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议小波 -- texasredneck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

——刘晓波，《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1989年第3期）

“（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

——《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刘晓波亲口对我说的：‘美国殖民地200年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我）很当那么回事地问了句：‘你看我们国家的希望在哪里？’‘美国殖民地200年，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他回答得很干脆很利落，像小学生背课文般滚瓜烂熟。”

——成丹九哥 于名古屋2003年2月23日

“台湾新政府承诺不进行公投，是迫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而做出的决策。这并不等于台湾人民没有用公投来决定自己归属的权利。”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自秦始皇通过武力征伐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观念就变成中国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道统制高点，而从来不问：1，如何统一，是武力强制下的统一，还是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2，生活在大一统中的国民，是主人还是奴隶？3，如果统一意味着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这样的统一还有必要和道德正当性吗？……人的自由，有着远比民族或政权或国家更神圣的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于人之生命本身……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帝国时期，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立更庞大帝国的中世纪迷思，对内不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对外不承诺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独裁强权干涉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为艰。”

“二战后，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住民自决”，它是由个人自由乃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中引申出来的，并得到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认。在此一原则下，任何统一的达成和民族冲突的解决，皆不是取决于强势一方的武力强制，而是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一旦强势政权依靠武力来解决民族争端和统独之争，必然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人权灾难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当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政治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强势一方不尊重弱势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强行的武力统一，一来现在的国际社会决不会漠然视之，二来现行国际规则允许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

“具体到两岸关系，象台湾这样在事实上已经脱离大陆本土100年的地区，能否最终回归大陆，应该完全尊重台湾民众的自由选择……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权（住民自决是基本人权之一）高于主权的时代，台湾也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员，台湾民众终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强权强制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对台湾民众如何选择两岸关系，台湾政府不能实施强制，其它政权就更不能！”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要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这种面对不能只讲无原则的实力主义或实用主义，即谁的人多、地大、武力强就由谁来主导。而应该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大原则上不违背普世道义的前提下，从两岸的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品质提升、区域及世界和平、未来远景出发，经过对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如果大一统只意味着面子上的民族尊严而无视具体个人的尊严，只为了一党政权的利益而无助于民众的福祉，只是强权大国武力威逼下的统一而不是平等协商下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尊严、利益和统一还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诉求的。”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在世界范围内，大凡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民族矛盾时，都遵循了住民自治的原则，都用全民公投来解决问题。独裁国家则大都相反，不尊重住民自治，不通过全民公投，而是采取强制、甚至武力解决的办法。科索沃问题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就是最近的例证。”

“西藏、新疆和台湾的问题已经国际化，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全面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该区域进行）全民公投；在现实条件还不具备之时，退一步也要在尊重住民自治权利的底线上进行和平谈判……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可以自由确定自己财产的归属，难道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劳作于斯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决定自己民族的归属的权利吗？”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自治的要求，不仅在道义上理由充足，而且在现实上也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在政治上完全自治，也是一种制度性诉求……这种政治诉求,要求的仅仅是对各自的未来归属的自决选择，既对中国的未来大有益处，又符合国际正义原则，顺应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潮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勿庸置疑的正义性。”

——刘晓波：《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

——刘晓波：《共和党对奥巴马当选的贡献》，2008年11月5日

“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刘晓波：《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2008年4月10日，《观察》200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