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mKzZuBN3A

主持：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今天来之前我查了一下，从1983年以来我对你进行过整整二十次采访。今天这次采访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现在你身体不太好。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以下简称希）：确实不太好。

主持：你的癌症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希：我的食道里长了一个肿瘤，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我们现在怀疑癌细胞还转移到了肺部，不过还不敢完全肯定。用专业术语来说我现在患的是四期癌症，你要知道再往前并没有五期癌症。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情况。我有幸能与很多杰出的肿瘤专家共事，我们正处于众多创新性医疗手段的边缘，其中相当一部分手段有可能会用在我身上。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化疗来控制癌细胞扩散，所以请原谅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不仅要尽力活下去，也要为死亡做好准备。我在回忆录中写到过，人的一生无非就是忙活这两件事而已。生死永远只差一口气。但是目前我的处境使我更加生动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日常行程就是上午与医生见面，下午与律师见面。

主持：你为《名利场》供稿的时候怎么想到要让我们也体会一下你现在的经历呢？

希：我也想过我究竟想不想这么做。我并不打算招摇过市地卖惨博同情，但是《名利场》的主编格雷登.卡特逼着我把自己的思想袒露出来。我在行文的时候尽可能不张扬我自己的感受。我很不喜欢那种黄缎带风格的新闻。有人告诉我有些读者从我的文章当中得到了安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心有戚戚。既然生活给了你柠檬，那你不妨榨点柠檬汁。动笔写点东西总胜过两眼盯着墙壁发呆。或早或晚每个人都要经历我现在的处境，要么挺过去，要么就死掉。这是我们生来就要做的事情之一。回头读了我自己的回忆录之后，我认为我应当继续写作，因为写作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顺便说一句，由于我参与了这么多实验性疗法，我的眼界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比方说我有幸接受了全套基因组的测绘。我有机会描述肿瘤领域令人兴奋的新进展。我很希望这些全新治疗手段能够尽快应用到更多人身上。

对于我目前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在眼下这个时代患上癌症尤其令人感到百爪挠心。我能看到很多有可能治愈我的疗法正在差一点就够不到的远处冲我招手。这一点一方面令我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心烦。目前我的体质很好，我的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出色，从肝功能到血压都无可挑剔。对于一名癌症患者来说这些指标简直好得不像话。只要我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尝试好几项尚未问世的新疗法。我也确实有这个打算。

主持：听说你的胆囊前几天出了问题？

希：是的。几周前我经受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胆囊病变。我的医生平时总是个话留三分的人，这一次他却认为我差点就“完蛋了”。我的骨髓衰竭了，这是化疗的常见副作用。我的白细胞与红细胞都低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我的胆囊严重发炎，我的阑尾也破裂了。我的心电图差点就拉直线了。这一次我切掉了胆囊，又接受了输血，所以算是挺过了这一关。

主持：恕我冒昧，目前的疗法对于你的头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希：早期疗法当中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化疗脑”。你能感到化学药剂致使你思路不清，根本不想阅读，更不想写东西。这使我很害怕。假如我的读写能力被剥夺了，那么我也就没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继续生存下去了。而我并不想和绝望过多纠缠。万幸的是化疗脑是暂时性的现象，我现在依然经常感到疲惫，现在我就觉得很累。但是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我的头脑非常清醒。假如今天我运气好并且喝下基本浓咖啡，我还可以写完一篇专栏文章，读书与交谈更不在话下。假如这些方面的情况出现了恶化，那么我大概就会觉得自己的日子到头了。

主持：你认识很多人，他们对你目前的情况有什么反应呢？

希：也有很多人认识我。在癌症确诊之前我原本在夏天安排了一场相当盛大的巡回签售，结果不得不临时取消。我不能悄无声息地躲进医院里，因为我多少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因此必须出面说明签售取消的理由。很多人都为这次签售做了大量工作，我不出来说两句实在说不过去。现在想想那一周大概没什么其他新闻，于是我的病情一下子就成了关注焦点。此外我针对超自然现象与宗教的看法也使得我的病情遭到了很多关注。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我总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了吧？现在我总该抛弃秉承了一生的错误原则了吧？现在我总该与教会握手言和了吧？公共舆论众说纷纭，全国祷告日还专门把我当成了祷告对象。我很乐意看到有人为我祈祷，这至少表明我们站在同一边反对癌症。这次祷告的立意是为我祈福。乞求神灵的力量对我施加反方向作用的人也不是没有。当然在我看来正反两面的人们都有些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不过他们总归忍不住要这么做。

此外我还收到了大量来信，至今依然如此。既有送到我家门前的手写信件，也有发送到纽约办公室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信件都表达了可贵的善意，并且向我保证他们认为我的人生并未虚度，尽管确实不算长寿。假如我能活到明年四月份，那我就六十二岁了。这些信件确实教会了我一些东西，一些我早就知道但是现在才真正领会的道理：永远不要犹豫该不该给重病者写信，一切信件都会得到极大的欢迎。我倒不是鼓励人们多多给我写信，但是假如他们的亲友处于我现在的境地而他们又一直抽不出空来写信，我在这里劝告他们赶紧动笔。我收到的信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这些信件确实令我深受感动，并且极大地安抚了我的心绪。

主持：你的论敌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你呢？如果有的话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呢？

希：你所谓的论敌应该就是与我观点相反的人。他们的态度全都很友好。大卫.布鲁克斯专门在《纽约时报》上写了关于我的专栏文章，措辞非常忠厚。提摩西.伊根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我在伦敦生活与工作的时期。看这些文章就好像提前阅读讣告一样。不过鉴于我还没死，大家都不好意思说我的坏话，所以就专门把好话都挑了出来。看看这些文章固然挺好，可我同时也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因为这些文章令我真切感到自己的死期确实来得有点早。我不知道我的私敌究竟有多少，与我相看两厌的人究竟有几个。但是希望我在眼下以及来世永远受罪的信件数量少得令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主持：我手里现在拿着你的回忆录《希奇22：回忆录》。我发现这本书的头七页内容写得全都是死亡。你这是有所预感吗？

希：并没有，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挺奇怪。我收到过一份礼物。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发行了一份杂志，提醒订户们接下来有哪些展览。当时将要举行的一场摄影展览的参展人是马丁.艾米斯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曾经合过影。在开展之前正在制作展品名录的时候，有一位摄影对象去世了，于是他们赶紧在此人的名字前面添加了“已故”二字，结果忙中出错把这两个字添加在了我的名字前面。就这样我在杂志上看到了“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字样，这件事确实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死亡上面。他们赶紧给我发来一封言辞恳切的道歉信，我猜他们大概以为我想起诉他们。他们承诺要将这期杂志全部收回并且化成纸浆，我说不要这么做，你们手里还剩多少杂志都送给我好了。我的回忆录马上就要出版了，这些杂志可以充当很不错的赠品。但是当时我的确没想到我要死得这么早。

主持：不久前你在《每日秀》上接受约翰.斯图尔特的采访，当时你的表现颇为幽默且举止如常，但是当时你脑子里怎么想呢？

希：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只想着如何将节目做好，节目录制完成之后的餐会上我才感到自己的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参加了许多活动，活动现场我的表现都不错，只是在活动间期我才会剧烈呕吐。

主持：你当时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希：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医生每年提交的体检报告在各方面都没毛病。

主持：你父亲同样死于食道癌。

希：那年他七十九岁。

主持：你想过这一点与你的关系吗？

希：我在书中写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那还是在我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之前。我曾经烟瘾很大，因此我担心癌症首先会在肺部发作。食道癌的问题在于极难侦测，你可以带病生活许久而毫无察觉。除非每个月都让食道癌专家检查一遍，否则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一病症。直到癌细胞转移之后才会出现显著症状。等到我去做活检的时候情况已经显而易见了，只要用手指按压一下我脖子上的淋巴结就能感到不对劲。

主持：那么你接受了什么疗法呢？

希：首先是化疗，直接效果就是脱发。现在我换了一种化学药剂，所以头发又重新长出来几根。我的体重显著下降，体力明显衰退，这些都是我能清楚觉察到的变化。

主持：你在什么地方做的化疗？

希：在贝塞斯达的研究所里。

主持：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希：去年7月。

主持：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希：还在进行中。多亏了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负责人、了不起的弗朗西斯.科林斯大夫，我现在又有了一点希望。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下设机构之一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科林斯大夫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提前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实在是一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我们之所以相互认识是因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相互对立。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他对我的病情很感兴趣，安排我接受了基因组测序，旨在为我所特有的癌细胞变异找到更好辨别的配型，从而配制专门针对我的药物。今天是1月14日周五，如果我的骨髓恢复得足够好，下周一我就要去尝试一下他的疗法。这套疗法要在我的肿瘤的DNA以及我的血液的DNA之间进行六十亿次配型，从而找出存在于肿瘤当中却不存在于我身上的基因变异。现在的医疗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我要去圣路易斯接受检测。

主持：为什么要去圣路易斯呢？

希：这是检测项目所在地。他们正在那里研究如何利用基因组的信息来治疗特定个人的疾病。这种做法很快就会推广开来了。你可能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经费严重不足。我趁这个机会要为研究人员美言几句，兴许有些观众看了本期节目之后会给自己的议员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国家健康研究所最近的预算遭到了严重削减，还有人在愚不可及地试图限制胚胎细胞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在患癌之前我就抱有支持科研的立场，现在我更想要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克服这些妨碍医学进展的伪科学障碍。

主持：你在国家健康研究所接受化疗吗？

希：并不。我在研究所接受了各种测试，但是日常治疗还是由我的肿瘤医生进行的。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史密斯医生。他通过网络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专家们对我进行会诊，为我制定了很多治疗原则，并且每隔几周就根据病情发展进行修订。

主持：你在去年12月的《名利场》上写到了一名女性，她在你的签售现场找上了你。你不介意在这里介绍一下具体细节吧。

希：我当时正在作宣传，题目是我们应当写一本关于对待癌症病人的恰当礼节的书。兴许我真会写这一本这样的书呢。当时我在纽约刚刚与塔里克.拉马丹就伊斯兰教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然后就来到了签售现场。签售队伍排得很长。有一位排在前面的女性走过来——她手里连书都没拿——对我说道：“你生病了我很遗憾。”我说：“您这么说太贴心了。”她说：“我有一位表亲也得了癌症。”我说：“我很遗憾。”她说：“他得的是肝癌。”我说：“那太糟糕了。”她说：“不过后来他 病情好转了。”我说：“好极了。”她说：“不过再后来他的病情又严重恶化了。”我说：“我很遗憾。”她说：“当然了他是个男同。”这句话我没搭腔。她接着说：“他的家人与朋友都抛弃了他，他死的时候孤身一人，非常痛苦，大小便失禁，痛如针扎，尊严丧尽，简直是说不出的可怕。”我觉得这番话实在没法接，于是就等着她继续说。结果她说道：“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清楚你现在正在经受怎样的处境。”然后她就径直离开了。

后来我想，假如我身体健康，她还会这样对待我吗？肯定不会。但是假如你身体不好，人们就或觉得自己就算没有责任、至少也有权利对你这么说。另一方面如果患者觉得别人强加的关心令他们感到难受，他们也不应当用自己的痛苦去烦扰别人。我订制了一枚徽章，上面写着：“你不问我不说”。有些人确实很喜欢张扬自己的病情，我也在其他语境下提到过我的病情。比方说我写过我为什么不参加全国祷告日，也写过我所见到的基因疗法最新进展，但是我不打算写肿瘤日记。我觉得写这种文章有点太自恋了。

主持：你在《希奇22：回忆录》的序言里写道，“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以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的方式来‘完成’死亡，我希望死亡来临时我能直视它的双眼并且做点什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希：死亡也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死亡来临时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清醒。至少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这么想的。理想状态下，我希望自己能在演讲现场死去，在性爱期间死去，或者在陪伴朋友的时候死去。我希望效仿苏格拉底，在临死前将朋友们全都叫到身边并且一一告别。不过现在我重新考虑了这一点并且有了另外的想法。假如我的癌症病情继续恶化，我的死法肯定会非常难受。例如我很可能被自己的呕吐物呛死。另外来临死之前我还很可能要遭受各种羞辱。问题并不在于我会不会死，因为就算不得癌症我早晚也要死。但是癌症意味着死之前要额外受罪。

现在想想，我写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有点虚张声势。我依然希望临死之前能保持清醒并且与人交谈，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敢说我有多么坚持这一点了。如果最后阶段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那么在药物引发的昏迷状态当中死去似乎也不算太糟糕。不过我依然觉得后一种死法算不上光明正大，或许只是我的思想太老派了吧。死亡毕竟是人生的一部分，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尽量透彻地体验一下。

主持：在这段时间里你与你妻子谈得多吗？

希：谈得很多。她是我的支柱，因为她愿意做很多我不愿做的事情，例如上网查询每一种治疗方法的效果与治愈可能性。不知疲倦地寻找新医生与新医院，等等。因此我们谈过很多关于治疗的内容。不过关于治疗失败的后果我们谈得很少，几乎没怎么说过。我决心尽量不死，至少眼下尽量不死。我并非没有可能带病坚持几年再死。另一方面我也决心尽我所能地为各种疗法充当试验品，就算这些疗法对我无效。我在书中引述过美国学者霍瑞思.曼的名言：“对人类无所贡献的人应当在死亡时感到羞愧。”这个标准挺高的，不过我现在很容易就能满足他的标准。只需要我本人支付一点很小的代价，全人类就能得到很大的裨益。无非是苟延残喘而已，我很乐意多坚持几天。

……

主持：我第一次采访你是在1983年11月7日。我记得你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希：我都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戒的烟了。以前在电视上抽烟还不是忌讳。我记得1963年克朗凯特宣布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的时候，演播室里烟云缭绕就像切尔诺贝利一样，桌子上摆满了烟灰缸。

主持：……当时你的烟瘾与酒瘾都很大。我记得你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去采访你，你直接把我领到了酒吧里。你面前摆着笔记本电脑，手里拿着酒杯，嘴里叼着香烟。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当时你不沾烟酒的话，如今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呢？你父亲也是个烟民是吧？

希：没错，他抽烟斗，而且也经常饮酒。我也想过烟酒会不会加速了他的死亡。我哥哥与我对他的死亡所知甚少，因为他确诊之后很快就去世了。我知道他的肿瘤位于胸腔中下部，没法做手术。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多少学习新知识的心思。

主持：你的肿瘤也没法做手术吗？

希：如果在癌细胞转移之前还是可以切掉的，现在已经没用了。而且肿瘤的位置过于靠近我的心脏与肺脏，因此放疗的效果也不理想。现在最有效的疗法就是化疗与靶向基因疗法。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没错，我一直都知道烟酒不忌的生活方式伴随着怎样的风险，而且我决定承受这样的风险。我认为烟酒的确有助于我集中精力。这一点或许只是幻觉，不过我不这么认为。此外烟酒能让我不至于感到无聊，也能让别人的无聊不至于影响到我。烟酒令我晚上更有精力熬夜，与别人谈话的的时候更有兴致。你要问我从头活一遍的话会不会依然抽烟喝酒，那么我的答案大概是肯定的。当然我大概会戒得更早一些，为的是躲过癌症这一劫。

这话我说起来容易，我的子女听起来恐怕没那么好受。“没错，我要让你们重新经历一遍现在的痛苦。”这话听上去是有些不负责任。但是假如我说“要是我知道烟酒多么害人，我肯定不会再碰一下烟酒了”，那只能是口不应心。我知道抽烟喝酒的后果，所有人都知道。生命无非是一堆赌注而已，我决定把赌注压在这里。赌在其他地方的结果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奇怪的是我现在几乎并不感到后悔，尽管我很应该后悔。因为我无法想象不喝酒的人生，无法想象人生当中失去了香烟的陪伴。烟酒是我读书、旅行与恢复精力的必需品。

主持：你反复提到了“无聊”这个词。

希：无聊是个大毛病。与无聊密切相关的倦怠位列七大死罪之一。无聊是绝望的接待室。我太容易无聊了，最受不了开会、排队之类的破事。反过来说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始终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做。酒精的作用并不是钝化我对于无聊的感知，而是使其更加敏锐。

主持：身患癌症是很痛苦的。你怎样打发这段时间呢？

希：做胆囊手术的时候我曾经担心医生给我开的止痛药剂量太大。照理说应该是医生担心我用药量太大才对。我很担心自己会上瘾。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晕晕乎乎的。不过手术做完以后疼痛就没那么尖锐了，完全可以忍受。

主持：你做胆囊手术是几天前的事？

希：八到十天。

主持：你做的是腹腔镜微创手术是吧？

希：没错。一旦他们发现病灶位于胆囊，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主持：手术之后你就感觉好多了是吧？

希：并不，因为麻醉剂的效力还没有完全消退。我的体力很差，我的体重下降了很多，我吃的很少，因此麻醉剂对我的影响格外大。比方说昨天我肯定没精力接受采访。昨天我连床都下不来。

主持：三十多年前《新闻周刊》有一位专栏作家名叫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 Alsop）患上了白血病。他在患病期间一直在专栏当中记录自己的经历。你有没有反过头来看看他的文章呢？我记得他也接受过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诊治以及骨髓移植。我还记得当年我一直在密切跟进着他的专栏，看着他如何带领读者们一步步经历整个过程。我们还能从你这里听到多少病情报告呢？

希：我希望你们能听到得越多越好。这么说不仅只是为了我自己着想，

主持：那你都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希：首先我要强调现有的癌症诊疗手段多么令人惊叹。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我们对于人类基因的最新理解。就目前应用在我身上的疗法来说，我希望能尽可能详细地将这些疗法全都记录下来，从而提醒其他人不要错过可能有效的疗法。即便对于相当晚期的癌症病例来说，医学也并非无计可施。

主持：你说过你还想写一本书。

希：没错。这本书的内容一方面涉及如何面对死亡，另一方面则涉及如何尽力生活。就我个人而言，后者的动机之一——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动机之外——就是看看我能不能与其他人一道迫使无知的界限向后推却，扩展科学知识的疆域。

主持：你对世间的事务失去兴趣了吗？

希：一点也没有。

主持：那你目前最感兴趣的题目是什么呢？

希：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要说我最感兴趣的题目，那应该就是我们与伊斯兰圣战运动之间各种形式的对抗，尤其是最近从巴基斯坦传来的糟糕消息。我们还没来得及彻底领会圣战运动在当地造成的威胁。旁遮普省省长萨尔曼.塔西尔最近刚刚被自己的保镖冷血杀害，理由是他反对现行的《亵渎法案》——凶手的理由甚至都不是因为被害人实施了亵渎行为——因此任何自称是穆斯林的人都有权杀死他。而且巴基斯坦的伊玛目们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权威全都认同这次谋杀。过去巴基斯坦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过去法院可以以亵渎罪判处死刑，但是至少当时你还可以说服陪审团或者上诉，法官的判罚至少还需要《古兰经》文本的支持。现在任何人都能自封为行刑官了。任何人都能打着宗教的旗号随便杀人了。我们坚定相信温和派穆斯林的存在并且花钱雇佣这些人来对抗圣战。我个人觉得这样做挺不靠谱的，如果其他人认为我们是温和穆斯林的背后金主，那么温和穆斯林再发表意见就没人听了。

主持：身患癌症令你感到意外吗？你之前已经戒烟戒酒了，许多像你一样的人面对此类情况的时候都会将病症归咎于自己的习惯。那么你在整个过程期间感到意外吗？我所说的过程就是从发现病症到确诊为四期食道癌的时期。过去半年你有没有感到出乎意料的时候呢？你写了整整七页关于死亡的内容，显然你已经想过很多了。

希：我觉得任何上了六十岁的人写回忆录的时候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满足读者的需求。我并不觉得目前的情况有多么意外。癌症是很常见的。我并没有空耗时间质问“为什么是我？”因为宇宙没那个闲工夫回答我，甚至都不会说一句“凭什么不能是你？”对于与我年龄相仿并且此前长期保有像我一样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来说，患癌简直不出所料。唯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抗癌领域居然有这么多直到不久前才刚刚研发出来的新疗法。这些疗法都是才华卓著的人们费尽心力搞出来的成果。能够借此机会结交几位这样的人物是我的荣幸与幸运。

主持：我们都从亲友那里听说过有些医生很不体贴，与病人交流的时候出口无忌。我记得《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告诉过我——他已经不在了——检测之后医生给他打电话，当头就是一句：“你猜怎样？你碰上大C了！”我简直不相信真有人胆敢这么说话。

希：（笑）这么说是挺粗俗的。

主持：那么你为诊疗你的医生们打几分呢？他们有没有为你提供抗癌胜利的希望呢？

希：他们给我的希望不算太小。除非我主动发问，否则他们不会向我透露我的存活几率。一开始我下决心不问他们。不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条信息对于安排后事很有用。我总还要为爱人与子女考虑一下。从实际角度出发我很乐意获得估测结果。他们倒是不太喜欢我这么问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目前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假如找来一千个与我同龄、与我体质相近且性别相同的人，那么其中五百人活不到明年的今天，剩下的人当中又有一半能继续多活一整年，这些人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能多活好几年。这个估测结果是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告诉我的，他们没办法说得更精确了。

主持：你对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到你家，希望与你交谈，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故事感兴趣，而你的故事也不少。你对我们的来访感到意外吗？

希：有点意外。我想你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对于宗教的看法。很多人都问过我，癌症有没有改变我对于永生与超自然的看法。我说我实在看不出来为什么癌症就应当具有这么奇怪的效果。我从不认为我的宗教立场值得深究。我在人生当中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确定救赎并不存在，来生并不存在，主管人间一切事务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如果说因为我的食道里长了个瘤子，所以我就理应重塑三观，那只能说明癌症影响到了我的智力。否则的话癌症与观念转变之间并没有逻辑联系。我很喜欢参与这方面的辩论。

甚至就连那些为我祈祷希望我康复的好人们身上也存在着某种食尸鬼一般的瘆人气质。因为他们不仅为了我的康复而祈祷，也为了我能及时与宗教实现和解而祈祷。于是我提出了一项交换条件。我认为世俗主义者也应当来到医院里，找到弥留之际的极端宗教信徒，对他们说：“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不然在最后几天里尝试一下身为自由人的生活怎么样？你肯定会感觉好很多的。现在放弃他们给你灌输的那些胡话还不算晚。体验一下自主思考的快感吧。不要在恐惧当中生活，不要用神话传说来敷衍自己。”我认为他们的反应肯定不会太热情。当然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对我们这么做。我本人对于这种做法倒是不算反感，因为送上门来的辩论我肯定求之不得。我想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我的地位并不算高，因此人们对我的兴趣应当主要源自我对宗教的看法。

主持：你认为在现阶段继续仇恨别人是个好主意吗？

希：仇恨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对仇恨善加利用。我之所以反感基督教，原因之一就在于基督教将爱当成了强制性的义务。，以至于很多基督徒不得不采取虚伪态度，假装去爱那些其实并不爱的人。此外基督教还要求我们一面爱上帝一面怕上帝。认为某人无法忍受是完全正常的心态，比方说亨利.基辛格就是这种人。仇恨如同酒精，既是良仆又是恶主。我对于基辛格抱有冰冷的仇恨与鄙视。我对于他的仇恨并没有浪费我多少时间，而是帮助我看穿了他笼罩在自己身上的烟雾，看穿了他用来自我保护的虚假名声。这份仇恨并没有令我心神不安，并不会令我晚上失眠，并不能让我满腹苦涩，但是我也不能假装我们两个仅仅是政见相悖而已。我相信邪恶确实存在于人世间，有时还会幻化成人形。我认为在评价基辛格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义务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主持：那么你改变了对于特蕾莎修女的看法了吗？

希：有什么可改变的？我从来都不恨她，因为她太可怜了。但是我十分厌恶她造成的影响。她之所以被捧成圣人，理由是因为她关心穷人，或者用她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穷人当中的穷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扶贫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女性赋权。从孟加拉到玻利维亚，这一手段屡试不爽。让女性自行控制生殖过程，让她们摆脱动物性的哺育周期，然后贫困水平自然就显著下降了。特蕾莎修女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计划生育与堕胎，她将此类做法称作谋杀。她甚至在诺贝尔奖获奖仪式上声称堕胎“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这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屁话。这样的态度以及被别人捧起来的圣徒地位是我厌恶她的主要原因。

她嘴上说自己关心穷人当中的穷人，但是她结交的都是些富人当中的富人。例如储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查尔斯.基汀，她接受过基汀的赃款馈赠，基汀东窗事发后她却拒绝退钱。她还接受过海地独裁者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捐款，此人向来将穷人视作猪狗，但是特蕾莎修女却祝福了他。特蕾莎修女的一生是反动倒退的一生。在我批判她之前从没有任何人说过她的一句坏话。我在书中提出了五六条针对她的直接指控。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包括宗教媒体在内——全都看过我的书，至今没人能挑出毛病来。假如我的批评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依然意味着对于她的现行看法全都是错的。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主流舆论对她的赞扬。人们需要完全彻底的幻觉来安慰自己，她就是幻觉之一。

主持：那么假如基辛格现在主动联系你寻求和解，你又会怎么做呢？

希：这个假设非常有趣。不过我之所以憎恶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不会这么做。我在写作批判他的书时，他甚至拒绝接受我以书面形式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接受我的采访了。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总要与电视台约好绝不提到我的作品。好几位制片人都向我证实过这一点。甚至他在全国记者协会露面的时候依然要求别人不得提到我的书。当然他没理由喜欢我，但是假如我是他，至少会假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个无名小卒希钦斯究竟是干什么的？别总拿他来烦我。”更重要的是，想想他被人查实的行径都有哪些吧。想想他在越南与智利问题上的谎言，想想他在孟加拉导致了多少无谓的死亡，为的只是维护他本人以及他那个罪犯总统的面子。

与他同时期的人物，例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麦克乔治与威廉.邦迪兄弟以及威廉.科尔比等人在各自的回忆录当中或多或少都表达了悔悟之情。“我们制定了很糟糕的政策，当时我们就觉得有些不对。结果比我们想象得更糟。我们很抱歉。我们愿意在此分享一些你们可能不知道的内幕情况。”这样的自我批评言论基辛格就连一个字都没说过。一旦有人批评他，他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嘴脸丑陋。套用《万能管家》里面吉夫斯的台词，“先生，这样的可能性万中无一。”但是假如他真想见我，我绝对不会推辞的。

主持：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希：可别这么说。还是让我来做决定吧。

主持：（笑）你知道你剩下的时间是有限的，大约在六个月到一年之间。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希：他们不会告诉你还剩多久。这是另一个他们不愿被问及的问题。你可能还记得已故的众议员斯蒂芬.塞洛斯，他和我一样也是患上了食道癌。在临终之前的几年里他身上足有四五处癌变部位，不过都控制住了。在此期间他四处旅游，并且热衷于人权政策与国际关系政策。后来医生告诉他癌症失控了，他的大限到了。然后他很快就死了。这才是几周前的事情。过去几个月我最大的损失就是丧失了出门旅行的能力。感恩节我去了多伦多，这倒是还不算太难。然后我去了加州。再然后蒙大拿的演讲活动组织者很好心地派来私人飞机把我接了过去，我也终于见到了小巨角河战场以及美丽的国家公园。现在美国只有三个州我没去过了。

主持：哪三个？

希：南北达科他州与内布拉斯加州。就连波多黎各我都去过了。

主持：你有叶落归根的打算吗？

希：这样的想法有点感情用事。不过几天前确实有人无意间对我说：“你就不担心再也见不到英国了吗？”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确实担心这一点。我无法承受死在他乡的可能性。但是我现在回不去，最早也要等到这一轮化疗结束才能动身。

主持：节目时间到了。我衷心希望几年后还有机会再采访你一次。

希：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