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所谓前后几个月的突然大变向，对比的应该是另一首水调歌头吧。

这怎么就“突然大变向”了呢？这中间哪有什么矛盾呢？郭老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始终如一，无非前一首批了邓小平，后一首批了四人帮。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立场上当然是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的，但是分别批判二者，却谈不上变向。四人帮和文革，以及邓小平和反文革之间的联系都是改开后强化宣传的，郭老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影响，郭老的词作自然也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

当然，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指出郭老党附过四人帮或邓小平，因此这也谈不上言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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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倒是想起郭老还有一首水调歌头。

按郭老词前本有一小序，云：“《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推究其历史背景，当在1966年八月底，正是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时候。

对红卫兵的所作所为，郭老表示，“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九月初郭老就另有一首水调歌头发表：

要说“变向”，这短短旬日之内，郭老赞颂起这些“道我为佥壬、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的“初中年少”来了，其实更有点“变向”的味道——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看到，郭老本来就没说过、后来也没说过“初中年少”们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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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否误入歧途，这个话题大，暂且不谈，但我想，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在河里全面赞同的，大概也不多见吧。尤其是郭老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事迹丁坎先生已述）的人，不仅在生活上受到冲击，名誉也无辜蒙冤，心中产生愤懑，从而抵触、抗拒，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无论对文革持怎样的态度，都不妨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郭老当时的处境：随着文革开始，习惯的生活方式被否定，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众多知交好友不免于难。这种情况下，对文革产生怀疑，实在正常不过，不能完全赞同文革也不足为奇，甚至“不完全赞同文革”这件事本身，也不能说是错。

话再说回来，文革一事，至今仍然聚讼纷纭，正误不论，至少我们应当承认其复杂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面对这样复杂深刻的社会改变感到迷茫，这应该是可以原谅的。更何况郭老比主席还年长一岁，文革开始时就已经年过古稀，无法完全适应更加应该原谅。

我读丁坎先生的意思，似乎认为郭老文革中所作所为，多是违心自保；反对的河友则认为郭老未必不是真心拥护。我觉得这里可以和一个稀泥：郭老对文革确实未必完全理解，但却是尽力支持的。

话说来简单，做起来很难，河友们又有谁能说自己现在完全理解文革，即使家破人亡也支持文革呢？这是崇高的革命品质，很多公众形象远比郭老正面的，其实都没有这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