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薄熙来种的银杏树被拔说起——闲聊十九大人事安排 -- 林子白

阎准是红二代，1964年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文革风暴中，和陈云的儿子陈元、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以及另一个干部子弟刘泽彭，结成莫逆之交，号称“布尔什维克四人帮”。文革后，阎准进煤炭部当了一个副部长的秘书。1982年，被陈云办公室点名调进中组部青年干部局，负责后备干部的考察。陈元向父亲推荐阎淮，他说：“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绝好舞台和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是中组部长，刘泽彭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你去占领。”

阎准曾经权倾一时，习近平、李长春都是他负责考察的。最近，他出了一本回忆录《进出中组部》。在接受明镜何频访谈时，他讲了1983年考察习近平的经过，摘录于下：

1983年秋天，因为在青干局，我负责华北、东北，当时我们青干局地方处只有三个人，每人负责两个大区，李锐出于信任，因为华北和东北比较重要，就分给我。上半年，我先到东北考察了李铁映。

1983年夏天，我去东三省考察，李长春也是我们考察的，在辽宁。秋天，我到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考察后备干部。到了河北省会石家庄，我和省委第一书记谈了，见了几个优秀干部之后，李锐交代我们，河北弄完以后，到石家庄看一下，了解一下那里的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于是我们河北任务完成之后，在山西任务之前，从石家庄，他们派车，就到了正定县，当时应该是三天两夜吧。

当时我对李锐说，这是三个“特殊”：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了解一个特殊的人物，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我们中央管省部级干部，不管地市，更管不到县。但是我心里明白，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常务书记，除主管全面工作，还主管人事工作。他是主管的，因为当时胡耀邦同志对他很重视。我们过去也有过类似的事情，上面有胡耀邦，或者赵紫阳、陈云、邓小平，他们提出哪个干部很好，写信了，我们中组部青干局就去了解。

我们下去之后，一般是当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陪同我们，有些谈话，他们参加，有些谈话，他们不参加。他们去介绍一下，这是中央组织部的某某同事，来了解谁的情况。

我们青年干部局考察有程序，先找上下左右，根据时间，根据情况，假如近期进班子的，我们找的人比较多，有时找四五十人。习这种情况，不太多，级别低，上下左右找十几个人。

一般情况下，先开个小型座谈会，有正书记，还有其他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常委，一般他本人不在，就说明我们的情况。他们每人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听听大家的反应，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反应都不错。

因为他是从中央调下来的，中国两三千个县，大部分干部都是内升的，从县里、公社、镇长升上来的，外派的干部不多。军委秘书长耿飚的办公室出来的，大家心里有数，而且他的父亲是谁，也不用保密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种会，说实话，都是说好话的，十几个人，常委。

没有人批评他，但是有的人有话外之音，比如说“都不错，再锻炼锻炼就更好了。从上面下来的，实际经验少一些，县里工作主要在基层，他没有怎么在基层待过，将来能补这一课，就更有前途了。”我就明白了。

回到招待所，有人来反映，北京有个大观园，红楼梦的大观园，他在正定搞了一个什么府的影视基地，还有他提出，我们光搞粮食不行，我们靠近石家庄，要围绕大城市搞经济，为他们服务。就是说，光刨食不行。

这个问题在会上没有人提出来，在下面有人说了，不务正业，农业还是以粮为主，不种田吃什么？他有点不务正业，好高骛远。搞的东西立竿见影，给个人出名。

还有的干部就是不服气，我们干部，农村干了几十年，还是副镇长、副乡长、县里的局长，“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他呢”。他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当时好像造反派，是个贬义词，来了就是副县级。

这些牢骚，我们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当时确实是县太爷也不容易见到了，他就住招待所，门就开着，大家都可以见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就下去了，吃食堂，端个大铁碗就在县机关门口一待，人民群众谁有事就反映，确实反应很好。

上面干部下去，不贪小财，送小礼，他心不在那里，从好处说，希望造福一方，希望将来有更大的发展。还有提拔的时候，不沾亲带故，谁也不认识，确实比较公允。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往上面写东西，也确实比较好。

我们程序是这样的，开座谈会，然后再找不同的人，最后和他本人谈。谈的时候，有些话要见面。

我在县委招待所里，他到我们房间来。我不板面孔，也没有什么可板的，就像唠家常似的。

我们回去之后，写正式报告，通过那些人了解的，开了那些座谈会，做了那些个别谈话，我们的看法：优点、缺点，把别人的负面反映说了，但我们觉得这些人主要是不服气，他应该培养。最后我们把报告递给李锐，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