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别忽悠我，让我右手砍自己左手 -- Ace

此外,没有条件及时建立工业化“学习机制”,却忽然得到资源资本化权力的地方政府,唯一能参照的历史经验就是五十年代苏联大规模投资期间的高增长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有分析认为,作为“制度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结果,就出现了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地方工业化“大干快上”遍地开花的现象——这仍然是对“大跃进”造成的极大损失的一种过于单薄的解释?因为,本书并不认为可以轻描淡写地只是从经济角度将那些损失归为地方工业化支付的“学习成本”,而是应该在更多地把握不同领域资料的基础上,再作深入分析? 当时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被发动进行“大炼钢铁”的工业化劳动?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1958年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了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而离开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援,地方政府的干部根本不可能懂得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这段时间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高成本?高浪费”的,不只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客观上也对主要依靠劳动力,还得兼作套种和家庭多种经营的农村多元化生产造成很大破坏?

替换1960年,一方面国家实现了572.29亿元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的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碍难再靠地方投入维持增长势头,经济出现负增长?并且由于片面强调扩大基本建设领域的政府投资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开支?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财政赤字危机爆发之后,是城市经济的萧条阶段?这时,由于投资被迫中辍,城市就业随即从1960年的最高峰值1.3亿,陡然大幅下降到1962年的4537万,两年时间减少8000多万人?是为经济危机爆发连带造成的社会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