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的诞生 -- 万年看客

德国人扼杀英国的企图彰显了一项事实：现代经济或者现代国家不能将女性排除在外。战争刚开始时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依旧势头高涨。超过一千人遭到逮捕，女性社会政治联盟的领袖要么坐牢要么沦为了逃犯。宣战的时候埃米琳与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母女正在法国避风头。很多人都认为女性最终赢得投票权多亏了妇女土地服务队与军工厂里的女工，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尽管看上去还是与以往一样鸡飞狗跳，但是女性投票权运动在1913-1914年期间始终在稳步推进。工党很有可能在下一次大选时宣布要让全体党员支持女性投票权运动，联合主义者也与态度较为缓和的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讨论过可能的政治交易，就连阿斯奎斯都暗示自己兴许会改变原有立场，至于劳合.乔治更是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私下接触过好几次。这位潘克赫斯特家的女儿此时已经脱离了女性社会政治联盟，转而成为了女权运动社会主义派别的领头人。就算没有一战，女性投票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事实上一战反而推迟了最终的突破性胜利，不可挽回地分裂了潘克赫斯特一家，并且拆毁了女性社会政治联盟。不过从反面来说，等到1918年女性最终赢得投票权的时候，一切反对力量几乎全都不存在了，就连诺斯克里夫与《每日邮报》都出人意料地成为了热情的女性投票权拥护者。

这一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米琳与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母女。开展之后不久两人就重新定位了自己的角色，从女权主义叛逆摇身一变成为了不遗余力的爱国主义啦啦队长。政府刚刚宣布大赦全体入狱以及在逃的女性投票权活动家，她们就立刻投入了支援战争的工作当中。埃米琳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德国威胁论。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查尔斯.彭罗斯.菲茨杰拉德在福克斯通成立了“白羽社”，希望女性能拿起象征懦弱胆怯的传统标志白羽毛，在街头巷尾羞辱那些在本土身着平民服装“游手好闲”的男性。女性社会政治联盟也承担起了这项任务。组织的内部刊物《女性投票权活动家》暂时停刊了一段时间，复刊之后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抨击某几位大臣的亲德嫌疑，并且口沫横飞地鼓吹强硬态度。1915年取代了原有刊物的《不列塔尼亚》更是在头版顶头位置打出了“为了国王、为了国家、为了自由”的口号。许多在战前坚定支持过女性投票权事业的左派和平主义者——例如工党党首拉姆西.麦克唐纳——如今都成了《不列塔尼亚》的凶狠攻击对象。在政府经费的资助下，联盟组织了规模多达三万名女性的大游行，主张女性也有参与战争工作的权利，攻击罢工者是亲德派或者布尔什维克，此外她们还协助了基钦纳的募兵宣传运动。

另一方面，西尔维娅则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她支持劳资谈判，还来到伦敦东部以切实行动支持工人阶级家庭——她在公开场合演讲的时候依然会遭到嘘声与烂蔬菜的洗礼。到了1917年，埃米琳受政府委托前往俄国鼓动战备努力（拉姆西.麦克唐纳也想前往俄国与埃米琳打擂台，但是船长不让他上船）。她赶到俄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将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她没起到多大作用。此时的西尔维娅已经坚定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女性投票权运动就像潘克赫斯特一家一样已经遭受了无可挽回的分裂。她们的宣传路线越发强硬尖刻，克丽斯塔蓓尔张口闭口不离性病二字。因此很多士兵都觉得她们其实是在打着支持战争的幌子攻击男性。战争诗人的作品当中流露出来的厌女倾向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于这一点的抵制。在他们看来，这些自以为是的女人只会到处挥舞白羽毛（有时就连伤兵或者回国休假的士兵也不能幸免她们的纠缠）以及高谈阔论淋病的害处。与此同时，女性社会政治联盟内部也有许多人认定埃米琳与克丽斯塔蓓尔只是在组织奄奄一息之际空耗公款去美国与法国旅游而已。很多成员都会在开会的时候冲她们喝倒彩并且当着她们的面离开会场。

尽管妇女土地服务队得到了大量宣传，但是全职投入农业生产的女性数量并不多。农民更喜欢童工，因为童工工资更低。但是女性的确大量涌入了军工、交通文职以及其他工作岗位，填补了奔赴战场的男性留下的空缺。1914年到1918年之间，英国工业部门雇佣的女性数量从八十万提升到了将近三百万。将近四十万女性投入了文职工作，二十万女性成为政府雇员，银行业还另外雇佣了五万左右的女性。从格拉斯哥的有轨电车到利物浦的炮弹工厂，从伦敦地铁到公园里的女性巡警，英国的面貌一夜之间突然变得不一样起来。裙子比以前短了一点，穿长裤的女性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工厂或者农场里。抽烟的女性就像男性一样常见。此外全社会的道德态度也发生了偏转。大量背井离乡投奔前线的男性在国内留下了许多未婚先孕的女性，她们的孩子被统称为“战争婴儿”，人们还会筹款支持孩子的母亲。其他形式的支持也取得了突破，例如胸罩终于开始取代老式胸衣。一位外交官声称，当他在1911年离开伦敦的时候，“伦敦以及其他大城市以外还买不到避孕药，可是到了1919年随便哪个乡村医生都有存货。”无论怎样，爱德华时代的女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女性投票权事业的最终胜利却是威斯敏斯特内部的一场意外导致的。威斯敏斯特就好像一张台球桌，弹子球之间的撞击总会划出意料之外的轨迹。男性获得投票权的前提之一是要有职业资质。但是战争搅乱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不仅奔赴前线的男性离开了原本的工作，就连留在后方的男性也往往会被调换到其他岗位上。这样一来战前的选民登记信息就没用了，如果继续沿用这套信息，为国作战的英雄们将会纷纷失去投票权，这样的场景未免有些尴尬。换句话说旧日的规矩必须废除。就坡下驴的阿斯奎斯趁机宣布自己对于女性投票权的立场有所松动。1917年初，由贵族与下院议员组成为委员会建议向达到特定年龄、有能力在地方政府选举当中投票或者与登记选民成婚的一切男女赋予选举权。起初的赋权年龄被设定为三十岁，换句话说840万名女性将会有权投票，远远超过女性投票权活动家们战前最乐观的预想。这一提案在1917年6月的下院以压倒性多数票获得通过。在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向反动的柯曾勋爵在这个问题上投了弃权票，于是上院也顺利通过了这一提案。1918年2月提案正式成为了法律。女性工人对于这一进步感到满意吗？或许吧，不过她们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担忧，例如军工厂里化工原料的毒害将许多女工的皮肤都染成了黄色，以至于她们落了个“金丝雀”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