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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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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当年全部下乡一事儿搞得粗糙,一锅端回城,更是后遗症严重。

知青大返城的决策不是小平做的,当然,这粗糙决策后遗症的锅也不应当小平来背。

当年,在知情回城的问题上,小平是比较慎重的,主张分期分批,一窝蜂回城的话,城市的就业岗位、基础设施跟不上,压力太大,而且农村的学校、卫生等工作有瘫痪的危险。

当然,最终的决策是一律回城,讨好现实,不计后果,这事办起来爽,还能落个好名声。

接下来是什么呢?大量回城的知青成了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又处于躁动的年龄,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1983年开始“严打”,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第一阶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阶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阶段从1986年4月上旬到国庆节,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严打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为应对这个时期关押场所紧张,一方面进行突击性建设,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并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治安不稳定的情况下,采取组织战役、统一行动、集中打击的办法,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但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见成效。它解决了我们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开创政法新局面,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积累了经验。在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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