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荡中的中国》残稿 -- 万年看客

XXXI

围城后的天津

天津城是通往直隶，山西，山东与河南部分地区以及东北和蒙古的天然门户，这座城市与外国人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考虑到过去几年的历史，这座城市所采取的行动与反应十分值得注意。

天津人有倾向暴力的名声，尤其是在说话时找茬一般的大嗓门更是全国闻名。在有些中部省份的旅店门口会发现“天津人莫入”的告示。1860年塘沽炮台失守后天津提出有条件投降并为外国军队有偿提供各类给养物资，天津人很快就将军事占领的局面变成了赚钱的金矿。但是天津人从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开始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喜欢过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给这些野蛮人起了与他们体毛茂密程度相适应的外号：“毛子”。走在这座不友好的城市街头或者市郊的外国人时刻都有可能碰到一群刚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身后跟着年龄性别各异的儿童，嘲弄式地齐声高喊：“毛！毛！毛！”直到他走远为止。

1870年的天津惨案之前已有提及，暴民们受到了知识阶层的煽动，同时官方并未出面制止。结果就是20名外国人的死亡。法国人是最主要的受害者，但是恰巧在同一年他们还十分不幸地在战场上惨败给了德国人，这使得他们与中国人达成的解决方案十分令人不满意。如果天津暴乱得到应得的惩罚，接下来中西关系方面的很多重要事件都会是另一个结果。

但是尽管法国人没能为所有受害的外国人获取适当的赔偿，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信仰天津城及周边地区还是没能逃过老天的制裁。天津地势低洼平坦，常年积水为这里的居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洪水与饥荒会使得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涌入城市，畏缩在草棚之下或者泥坯屋子里面，成年人在这种地方根本站不直，屋里除了一把破铁壶和一两个空碗之外没有别的陈设，住客们如同狗崽一般挤在一起苦捱着屋外凛冽的冬风，泥地上只撒着几根稻草，几片破衣服和麻袋片。

天津人口约有100万，但是这个数字对天津来说太大了。城市本身很小，郊区也十分拥挤。但是过去二十年增长十分显著，水运交通很发达，几英里的船只首尾相连，冬天里这些船只处于闲置状态，但在其他季节都很忙碌。

天津的商业繁荣完全归因于对外贸易的到来，这一因素发展的步伐极大。查尔斯.贝斯福爵士发现897年关税总额达到了139000英镑，在过去9年里增长了接近65%。同年进出口总值达到9232030英镑，十年内增长约99%。

在这个星球上——以及其他大多数星球上——恐怕找不到比中国人更精明的人了。他们毫不费力地意识到了“开埠”政策带来的繁荣，他们也很乐意像香港、新加坡或金边那样接受野蛮人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热爱或者哪怕是喜欢野蛮人。中外双方彼此内心的反感在天津得到了最为毋庸置疑因此也是最好的体现。天津租界的住客们，这些每年都要向中国人支付巨额费用的西方人究竟遭到的怎样的伤害呢？从细节上来看双方的交流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中国人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相信他们遭到的对待是公正合理的。

义和团活动的兴起是从天津以南很远的地方开始的。一开始对于这座喧闹的大城市并没有什么影响。即便到了1900年初在天津市区也没什么动静，至于大规模暴乱更是无从说起。有几位翘首以待的义和团同情者上街生事，但是立刻全都遭到逮捕并被套枷示众，刚冒头的狂热情绪立刻就消失了。

直隶总督裕禄和当时中国许多其他地区的高级官员一样是满族人。中国官员的言辞以及他们签发的声明总是难以理解，但是有很强的间接证据可以表明总督大人对义和团并无好感。直隶总兵梅将军（？）一直在与义和团作战并且多有杀伤，要是总督从中作梗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正如毓贤总督在山东的作为一样。所有的情况都表明他正试图扑灭义和团运动，他的几份声明都表达了这方面的坚定意愿。不久后朝廷公开肯定义和团的圣旨以及北京试图收编利用义和团的意图改变了这一切。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但不好解释的特别现象，很多人都以为这座城市会成为散布仇外病毒的中心与大本营，但是直到义和团控制了保定府、曹州以及通州之后很久才攻占了天津。五月中旬时几百英里以外的地区已经十分暴力，基督徒难民涌入教会的院落寻求庇护，因为他们直到前所未见的风暴即将来临。

日后发现的总兵信函确凿表明保定府的上下各级官员（在北京的授意下）暗地资助了义和团。沿芦汉铁路线发生的各种事件，特别是 5月28日丰台机械厂的破坏以及随后北京火车站遭到的破坏，给天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天津早已充满了悸动与兴奋。

如前文所述，一大批来自比利时的工程师逃离了保定府，这件事极大添加了人们的紧张情绪。他们乘坐12艘船离开保定前往天津，随行人员有一名保卫和一名翻译。在河面上他们遭到遗弃和背叛，迷失道路，彼此分离，有几个人就此不知所终。剩下26人结成方阵，妇女躲在内部，直接前往天津。他们不顾衣服与鞋子的破烂以及食物缺乏坚持赶路，甚至不得不从水塘与小溪里取水饮用。有5个人由于过于亢奋而脱离了大部队，其中有2个自行走到了天津。一支由25名骑手与10名步行者组成的搜救队自告奋勇出城接人，前者和他们走差了，后者把他们接进了租界，此时他们已经气息奄奄且神志不清，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名男子腿部中枪，还有七个伤口位于肩部和头部。一名女士肩部被打穿，其他人也各有挂彩之处。

城里以及租界中的中国人除个别少数人之外都确信义和团可以做到他们所声称的一切——甚至更多。他们刀剑不侵，枪击不伤，举手能发火，还会飞天。另一方面外国人则过于自信。报道工程师难民团历险记的同一位记者在6月3日报道说“完全没有理由为天津担忧。”租界以外的人们几乎兴奋得发狂。许多房屋的门上被人用血液涂抹，尤其是基督徒的家门，而纵火犯和强盗则将即将到来的动乱视为丰收的季节。

在6月14日晚上（比北京暴乱晚一天），义和团开始行动，从高层建筑的第二层可以观察到他们的动态。城里有三座教堂被放火烧毁，许多相邻建筑物也遭到火海吞噬。

那些从毗邻法国租界的楼顶向外国人射击的人们可能没有预料到，在几个星期内他们的财产就将遭到没收，在有些情况下还将出售给那些他们费尽心力试图杀死的人。那些暗中攻击雇主的短视中国人也不会预料到，不用多久他们自己城市的街头对他们来说就将不再安全，晚上9点之后在租界土地上中国人将不能上街，拉着客人的黄包车夫除外。

毫无疑问，聂将军指挥下的中国军队作战的坚决程度远非中日战争所能比拟。裕禄6月25日以及其后在《北京公报》上发表的官方声明是一份很有趣的文件，他谈到军队与义和团的合作，以及后者如何为军队效劳并展现了完全的爱国主义。他说天津地区的义和团人数不会少于30000，而且“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裕禄本人显然也存了这种心思，因为后来在他的衙门里缴获的文件显示他曾经为了两名外国人的人头支付了纹银百两的酬金。

义和团的泛滥以及频繁接敌的中国士兵遭受的牺牲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军队的迅速崩溃（他们原本可以依靠城墙最后再拼一把），而城市也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面前。

与军管政府的掌权同时开始的是掠夺与破坏。生命与财产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前者或许很难说清，但后者的证据却是随处可见。日本人用炸药炸开了天津南门，彻底摧毁了城门楼子，南城的一座被日本人当做军火库的寺庙也未能幸免爆炸与毁灭。南门与鼓楼之间的大量建筑遭到焚毁，鼓楼与北门之间则完全成了平地。

北门外，狭窄的街道延伸到通向总督衙门的铁桥。这也许是全中国最精美的建筑之一。 义和团，中国士兵和本地歹徒先抢劫后放火，将一长排店铺几乎完全抹杀殆尽，可能的损失无疑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很多天里士兵和平民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搜集白银上， 城里有无数掠夺目标，得手之后则用马车或者独轮车运走。最常见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人叫住一个士兵他掉了“两双鞋”（大约70块墨西哥鹰洋） ，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归你了，我想要的都已经到手了。”洗劫各大衙门所得的财物足以支持一个铸币厂。

这些衙门的命运作为报应的一部分很值得谈一谈。 总督衙门在过去22年里一直归李鸿章所有（很大一部分建筑在当年冬天意外失火而受损），这里成了军队成立的“天津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俄国强烈要求将天津交给俄国单独管理，其他国家差一点就妥协了。临时政府由一名英国上校，一名俄罗斯上校，一名日本上校以及随后一名德国上校构成，后来又增加到6人，并配备有必要的工作人员来执行各种职能来维持治安，控制这个偌大的城市以及十分重要的中心。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每一位中国官员，无论文武全都迅速消失了，大部分人在南逃的过程中都吃了很多苦头。这一路上少不了受人劫掠，很多人在这段漫长的旅程的终点都变得一贫如洗。海关道台衙门（天津市最重要的衙门之一）被日本人占领了，县衙归了法国人，至于总督衙门，盐政衙门，还有总兵衙门全都成了废墟。中国官员联合义和团将所有外国人都赶下海的计划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就是在这一计划开始执行60天以后，所有中国官员，中国士兵以及义和团成员全都消失了，留下了遭人恨的外国人无可争议地负责这里的一切。

总督衙门附近的堡垒曾经是激烈攻击租界的前沿据点，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那里并部署了一支小部队。其他部队占领了众多附近的要塞。在城市附近缴获了大量未使用过的崭新克虏伯步枪，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败坏一旦开始扩散得多么彻底。

这座城市刚刚被英国占领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官就前往北门外的河流抢占帆船，货船以及船屋。因此从那以后没有一艘船或一名船夫能够不经军方同意掀起一点水花。各式各样的船只每一条都画着外国的图标或插着绘有神秘标志“T.P.G”（天津临时政府）的旗帜，表明这是临时政府认可的船只。马车，独轮车，人力车以及牲畜都照此办理。

大米进贡遭到了突然的停止，所有的粮食供应全都落到了一部分军人手中，他们立刻变得无所不能起来。北河沿岸堆满了如山的盐，盐垛的一段插着俄国旗，另一端插着法国旗。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没有一艘盐船开往内地，那里的人只好自求多福了。

在新年期间，当中国最为醉心于无节制地燃放大捆小捆的爆竹时，天津（以及在外国军事统治下的其他城市下）发布了命令，禁止任何燃放爆竹活动，违者将遭到逮捕。原本在门前随处可见的对联、春联与年画也见不到了。对外国士兵的恐惧是如此深切，以至于街头连作揖拜年的人都没有（据说是日本人不允许）。即便是在自己家的庭院里举行庆祝活动也不安全，有时一群妇女甚至会因为在过年期间习惯性的赌博取乐而遭到逮捕。在这一奇特而苦涩的环境里，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中国人无力地抱怨道这个年还不如不过的好。

一年以前，这个“洋”字听上去还是如此可憎，即使是无辜的回民在街头卖羊（与“洋”谐音）肉都会遭到攻击。一切外国事物都是大忌讳，那些不可或缺的外国物品则被人安上了新名字。外国的布匹成了“细布”或“宽布”，外国步枪成了“疙瘩枪”，外国火柴成了“快火”，等等。但是现在到处都能见到穿着外国大衣，带着外国帽子，蹬着外国靴子的中国人，（他们甚至还前所未有地在冬季戴起了连指手套），这些都是外国士兵和平民的抛弃的个人物品。所有阶层的人都开始以不一而足的标准程度学习敬军礼，就连年龄最小的孩子都会在路边向每一个匆匆过客大模大样地行礼。街头的老乞妇们故意遮住一只眼睛，因为她们相信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分辨外国钞票。

那些原本应当用来毁灭万恶外国人的材料最终遭受了极为绝妙的命运，很好地表明了排外计划的破产，这些计划在制定者看来可谓完美无缺，结果却大出他们所料。城市东南角的军火库里堆积这五花八门的武器，临时政府一经接受就将其向所有意欲自卫的外国人开放。临时政府还从军火库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了大量的铅，浇铸成200磅一块的铅锭之后运往上海。这是一项十分有利可图的业务，大量利润都落入了临时政府的腰包。临时政府现在承担了过去几十个衙门才能共同承担或者连几十个衙门都承担不了的行政工作。

挖掘以及清理被西摩尔中将部分摧毁的西沽武库废墟的权力在一次聚会上得到了拍卖。买方在爆炸现场发掘出了大量融化的铅和其他金属，外国人又从中国政府的钱包里掏出了一大笔钱。

围城两个月来，天津人民中的大部分已经逃往远处的村庄不敢回来，但城市开始逐渐变得不这么荒凉起来。穿过租界的海大道开始恢复原有的活力。仅从数量上考虑，城市住房遭受的破坏并不大，真正遭到破坏的是大环境。穿过法国租界的拥挤主干道曾经挤满了中国商铺，现在已经一家也见不到了。其中一些是被外国人烧毁的，以防止它们在围困期间被人用作堡垒攻击外国建筑，其他店铺则遭到了先下手为强的掠夺。大片法租界以同样的方式被烧毁，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还不如将整个地区推翻重来。

在河东面火车站周围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一座中国住宅也没留下，周边大片区域也是如此。天津与大沽的沿河村庄同样遭到破坏，城市的每面在不同程度上都没能幸免。房屋的数量的大幅减少导致了极大的不便和不适，当天气转凉时更令人有苦难言。最简陋的木屋也要求最高昂的租金，比缺乏住所更严重的是购买食品的困难以及燃料短缺，因为雨水一直不足，庄稼也没人打理。

物价高到了荒谬的程度，而工资则由于军事标准设置不合理似乎为人们带来了突然暴富的可能，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四毛钱而不是一直以来的两毛。 现金自天地初分以来第一次不再成为人们日常讨论的话题，所有人都在谈“毛”与“元”。但是这一虚假的繁荣自有其后果，现在购物的最小支付单位已经成了一毛而不是一厘，因此在衣食方面基本没人得到改善。

这些丑恶现象的主要成因是违反政治经济，对这个国家法律的蔑视也起到了自己的效果。中国藐视世界，世界则还以颜色。这样一支多国部队基本不可能保持军纪，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样做。一些俄罗斯，法国，印度，以及德国军队尤其以拦路抢劫见长，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在公共场所抢劫中国人的财物甚至身上的衣服。

对天津地区的军事袭击来自四面八方，虽然不可能获取具体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十诫中最短的三条（第六诫 不可杀人，第七诫 不可奸淫，第八诫 不可偷盗——注）遭到了持续而大范围的侵犯，说这话还没有考虑“中国异教徒”的因素。每个苦力都必须将一个标签缝到外衣上，否者他可能会遭到军队紧急征用，也许最后他能得到不错的工资，也许会被外国军官一脚踢出来。为了防止有人为了自保而盗取他们的标签，一些中国人用黄铜板将标签勒在了自己手臂上。许多穷人出了一天力气之后返回自己的茅棚，半路上还会遇到法国或者德国的抢劫士兵，抢走他们的血汗钱。

本地的地痞此前一直以“护国拳民”的身份从总督那里领钱粮，现在他们扔掉了红腰带。掠夺季节给了他们大捞一笔的机会。如果之后还没能脱贫这些人就会混入临时政府招募警察的行列，以便接着敲别人的竹杠，反正也没有人证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经常由这样的傻大胆行事不密丢了脑袋。但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只是合理的风险而已，并没有阻吓作用。

天津地区的职业流氓打手赶上了好时候，一个个身价倍增。而原来的富裕人家要么流亡在外要么陷于贫困。骤然的贫富易位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崩溃，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天津众多慈善机构全部从根子上断了财源。一向热闹的粥场全都关了门，虽然还有一些仁慈的地方绅士愿意帮助处于困境的难民，资源不足的他们也只能尽一些杯水车薪式的努力。

无论天津临时政府的行政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有多么出色，它依然完全违背了良好行政的第一原则，也就是通过中国人来完成工作。李鸿章任命了一名总督，一名知县，还有一名道台，但是6名名掌握实权的军政府成员拒绝他们就任，就算他们本人进入了天津也是枉然。最后提到的那位官员在中国官场的等级很高，按常例应该当出门坐轿，穿官服升堂。但是他刚到天津就被军政府下令赶了出去，好像他只是个不请自来的讨厌鬼，在天津地界上完全没有正事可干。当他面见军政府的“国王”们时也不敢穿官服，而是穿便服，他相信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别。

中国的政府系统是一个基于等级和关联责任的体系。通过他们肆意的暴力行为天津地区的中国人已经彻底终结了自己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往好处说也极为有限，十分不足而且不负责任的系统。外国军队的军事攻击行动赶走了大量官员，留下了大片无人管理的土地。河面上有着大量的强盗，躲藏在河湾或支流里面劫夺船只。现在他们成了呼啸来去的马贼。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银子，有多少都不够。被他们攻击的倒霉家伙要是拿不出钱来，很可能就不得不“坐莲花”，即被人吊在自家房梁上用火盆烤，或者“坐火车”，即被人关进烧红的铁丝笼子里面，直到他交钱为止。临时政府对于各种报案的最自然答复就是目前（日后情况又有不同）他们的管辖范围不超出天津的外城墙，再往外都是无主之地，无法无天的所在。

城东的大军火库一直是攻击定居点最激烈而持久的据点，6月27日俄国人占领了这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里作为武器作坊的功能遭到了破坏，但是却成为了一个十分优秀的俄国医院。西城军火库遭到彻底破坏，所有军械都被临时政府出售给了私人投机者，在英租界的外国公墓附近堆成了十分碍眼的一溜。克虏伯公司多年前送给中国政府当礼物的大钟现在又被临时政府转送给了天津英国市政局并悬挂在了公共花园里面，用来应对急需解决的标准时间问题。天津遭受的军事屈辱恐怕不能再深了。

位于天津城市和定居区之间的土地价格一路上涨，已经翻了好几倍。而且大部分土地都零落地分布着坟墓，因此本应一文不值。占领城市以后没多久法国领事馆就发出通告，通知市民称临时政府不承认任何 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的日期）之前签订的地契的有效性，在指定的广大范围内，所有的土地现在都已经成为法国市政局的财产，任何先前的地契都要在领事馆登记方能继续有效。在这一吞并活动之后，大量中国建筑废墟被夷为平地，宽阔的大道满足了交通需求，而中国业主对赔偿的要求则只得到不以为然的搪塞。由于这片土地上住宅众多，许多无辜业主陷入了极大痛苦之中。这些不幸的人发现他们现在每个月需要支付几美元的税，只是为了能继续暂住在自己家里。法国定居区得面积由此大为扩展，向北延伸到河边，向西延伸到城墙，其中绝大部分都已明令宣布在未来不允许中国人居住。

他们拆除了这片新增土地上所有原来的建筑，民宅，商铺，衙门和庙宇，沿河铺设了一条大道，临时政府将这条路一直延伸到大运河以及总督衙门对面的铁桥。无数中国店铺就此消失。新建的碎石路十分笔直平整，取代了原来蜿蜒曲折的小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居民会感到高兴。

为了连接这条新路，临时政府决定修一条环城路。但这么做就必须拆除城墙。这项工程被承包给了一名中国人。他在这年冬天雇佣了一大帮贫民为他干活，最近人们才意识到城墙的用处，现在他就要帮忙把城墙拆毁了。大量原本寄居在城墙根下面的流民就此失去了住所，因此当年冬天气候最严酷的时候街头满眼都是难民，所有的寺庙里都挤满了难民。甚至连早已遭到废弃的县衙监狱里都挤满了人。城墙原来的所在地被推平了，护城河也被填死了，附近的住宅也都被拆除了。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一条超过60英尺宽的环城大道，将来还很可能架设电线来应对不断增长因此无法管理的交通。

如此革命性的工程自然会激发士绅阶层最强烈的反对。他们接连不断地以最激烈而恳切的请愿书请求李鸿章施以援手，用最为优美的东方文体向他申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好比赤裸下体的女性。李鸿章生硬地回绝了他们的请愿，称城墙已经老旧不堪，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施工并没有停止。在此期间临时政府的官方测量师开始绘制整个区域的地图，并标示出一条从北门到南门宽度一致的街道，无情地将两边店铺的营业面积都削去了几英尺之深，这主要是为了照顾到现在为止都被人弃之不顾的公众利益。全市各个角落广泛分布的水塘与坑洞都被填平，土地做好了出售的准备。从任何方面来说这些土地都比以前更适宜通行了。最终带来的便利将会极其显著，而所有的沉重损失都要由眼下的业主来承担。

拆除城墙留下的大堆砖头得到了公开出售，这些砖头成为了修建定居点住宅院墙以及人行道的材料，几个月以前中国士兵还踩着它们砌成的城墙，甚至有可能踩着这些砖头，向它们的现任拥有者发射子弹或投掷炸弹。天津的的所有街道和小巷和其他得到同样管辖的城市一样，里面所有的房子都得到了阿拉伯数字的编号，许多街道都已改名，尤其是被日本人改名，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定居点不过是日本岛新增加的一部分。

在之前经常提到的泥城墙附近，德国人遵循了同样的简单原则，吞并了大片土地，现在这些土地都已经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固有的一部分。从北河往东，遵循类似做法的国家还有比利时、俄国（俄国人把火车站也并入了自己的地盘，两大帝国差点开战）、意大利以及奥地利。这些国家现在都拥有了大片租界，其实叫做“抢界”更合适一些。

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把自己安顿在一片宽阔的水面附近，几乎从京杭大运河与北河交界处开始，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分配的。日后各个国家的地盘都还有可能向内陆提出进一步要求。

天津外国租界已经成了军营，其主要建筑物都被军队征用。戈登市政大厅归了英国，佑宁堂成了一家意大利医院。日本占了青年会，戒酒楼里挤满了锡克教徒，天津大学成了德国人的地盘，中国军事医学院成了法国人的地盘。所有国家，所有种族，都在这里得到了展示。到处都可能见到短小精干的日本人，粗壮敦实的俄国人，尺码不足的法国人（很可能是从阿尔及利亚来的轻步兵，穿着造型奇异的火红色长裤），魁梧而年轻的德国人，粗壮的英国皇家威尔士火枪团，轻快敏捷的美国人，还有一大帮高大黝黑的锡克教徒，帕坦人，俾路支人以及拉吉普特人。此外还有编入英军威海卫华勇营的中国人。奥地利人与意大利人用一簇簇羽毛装饰着自己的帽子，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个裹着白布包头的袄教徒。

要为这林林总总的一干人等解决口粮问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听到阵阵低沉的驼铃声，长串的骆驼满载货物向北京进发，这种交通方式在天津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了，现在使用这种交通方式的原因只是因为耗时的铁路整修。街头挤满了一眼看不到头的英国驼畜队列，体型庞大的美国斯蒂贝克军车，俄国人笨拙的粮草车，德国从荷兰购买在爪哇制造的车辆，还有日本的小卡车。背生驼峰的印度水牛拉着轻质的木车，车上放着专门供应穆斯林军队的水桶。消防水龙或者供应过滤水的龙头前面总是挤满了五花八门的各种车辆。

一向以商业精神著称的广东人几乎掌握着天津地区全部进行外国商品交易的中国商店，天津人拿他们和外国人一样看待，要么赶走要么杀死，他们的财产也同样遭到洗劫。法租界上的“天津路”曾经充满了此类店铺，现在整条路都被摧毁了，店铺的原址已经被法国军营所取代。紫竹林被完全拆除并烧毁，原址上堆满了横七竖八的木材。曾经优雅的维多利亚大街挤满了中国人，他们蹲在地上围绕着一个个摊位（其实只不过是地上铺了一块破布而已），这些摊位出售梨，鸡蛋，芜菁，以及其他从外国店铺废墟里挖出来的小商品——蜡烛，油灯，灯罩，毛巾，袜子，镜子，画片等等，此外这里也出售在中国商店废墟中发现的东西，每个摊位都是一个小商店。

新的商业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迸发出。 一间门房突然在对着大街的一面装上了玻璃窗，还打出了“换钱”的告示，因为硬币的价值最令人费解。 假钞与

辅币充斥着市场，谁都不敢接受买东西找回的零钱。这座讨厌外国人以及外语的城市现在充满了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的标志，内容则无所不包，例如“内有日本威士忌”，或者“纹身由此去”。

一个令人郁闷的事实是最西方文明中最广泛而醒目地显示在中国人面前的部分恰恰也是最糟糕的部分。他们很有理由认为每一个西方人除了吃喝以外别的什么也不关心。

整条海大道的低端都充满了沙龙与各种名声不良的娱乐场所，成群的外国士兵每天晚上都回到这里碰头，饮酒，斗殴。许多士兵与军官——后者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在这个冬天都因为斗殴而挨过子弹甚至丧命。“中国远征军”的不同军团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法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俄国人与英国人，似乎都随时准备撕破脸皮拔枪相向。至于理由则无一例外地简单而乏味，无非就是酒吧里的彼此嘲笑。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的一部分。天津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这座城市在未来一定远远不止是一座商业集散基地。河道已经加深 拉直，航行条件得到了改善。这里将成为伟大的制造业、铁路及教育中心，二十世纪这座城市将享受过去无人敢想的繁荣，到时候义和团事件回想起来也许只是一场噩梦。

所有这一切都将归功于外国人的远见卓识，能量，坚持和技术。而19世纪末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人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他们全都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