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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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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集体经济也有市场

以前有句话,叫做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其实放的小一点,也是成立的,比如说,集体经济也有市场,个体经济也有计划。

自由市场的确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但是自由市场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还要主动采取措施,限制计划。

计划经济其实也需要研究市场,也要以市场为导向,只不过计划经济的市场导向缺乏一些自由市场上存在的技术指标——但是并不是全部缺乏这些指标——所以很多人觉得计划经济就好像拍脑瓜经济一样。这个误区很容易出现。实际上,这种事的确发生过。比如说计划经济在中国刚一开始运行的时候,确实就是以拍脑瓜经济的形式运行的。因为很多人并不理解经济,那指标定的,完全脱离现实。好在当时苏联帮助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建立了一些较为合理的运作原则,中国的掌舵人也发现这些人在闭着眼睛胡搞,因此进行了整顿。但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必须更加注重市场。

以中国当年的状态来讲,社会发展的导向就是工业化。社队企业就是当时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开始搞公社以后,地方上就开始迅速涌现社队企业。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对社队企业进行了遏制,不断提出要求、限制社队企业发展。70年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以后,社队企业得到鼓励,又开始迅速发展。

在当时的工作报告里是这样说的: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搞农业机械化,光靠手工劳动,就不可能更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改变六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也就不可能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毛主席提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我们要切实抓紧今后十年的工作。第四个五年,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注意,1970年就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通过农业机械化,可以腾出劳动力加快工业建设。

社队企业发展有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1959年,社队企业的产值据说达到了60亿。

“三年灾害”期间,对社队企业进行了精简。

1963年,社队企业产值甚至降低到了4.1亿元。这是要死的节奏了。

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刘掌握实际权力期间,经济上出现了明显的大起大落现象,经济发展极度不健康。

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之外组建了一个史称“小计委”的机构。

1965年,中央发出指示,再次鼓励发展副业的意见。

1966年,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此后社队企业才获得了生存权,逐渐发展。

1976年,社队企业产值已经发展到272.亿。

在“小计委”活动时,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从1965年2月6日开始,“小计委”分别约请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谈“三五”计划的安排。为了便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了解情况,谈完一个部就写一期简报。“毛主席对‘小计委’在编制计划过程中报送的简报,都一一审阅。”

在编制“三五”计划时,出现了一次“小计委”与物资部的争论风波。当时,物资部负责编制物资平衡方案,总想把余地留得大一些,将来执行计划时担子可以轻一点。另外,还想为储备局补充一些库存。因此,他们认为“小计委”把一些生产指标定高了。当时,物资部归经委领导,就通过经委把这些意见提出来了。余秋里看了这些意见以后,明确提出:“物资部提出的物资平衡方案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储备局在这种情况下又大量增加库存,这也是不应该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余秋里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物资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物资部不应划归经委口,而应划归计委口。“对此事,刘少奇召集计委、经委、建委和物资部的负责人开会,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周恩来参加了会议,说服了大家。最后,刘少奇拍板:物资部由计、经、建委领导,计委为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抓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狠,就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

刘少奇召集会议时,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周恩来参加以后,说服了大家。最后,刘少奇拍板。这三句话,含义很深。我可以引用一个解读,参考一下:

外交部发言用词解析

1.亲切友好的交谈——谈的不错;

2.坦率交谈——分歧很大,无法沟通;

3.交换了意见——基本各说各的,没有达成协议;

4.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吵得厉害;

5.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分歧很大;

6.严重关切——可能要干预,但很可能歇菜;

7.表示极大愤慨——拿人家真没辙!

前述第三句告诉我们,谁能够拍板决断。第一句告诉我们,能够拍板决断的人自己主持会议的时候没有拍板决断。第二句告诉我们,另一个具有同等权力的人参与会议以后,争论消失了。

为什么周恩来一来,大家就“被说服”了?他来之前,谁没有被说服?他来之后,谁被说服了?大家是被什么说服的?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毛泽东生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健康状况和毛泽东对实际工作的话语权强弱几乎是呈现正相关的态势。设想一下,如果一直是毛泽东自己实际掌握经济工作,而不是别人实际掌握经济工作,那么毛泽东所提出的二十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远景规划,应该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中间“非文革时间段”那几年,大起大落,影响比较负面。

社队企业经过70年代的扶持而迅速成长,为80年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后,发展发展,就发展完了。

土地改革,将农村生产资料从地主手中剥离、奠定了进一步改革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继续走地主制的发展方向。这是隋唐以来农民起义的最终发展方向。也是隋唐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无法进一步突破的深层原因。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走新的道路。

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奠定了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培植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实现旧的农业经济模式向工业化时代的转型。

本来还有下一步,现在没有了。这个下一步,我推断,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农村工业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就可以实现农村城市化。

这是一个节奏很清晰的、三步走的农村经济发展规划。

就光看这节奏,我们都可以怀疑毛泽东是一个穿越客。但是实际上这是做事情有条理、环环相扣、抓得住重点的体现。

就是说,本来我们已经将一件事情做了一半,继续走下去就水到渠成了,结果半途而废了。随后将社队解散变成乡镇政府、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走上了“自由市场”的道路,我们的农村经济就走上了李昌平所说的农村三大苦难的方向上去了。用文革时代的话讲,就是“吃二茬苦,受二遍罪”。

只能说,历史饶过谁……

通宝推:桥东棒棒,发了胖的罗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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