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随手记 -- 三笑

作者:胡乔木

一、对问题的认识

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各部门对自己的业务比较熟悉，一般党员和群众对这些就不那么熟悉。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员和群众作宣传，使他们了解各部门的业务，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必须讲究方法，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如果头几句话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头几句要吸引人，还要吸引人家一口气看到底。

第二，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也达不到。

第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写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点要求，人家不愿意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依靠群众的目的。我们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要采取说服的方法，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写文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懂你不懂，就有了矛盾，就要处理，就要用道理说服人。不但要说服人，还要能打动人。说服着重在理智方面，打动人除了理智以外还要有一点感情，使看文件的人真正被你动员起来。

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央曾发出《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指示中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会、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一）不许滥用省略。例如“上海”不得写成“沪”；凡写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韵目。凡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读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必须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如此，方能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

（三）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每件事都要交代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缘故。仅在绝对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四）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

（五）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各级领导同志责任重大，事务繁杂。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请示、报告时，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该请示报告的而不请示报告，二是不该请示报告的而随便请示报告。在写请示文电或报告时，必须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像杂乱。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进。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

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委宣传部写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加了这样的按语：“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末了两句话是对编辑讲的，按前面讲的中央指示的要求，所有党组书记都要学会做编辑工作。

我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有关指示说一下，一是为了便于大家回忆，二是为了说明中央提出这个要求不是新问题，而是多次提出过的，真正是三令五申，恐怕不只是三令五申，而是五令十申了。可见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不是因为毛主席会写文章、会写诗词歌赋才提出这种要求呢？不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对待写文章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的，毛主席继承了他们的作风。马克思主义者看重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党作出判断和决定；关系到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地去做。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把文件、文章写好。

二、关于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

所谓准确性，就是指概念、判断、推理是否正确。它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判断、推理对不对（简单的事情也有判断，看字句对不对，数字是不是有错，或者看推理对不对，再来肯定或否定）。这是形式逻辑里面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问题。“同一律”是指说了一个概念，不要在另外的地方改变。不要第一句话说了一个东西，第二句话又说另外一个东西。“矛盾律”是指同一件事情前后矛盾，比如说张三这件事做得对，又在另一个地方说他做得不对。“排中律”是指对的还是不对的、好的还是不好的，要是非分明，不能说又好又不好、又对又不对，或者既不说对，也不说不对，是非不清。“充足理由律”是指判断也好，推理也好，理由要充分，要使人家驳不倒。这是就个别的简单的事物而言的。

另一方面，准确性还包括范围比较大的事实的判断，即涉及根本立场、方针、方法等问题。涉及简单的问题是个形式逻辑问题；复杂的问题则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到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等问题。写文件、文章，首先要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如果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即使别的判断、推理都正确，也不能挽救这篇文章。这是要注意的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鲜明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写文件与写小说、剧本不同，鲜明性的要求也不同，关键是观点要突出。写文章无论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观点是个判断，是推理来的；推理是从材料中来的。所谓鲜明性，首先要看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如果观点和材料不统一，就像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三十二条中说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文章写出来了，人家看不清楚，就是不鲜明，就是材料和观点没有联系好。观点是结论，材料是前提，是论据，论据要说明观点。每个观点应该有事实作证明，不能证明观点的事实就不要用。每个论点有论据，这是推理问题，从鲜明性来说，观点和论据要摆得合适。一个建筑要有设计、有材料、有结构。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观点和材料，结论和论据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事实和观点要安排好，一段话要说明一个观点，要有相当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这段话也就会鲜明。如果一段话只有很多观点，没有事实作证明，就会空洞无物，使人乏味；如果只讲很多事实，没有观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首要的关键。

二是只做到材料和观点统一还不够，还要做到观点突出，不突出就不能鲜明。毛主席常讲，一个政治家要善于打旗帜。旗帜就是个纲领，旗帜高大，色彩鲜明，一下子就把群众集合起来了。一篇文章也要有个基本观点和总的要求，它在文章中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做到观点鲜明、突出。如果你的论点想拿出来，又不想拿出来，吞吞吐吐，就不会鲜明。

有句成语，“纲举目张”。一篇文章要鲜明，就要做到纲举目张。整篇文章有大的论点，还要有小的论点，大小论点要互相联系，排列要醒目，这很要紧。至于哪些是纲，哪些是目，目与目之间的排列，层次要清楚，条理要清晰。比如，一个大问题下面有三个小题目，为什么这个小题目摆在第一，那个摆在第二、第三，道理要很清楚。一篇文章可分为若干小段，这是节省读者脑力的好办法。看完一段，知道一个小结，一个观点。一段最好说一个意思，如果一两个小问题统一起来还是一个意思也可以，但要尽量避免把两个互不统一的观点放在一个段落里。一篇文章有个大的思想观点，每一段有小的思想观点，这一段与下一段能贯穿起来，一段中这个判断与那个判断也能贯穿起来，整篇文章的布局就合理了，严紧了。这也是做到观点突出、鲜明的一个办法。

观点要突出、要鲜明，除了有布局、有背景以外，还要有辩论。毛主席在《反 对 党 八股》的文章中讲，提出一个问题，无非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赞成要讲出赞成的理由，反对也要讲出反对的理由。批评与反批评，都要讲很多道理，使人信服。这种针锋相对的比较就容易鲜明。

为使观点突出，还要注意文字形式的问题。向中央写报告，有时可以不要标题，因为不需要什么鼓动，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向群众宣传、发表文章，标题就很重要。其次是导语，逻辑上叫论题，导语和论题都应放在文章的前面。叙述一件事情，要将要点放在前面；讲个道理，要把结论放在前面。不是按照三段论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而是先结论，然后前提。叙述不是先怎样、后怎样、最后怎样，而是最后怎样，再事前怎样（当然写小说不能把结论放在前面，那样就没有人看了）。例如哪天哪条街失了火，损失多大，烧了多少房子，死了多少人，这是人们最注意的，至于如何烧起来的等等，要寻根究底再往下看。《红楼梦》有一章回目是：村姥姥信口开河，情哥哥寻根究底。先要信口开河，后才好寻根究底。我们要把要点、结论放在前面，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这样。但大多数需要这样，即先提出结论，然后再围绕结论展开讨论。这就叫做醒目，也可以起到“倒悬”的作用，叫人紧张。写文章要叫人紧张，结果放在前面，经过放在后面；结论放在前面，论据放在后面，这就是倒悬的姿势，就会引人注意。还有，末了的结论要收得好。

关于生动性。写文章要生动，写文件也要生动，不生动人家不愿意看。要生动，就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纯粹抽象的，像算术题似的，一道道列下去，怎么也不会生动。讲道理的时候可以列举数目字，可以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不那么沉闷。要选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话也就生动了。前面提到夹叙夹议，“叙”不仅只讲事实，还要有活的人、活的事、活的话，这样就显得生动。广西省委一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的批语写道：“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情况交代得清楚，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再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这个批语是少奇同志写的，毛主席又加了一句：“我们希望有成百万的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为什么这是篇好文章，看了还想看，就是引了很多农民和干部的话，而且这些话都很生动。

写文件尽管是讲工作，也应该有感情。促进什么，要有感情；反对什么，也要有感情。当然不是专门发挥感情，感情用事是不对的。但也不能一点感情都没有，党八股就没有一点感情，是官样文章，不痛不痒。假如一篇长文章，没有几个问号和感叹号，感情变化就不大，就不大生动。此外，文字上要讲究修辞，话要通俗，难懂的话要少讲，非讲不可时要加以解释。写文章要有点情绪，如正面反面对照，格式有些变化，有些曲折、波澜，引用两句古话等等，都可以增加文章的色彩。当然要使文章生动只有这些方法还不够，但注意了这些，就会使文章写得比较生动一些。

三、关于条件、对象和方法

写文件还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定意义上说，看时间、地点和条件，也就是要看对象。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无论我们与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所谓做宣传工作的人，我们在座的都是做宣传工作的。向中央写个报告，是在向中央宣传，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是在向毛主席宣传，乃至向中央讲几句话都是在作宣传。作宣传就要看对象，要作解释。不管人家懂不懂，一直讲下去，就是不看对象。我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看的，给什么人看，能不能看下去，应该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

最后讲一下如何提高写作水平的方法问题。中央对各地各部门写文件提出了许多要求，今后应当如何改进？我看也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要培养秀才，要搞个计划，要定人、定时间。把过去写的文件，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可以讨论一下。要找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订个计划，一年讨论几次。中央要经常提出一些写得好的文件，也批评一些写得坏的文件。自己写的文件、文章，也可以拿来讨论、比较。《六十条》提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我们抓住写得好的和不好的两头，就可以带动中间。毛主席写了很多文章、电报，可以作为我们的好典型。《六十条》还提出，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有些讲文法和逻辑的书，能认真看更好；比较枯燥的也要硬着头皮看下去；看不太懂的，有个印象也有好处。世界不是不可知的，客观实践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改变的，写文章是客观实践的过程，它的内在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至于是否能运用自如，那是另外的问题。只要加强领导、订出规划，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