礼，对于众多军人的牺牲抱有深厚的阶级负罪感，也都受到了“前事不忘”心态的强烈驱动。在左翼一方，核战争的威胁与反越战运动使得军事层面的无能与上层阶级的冷漠成为了回忆一战的主流基调。二战盟军领导层的表现依然不容置喙，不过一战已经成为了难以抗拒的靶子。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琼.利特伍德创作了《哦！多么可爱的战争》，威尔弗莱德.欧文、西格里夫.萨松以及艾萨克.罗森伯格等一批反战诗人也迅速风靡一时，社会公众也日益将一战视为毫无意义的屠杀。这一思潮完美迎合了公学毕业生们的反建制心态，这些人早已厌倦了布满战争纪念碑的礼拜堂里宣讲的虔诚训诫。阶级森严的爱德华时代论调就此沉默下来，纪念雕像也不能再开口了。

并非只有左派才会反思一战。例如李德.哈特这样的保守派历史批评家身后跟随着一大帮跃跃欲试的托利党辩手。阿兰.克拉克于1961年创作的《群驴》（The Donkeys）尽管受到学术界的口诛笔伐，却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攻击一战将领的历史学家们掌握着充裕的原始史料充当弹药，因为两次大战间期的高层政客们——尤其是劳合.乔治与丘吉尔——纷纷出书投稿，继续着他们与黑格侯爵以及法国人的争执。但是这么多工人阶级家庭的死亡使得此时的争论具有了更犀利的意味。电视也卷入了这场讨论——电视从来不会缺席任何一场社会讨论。诗人们充满厌恶的辞藻难道不应该自然而然地压倒生硬僵化的军团战记吗？除了那些一听见中尉的哨声就面无血色、浑身颤抖的十八岁新兵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值得纪念的场景吗？难道德国人不像我们一样愿意在圣诞节踢足球唱颂歌吗？难道德国士兵不像英国士兵那样也是政治大棋的无辜受害者吗？在充满同理心的当代文化看来，关于一战的讨论理应到此为止。

到了最后，一战修正主义者们发动了一轮又一轮反攻浪潮。以加里.谢菲尔德、戈登.科里根与丹.托德曼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开始重新质问1914年的英国有没有其它选项以及将军们是否真像主流叙事所宣称的那样愚蠢冷酷。他们不愿意立足于当今世界对昨日的世界指手画脚，而是想要理解当时人们的选择与信念，无论这些信念是否虚妄。“他们应该派遣坦克的。”“让士兵排成方阵走向机关枪就是谋杀。”1915-1917年之间的人们很难斩钉截铁地作出这样的论断。修正主义者们向新一代英国人指明了当年的英军指挥官面临的艰难困境，并且提醒我们英军的一战故事不仅包括战争初期的泥泞与血腥，也包括被人们遗忘的1918年突破性胜利。他们的这些工作为还原历史真相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他们有时候也会走得太远，试图淡化战争的恐怖，对于文官政客们的态度也算不上公平。劳合.乔治或许确实是个满腹盘算、两面三刀、邀功诿过的老油条，但是他也确实在最艰难的时刻软硬兼施地维系了这个年轻的半民主国家的运行。他或许算不上伟人，但是的确曾与伟大二字有过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