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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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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

马寅初等是在获悉中共领导人转变态度后才重提节育主张

从1953年8月起,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42)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写在决议上。(43)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几篇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两年不再有节制生育这个词汇,即不再把节制生育当作马尔萨斯主义批判,应该是体现了期间中央的态度。1954年12月,刘少奇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44)会后,中央又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说: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45)

根据中央3月份明确的批示精神,卫生部在该年5月就开始举办机关干部避孕知识讲座宣传节育知识,安排避孕药具的销售工作。(46)公开出版的《避孕常识》,当年就销售了102万册。(47)卫生部、商业部和轻工部等也改变禁止生产和销售避孕药械的做法,开始在江苏省生产外用避孕药,广州第十一橡胶厂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生产设备开始自动化生产,天津制药厂成功生产外用避孕药栓。(48)

也就是在党中央对于节育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转变,但规定暂不登报宣传的时候,(49)邵力子和马寅初先后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节制生育的主张。邵力子是国民党元老,共产党的老朋友,曾参加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50)邵力子早年就主张节制生育,为此写了许多文章。(51)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节制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即担任北京市妇女节制会的负责人。(52)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学习宪法的名义谈论避孕问题。(53)然而,不少文章据此把邵力子当作新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的人,是不确实的。且不说周恩来在半年前的政务院的会议上已经有过节制生育的话,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的说法,节制生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54)因为邵力子和邓小平都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会成员,周恩来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如果熟悉毛泽东时代党内生活的原则,就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明确意见,这一涉及党的指导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问题的态度转变,不仅尚未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不会有那样的观点,就连刘少奇也不敢贸然召开国家机关节制生育座谈会。(55)

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寅初也在这个时期获悉了党对节制生育问题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谈论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中央和卫生部已经有不少关于开展节育工作的文件。并且,大学是卫生部门宣传避孕和节育方法的重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或所闻。何况,马寅初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会有许多机会了解到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解放前,马寅初就主张节制生育。(56)1949年以后,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这方面的主张了。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论人口问题,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对。

马寅初58年在北大“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被群众大字报批评,接下来是被民主党派的同仁、《光明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批评,批的重点不是新人口论,康生陈伯达也没有点名批评过马寅初。

分析新华社当天的报道、隔3天校刊上的通讯,以及经过陈伯达审阅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讲话,首先,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北大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仍然是周恩来在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经典叙述,经过七八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老教授必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时都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但是,陈伯达在这里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3份稿件中除了新华社没点名外,其他两份稿件一致点名是冯友兰、贺麟。还有,3份稿件还都一致显示陈伯达是以哲学领域为例,而且是经过选择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另一个是研究康德哲学的贺麟。所以,这个地方不该有经济学家马寅初出现。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陈伯达讲演中没有点过马寅初的名。

有说康生在北大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纪念会上批判马寅初。查1958年7月1日北京大学校刊,有“昨晚,陈伯达同志向师生员工作‘在毛泽东旗帜下’报告”。(103)陈伯达的报告发表在当年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该文并不涉及点名批判的内容。康生在1958年7月16日到过北京大学,参观了物理系半导体工厂、数力系电子计算机工厂和化学系化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104)

所以,1958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受到群众大字报的批评和批判,与陈伯达、康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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