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苛政猛于虎：环保大跃进+清理低端人口 -- 海峰

据戚本禹的回忆录，江青曾告诉他，反右之后一段时间毛郁郁不乐，心不在焉。我猜想，毛那是头一次面对如此清晰的内心矛盾及身份撕裂。不久，中南海发生所谓“八司马”事件，一些年轻人差点被“贝利亚”(毛的话，指中办的职业官僚)打成“右派”。毛亲临会场，激愤地讲了番让今天的好多“毛派”宁肯灭门也不肯相信的话：替换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据戚本禹回忆，此话几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两人讲过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中披露。水利史专家兼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诉我，他刚刚找戚本人核实过。不过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对此却无提及)。又据浸淫于中国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军(网名“成都双石”)讲，其实邓小平1980年代也转述过毛的这个观点。毛的这段话，特别是其中的最优—次优—最差的排序，对于党国版的社会主义而言，已经不是右派言论而是现行反革命言论，搁别人二话不说就发北大荒了。没有这段话，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还真不太好理解。

文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每次我看印象派画那仿佛着火一样的天空，便会联想到文革。文革爆发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文革话题还是那么易燃易爆，控诉会和颂歌赛在民间社会各个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偶一相交就可能以舌剑唇枪开始，以拳打脚踢结束。我以往不大谈文革，固然是怕两头挨打，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对文革两个基本特性的认识。什么特性呢?一个是文革发动的偶然性，一个是文革失败的必然性，有这二“性”，未来就不太可能再发生文革。未来不太会发生的事，咱一天到晚争它干嘛呢?

　　先说发动的偶然性。先锋队坐了天下，如何不蜕化不变质，谁来有效监督他们?马克思能想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不虚此生了，后面的事不归他想。列宁死的早，如果再能精精神神活上一二十年，估计他会想这个问题，但怎么想、尤其是怎么办，真还是个谜。斯大林不太想这个。托洛斯基在朝一想法，在野一想法。放眼望去，在建立了党国社会主义的各国中，像毛那样把这个问题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做了绑定的领导人好像就他一个。而毛调动其雄厚的资源，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反派，对党国体制实施文革那样的休克疗法，更属千载难逢。

　　再说失败的必然性。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不知用多少硝烟熏成、战火烤成、鲜血凝成的，利弊得失几乎长在一块，要这个不要那个几乎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中开出“社会主义民主”之道，其难度不是换肝换肾可以比的——换头还差不多。这个“理”也许做不得数，那就再看看“事”，是不是这个理。文革运动包括其破产，其实当年的鸣放/反右已经彩排了一遍。前后当然有区别，比如说，前一次毛对先锋队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而到64年，他已说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人农民阶级的敌人”这样的重话。再比如说，56年毛是利用民国时代议会民主的遗老遗少(毛对这些人既欣赏又鄙视)担纲大鸣大放，结果被先锋队顶了回去。据戚本禹回忆录，鸣放期间，高干们听了毛的讲话散会出来，不满之色溢于言表，有的甚至说毛“乱讲话”。结果是毛出尔反尔、两头皆失。文革他发动“广大群众”造“先锋队”“旧政府”的反，结果又落了个全面军管，九大会场一片军绿，弄的全国跟兵营似的。文革起笔超迈，运笔飘忽，收笔仓皇，跟56、57年一个版型、两个号码。

　　文革提出的是真问题，拿出的却不是好办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着轻巧，其背后是多少社会的不公，多少生民的苦难啊。早已被打倒在地并踩成地板革的“黑五类”就不提了，就说红色政权大大小小的干部吧，他们确有官僚主义的问题，也确有蜕化变质的苗头，但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时代他们整体上还是相当清廉的。而不问青红皂白人人低头、个个游街、甚至打残打死，搁毛自己恐怕也很难“正确对待”吧?毛大概也知道文革不是个多理想的办法，于是定了个“七八年来一次”的节奏。到文革第十个年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再一次造反。关于这一次造反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按我自己的理解，它既造了文革路线的反，也造了党国体制的反，因为到文革后半段，文革新贵跟党国老人实已看不出多大差别，基本上融为一体了。如今很多人爱说文革是党国体制的紧箍咒，但我更觉得党国体制的负面因文革而变本加厉。最近读香港出版的《张春桥传》，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毛批准将文革这最后一次造反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据说，他当时面色苍白，心神恍惚。等待他的是人亡政息。毛是党国体制的最大造反派，也是最大当权派；是这个体制的异数，也是这个体制的常数。他矛盾的价值、冲突的身份和悲剧的收场，体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