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80年代初中期，农村有过一段好日子。其原因主要是老老狐狸提到的三条：化肥良种农药开始发力，国家征粮减少、农民负担减轻(石油换汇进口粮食)，分田导致的积极性提高(一次性)。

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年，农民负担迅速加重：1、随着中央财政的恶化，收钱层层加码、社会公共事物层层甩包袱，上面甩下的包袱都被压到农民身上(比如乡镇中小学教师工资最后都由乡镇财政解决)，2、乡镇政府恶性膨胀(以前3个人的财税所，膨胀到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100多人)，3、乡镇政府的三公消费恶性增长。农民负担重到什么程度呢？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上书为例：

也就是说：2000年在李昌平的乡，不算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不算种田的劳动负担，如果老天爷帮忙，能达到亩产1000斤，正好够交公粮的，而这种情况，最起码在湖北这个农业大省是有代表性的。

很多农民在改开前期爽了几年(消费放开、负担减轻)，旋即进入地狱模式，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看不见希望。

城市食品供应改善，有很多因素，除了老老狐狸列出的一些权威数据外，我还能想到几个：88年开始的市长菜篮子工程算一个。用行政手段解决城市供应问题，对城市人口来说，自然是善政。再就是改开后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导致农村的生产劳动以城市需求为中心。比如说，一斤青菜，在农村卖2毛，乡里卖2毛5，县城卖5毛，市里卖1块，市县的供应自然充足(同学的母亲，为了一斤菜多卖2毛钱，每天早晨2点起床推着小车赶县城的早市)。再比如说，我明明可以种亩产800斤的细粮自己吃，但是因为城里人喜欢吃草莓，那就吃亩产1000斤的粗粮，省下一些地种草莓挣城里人的钱，这些都导致城市食品供应的改善。

由于中国的城市无法容纳中国巨大的人口，所以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控制城市人口，一是人口流动控制很紧；二是尽量控制城乡差别；三是鼓励人才到艰苦的地方去，比如说我曾经提到的，我的老同事主动从北京调到远郊工作可以多拿13块钱工资；四是政策性向下倾斜，比如优秀人才下放。以我们乡为例，我毕业的乡镇高中，是71年县里抽调优秀教师到我们乡创建的，80年代还是一所不错的高中。然而随着这些优秀教师陆续调回县城，我的母校也没落了(我是我们那届唯一上本科线的应届毕业生，也是唯一上专科线的)；还有就是我们地区的地委副书记曾经下放到我们公社做公社书记，我们公社的很多发展都是他给打的底子。不要小看这个人才下放。举个例子，我们乡的一个村，就是在中学化学老师的帮助下建立了烧碱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故乡在喀什河友，在他的系列雄文中提到的上海知青对喀什发展的巨大作用，以及上海知青离开后喀什的各种迷茫。这些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毕竟整个中国比有限的城市大得多。改开后的政策是完全反过来的：政策性向都市倾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分数线：在大都市工作，不仅生活方便、离领导近、晋升机会多、收入高，连孩子的高考分数线都低个100多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口削减脑袋往大都市钻，90年代那么严厉的暂住证/遣返政策都无法阻挡北漂的脚步(我一个同学北漂被查，用学校的身份证蒙混过关，否则就要被送到沙河筛沙子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海峰河友抱怨的

既然资源、好处都集中在都市，抛弃农村，那么大家都死挤在城市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