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改革”与“开放”的断想 -- 老老狐狸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变异和实践

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修订

197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право，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1]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质疑：社会变动

2000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正在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