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萨尔浒，冰与火之歌 -- 京华烟云AMIP

决定明清命运的萨尔浒大战，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农历二月底爆发，结果前后只过了区区五天，明朝四路讨伐大军便烟消云散，四万五千八百余人——包括三百一十名大小官员——死于此役，还损失马、骡、骆驼等二万八千余匹牲畜，以及枪炮火器二万余件。

而在战争开始前，他们的前景却是那么美好。

当时，局势对后金汗努尔哈赤相当不利。他的八旗军一共只有六万，而各路明军虽然没有自己宣传的四十七万那么多，但十一二万肯定有，如果加上地方组织的散兵游勇，总兵力可能在十四万上下，这还不包括叶赫部等明朝盟友。

因此，明军可谓势在必得，总司令、有着兵部右侍郎和辽东经略头衔的杨镐还公布了干掉后金首脑们的赏金价目表，包括：

擒斩努尔哈赤本人，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正二品），即省军区司令；

擒斩后金各大贝勒，赏银两千两，升指挥使（正三品），即卫戍区司令；

此外，若擒斩努尔哈赤的主要亲属比如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各级大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袭官位。而李永芳等明军叛将如果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努尔哈赤捆了献上，统统可以免死。

为了激励盟友叶赫部，杨镐宣布，如果对方能擒斩努尔哈赤，帝国将把以往赐予后者的敕书——即女真人极其珍视的对明贸易特许经营证——都转给他们，而且还把努尔哈赤的正二品龙虎将军头衔也一并转授。

也许因为信心爆棚，杨镐特地派人通知努尔哈赤，将自己的出征日期等重要信息和盘托出。后人大多认为，这是杨镐最大败笔之一，导致敌人事先做好准备，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此乃明军施展的心理战，好让后金未战先怯。

不过，努尔哈赤显然没有被吓倒，而是说出了那句后来赫赫有名的话：“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因为对方尽管人多，却兵分四路，每路少则一万多则三万，而己方虽然少，但却超过任何一路敌人。此外，八旗军皆为机动力强的骑兵，而明军则是步骑混编，其中间杂依赖车辆运输、行动极其有限的炮兵，导致进军速度参差不齐，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存在很大空当——后人考证道，明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

对这一策略，清朝史书多说是努尔哈赤自己想的主意，但早期某些满文史料却透露，是汗王那位文武双全的谋士——满文创造者额尔徳尼的建议，另外一些汉文史料则认为是对明军作战方式极其了解的叛将李永芳的计策。

从刚出征开始，不祥的气息就笼罩着明朝讨伐大军，史载“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几种恶兆同时出现，有见识的人都觉得，这恐怕是大败的兆头。后人写道，出征仪式上，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天公也不作美，明军其实是在极为恶劣的天气中出发的。当时辽东自然灾害极其严重，“夏大旱，赤地千里”，粮仓空空遍地饿殍，秋天过后情况越发糟糕，竟是一个多年不遇的寒冬，“辽地大雪，多冻饥”。正是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四路明军跌跌撞撞杀入了凛冬。

萨尔浒惨败后，人们纷纷指责总司令杨镐“不料彼之情形，丧师辱国”，导致本来在整体上占有数量优势的明军，却被机动能力极强的八旗兵利用时间差，在局部战场形成数量优势从而各个击破。

其实，分兵计划当时便遭到不少人反对，北路主将马林就建议应准备妥当后集中兵力直捣敌人老巢，而除了尸位素餐的李如柏没有说什么，另两路主将刘綎、杜松都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但总司令统统置之不理。

二十余年前，杨镐就曾担任抗倭援朝的明军总司令，后因战败瞒报被免职，一直赋闲在家，直到现在才被启用。对他的能力，后来史书都颇为鄙夷，《明季北略》评价此人“贪功自用”，《明史纪事本末》则认为他一开始就没有战斗的决心，仅仅想侥幸取得小胜来搪塞朝廷而已，后来民国小说家蔡东藩，在他那部著名的《明史通俗演义》里，对无能的杨司令痛心疾首地批评道：

“不才何事令专征，

二十万军一旦倾。

从此辽东无静日，

庸臣误国罪非轻。”

但也有人认为，杨镐虽然能力不足，但分兵并进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廷财政紧张，迫使他不得不速战速决。当时各路人马集结辽东，军费开支猛增到三百万两，国库却空空如也，内阁没办法，只好加派“辽饷”即以辽东军费名义向全国老百姓加征赋税。

在任何时代，加税都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极可能激起百姓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动乱，此事持续时间越短，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小。因而从内阁到兵部，都以“师久饷匮”的理由，催促杨镐尽快进军，恨不得马上就荡平努尔哈赤，好把加税这个阴燃的火药桶熄灭。

事实上，“辽饷”以后不仅没取消，而且还越征越多，成为引发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诱因。一位御史曾做过一个极其形像的比喻：整个明帝国就像一个人，辽东是他的肩背，而内地则是他的腹心。肩背患病了，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还可以应付，但如果腹心先溃烂，那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正所谓“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

沉重的财政压力下，当时的帝国首相多次请求皇帝挤出点儿私房钱，因为前线状况极其糟糕——“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但抠门的万历一概置之不理。首相感觉这工作没法干了，不止一次提出辞职，奏章却再次被“留中”不做任何答复。无可奈何的内阁只好不停地催促前线尽快搞定，据说为了让杨镐进军，兵部每天都发一面红旗给他，作用大致与给岳飞的十二面金牌类似。

从运筹学来看，分散进场比集中进场快得多，这也是现代体育场设置多个入口的原因。很可能基于类似理由，为了尽快把手头这十几万人马都派出去，免得他们天天光吃饭不干活，杨经略才想出了齐头并进的馊主意，也许还有让努尔哈赤顾此失彼的侥幸。

于是，尽管各路主将纷纷反对，但生怕朝廷怪罪的杨镐仍然下令在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出兵。大多来自南中国的明军将士们不得不顶着寒风，怨声载道中步履蹒跚地走进茫茫林海雪原。

后金军的迅猛打击，首先降临到兵力最强的杜松头上。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夜，杜松率领号称八万实有三万的西路军从抚顺出发，冰天雪地中一天行军上百里，终于抵达浑河岸边。

后人写道，喝高了的杜总兵趁着酒劲脱光衣服，命令部队直接策马趟过急流。结果可想而知，骑兵们在寒冷刺骨的河水中损失惨重，淹死多人，更为严重的是，携带大中型火器的战车营无法过河，只能滞留岸边。

裸奔的杜松见大部队一片混乱，便不耐烦地只带领渡过河的少数人马，径自向前方界凡山（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南岸）的敌人杀去。后金当时正准备在此筑城，因而那里驻扎着上万民夫及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他们虽然人数不少，但多是非战斗人员，见明军来袭，不得不退到一处名叫吉林崖的险要位置死守待援。

第二天下午，正在攻坚的杜松突然发现自己与大部队之间的空隙，已被后金军强势插入。原来，努尔哈赤留下两旗人马策应界凡山守军，亲率六个旗猛扑浑河岸边的明军大营，他的计划是：“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

明军大营位于萨尔浒山下，地在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南岸，据说满语中，“萨尔浒，木厨也，取林木丛蔚，茂盛之意。”

由于渡河时火药受潮，加之风雪大作，明军携带的火器无法发射，只能以冷兵器仓促还击，顿时一片混乱。而努尔哈赤的子孙乾隆则坚持另一种神奇的说法——是老天保佑自己的祖宗，突然降下一场大雾，浓得举手投足都无法分辨，睁眼瞎般的明军只能在雾气中胡乱开炮，最后不得不点起灯火，成了活靶子。后金军还趁着能见度差的机会，偷偷越过壕沟拔掉对方布下的栅栏，一举突破了敌人防线。

不管怎么说，4.5万后金军对2万明军，超过二比一的数量优势，又极熟悉地形，胜负已无悬念。战至入夜时分，萨尔浒大营的喊杀声逐渐平息，明军全部覆没。来不及打扫战场，六个旗的后金骑兵连夜火速回师，八旗人马随即一起围攻界凡山的杜松。

飞蝗般的箭雨中，这支不到一万人的明军前锋部队拼死奋战，但面对数倍敌人，终究寡不敌众，杜松激战一夜后，终于倒在女真人的万箭之下。西路的三万明朝大军，至此烟消云散。

第二个遭受后金军攻击的，是北路的马林总兵，而他其实本有机会免于覆灭——西路军战败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已抵达萨尔浒东北的尚间崖（抚顺县哈达乡上年马村西面的西山城子），与战场只有一线之隔。有部将建议不如马上进军，杀疲惫的后金军一个措手不及，要不就火速撤离，起码能全身而退。但马林却犹豫不决，考虑再三后竟然决定就地防守，而且还命令将两万部队分兵三处，理由是阵地可以组成互为支撑的品字形。

按照清人的说法，消灭杜松后，后金军伤亡极少。八旗六万大军将马林团团包围，大贝勒代善率主力围攻防守最为严密的尚间崖，而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带数千精锐，突击斡浑鄂谟湖（在今天的大伙房水库淹没区）阵地——那里驻扎着明军辎重营，战斗力最为薄弱。

在努尔哈赤的猛攻下，明军大溃，五千余人败亡，品字形犄角之势已失去形状，而清人说后金损失仍微不足道。努尔哈赤遂率八个旗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蜂拥扑向马林驻守的尚间崖。

明军虽然“发鸟枪，放巨炮”，但八旗兵不顾伤亡，拼死冲入阵地，展开疯狂的肉搏，明军火器完全失去用处，往往“火未及用，刃已加颈”。身处血腥地狱的马林不知所措，此人素以儒将自诩，酷爱舞文弄墨结交名士，可面对修罗场的惨象，脑内优雅风流的文艺细胞实在无法承受，精神崩溃下竟然私离职守，带着亲兵卫队逃走了。

群龙无首的明军彻底崩溃，数十位将领战死，其中包括马林的两个儿子，史载此战惨烈之极，“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叶赫盟军刚刚赶到中固城（今辽宁省开原县中固村），便收到马林大败的消息，势单力孤下已没法独自对抗敌人，遂“大惊而遁”。

取胜后的后金军马不停蹄，猛攻明军最后一处阵地斐芬山（今抚顺县哈达乡上年马村西面的大排子山）。驻守这里的潘宗颜虽是文官，却素以“知兵”著称，早在战前，他就看出马林不靠谱，偷偷与杨镐商量能否换将，最后当然被否决。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潘大人所料，他只能孤军奋战。不过，据说经验老到的努尔哈赤到现场后只瞧了一眼，就断言：“这小子不简单！搞不好咱们有大麻烦！”因为他看到，明军阵地的布置极为合理，坚固的战车顶在最前面防范对方骑兵突击，后面是坚固的盾牌来地域弓箭，鸟枪火炮则在两边伺机发射，加之居高临下，极难攻取。据清人说，这种防御阵型出自杨镐授意，看来这位具有朝鲜战争经验的明军总司令也并非一无是处。

果然，战争开始后，面对十几倍的敌人，明军怀着必死的觉悟，毫无惧色坚决抵抗。潘宗颜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指挥部下用滚烫的铅弹朝敌人招呼。而后金则针锋相对，集中上千骑兵专门冲击明军阵地一角，步兵则跟在骑兵后面发起下一轮冲锋。

经过半日激战，八旗兵车轮般的连番攻击，终于在明军阵地上开出一个缺口，女真人蜂拥而入杀声震天。这支寡不敌众的明军小部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潘宗颜重伤后阵亡，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两万人的北路明军，至此全部覆没。

收到西、北两路大败的消息，明军总司令杨镐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输掉了战争。失魂丧魄的他赶紧下令，要刘綎的东路军和李如柏的南路军立刻撤退。

磨磨蹭蹭的李如柏刚刚走出鸦鹘关，距离目标赫图阿拉还有很远的距离。民间传闻此人在这场战争中的举动极为诡异，据说他曾阻挠杜松秘密联络朝廷暂缓进军的努力，还特意派奸细当向导，将西路军诱入努尔哈赤的包围圈。而为了刺激杜松，李如柏还故意派人告诉他，说自己已快杀到敌人老营，促使战前夸口要活捉努尔哈赤的杜松不顾一切冒进，最终一败涂地。

收到军令后，李如柏的副手建议，刘綎现在肯定已身陷敌境，我们应该火速进军与其会合，这样己方人马加起来就有四五万之多，疲惫的敌军根本没力气一口吞下，大家都可全身而退。但毫无战斗意志的李如柏不听，仍令立即撤军。就这样，孤军深入的刘綎在劫难逃。

据说，若不是当年在朝鲜战场时与杨镐有矛盾，刘綎也不会遭此厄运。他这一路最为艰苦，“独险远，重冈叠岭，马不成列”，而且无论兵员数量还是质量都堪忧。据朝鲜李朝史料，配合刘綎作战的朝军——朝鲜是明朝藩属，有义务出兵支持宗主——统帅曾不解地问：“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也许对外国友人不必太多忌讳，刘綎坦率地答道：“杨爷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

显然，刘綎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天时地利都不在明军这一边，自己所能做的，只有聊尽人事而已。面对朝鲜战友的疑问，他说出了心里话：“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听到这话，朝军统帅无疑会心有所思，这也很可能是他们后来出工不出力的主要原因。

这确是实力最弱的一路，大部为朝鲜盟军，明军只有一万，且是从南方各省临时抽调来的杂牌军。战前，对己方“四十七万大军”宣传语颇为怀疑的朝军将领曾私下探口风，问咱们真正实力究竟怎样？刘总兵答，其他几路不好讲，只论我这路，能打仗的也就自己的几千家丁而已！

史载这些家丁的确具有很强的军事素质，从西南高原到朝鲜半岛，刘綎为大明征战万里，其家丁也来源广泛，据说一些人还出自暹罗（泰国）、缅甸等外国，甚至可能有他在朝鲜俘虏的倭寇。据说刘綎阵亡后，其养子刘招孙带领这些泰国拳王和日本武士，不顾众寡悬殊，硬闯敌阵抢夺养父的尸首，最后他们全部战死，其勇悍可见一斑。

本来调拨刘綎指挥的还有实力颇强尤仗火器的浙兵和西南土司部队白杆兵，可惜直到战争爆发，两支部队都还在路上。无可奈何的刘綎感到无法再等下去，只好下令部队按时出发。

虽然部下用起来并不趁手，但这位能使一百二十斤大刀的猛将仍然侵略如火，在最为艰难的这路上，顶风冒雪跋涉向前。努尔哈赤一直派人暗中侦察，发现明军虽然人少但队形严整，行军必以防御骑兵的鹿角开道，扎营也一定结成阵势，而且战车火器使用娴熟，几乎无机可乘。他们攻克后金多处营垒，并粉碎了敌人骑兵阻击，深入敌境三百多里，于三月三日逼近到距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仅七十里处。

就在此时，明军遇到一位自称杜松派来的信使，说杜松已到赫图阿拉，正准备攻城，请刘总兵火速进军一起总攻。验证了对方身份后，警惕性很高的刘綎仍半信半疑，又问道，杜总兵既然到了，那为什么不发号炮联系？来人敷衍几句，拜辞而去。

又前进二十余里，突然号炮声大起，刘綎终于认定，杜松确实在赫图阿拉等着自己。不甘功劳被西路军独占的刘綎，下令全力挺进，为提高行军速度，部队不得不把累赘的鹿角统统抛弃。就这样，轻装简从的明军逐渐深入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桓仁县老道沟岭）。

突然间伏兵四起，箭如雨下。原来后金早就设好埋伏，信使也是假扮的。由于道路狭窄，明军不得不分成四部分，排成长蛇阵蜿蜒行进，因而极易遭受攻击，但却很难集中力量反击，进入包围圈的，正是刘綎带领的前锋人马。

努尔哈赤的布置是，亲率两万人马镇守赫图阿拉，以防范李如柏可能的进攻，其余四万人马由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在阿布达里冈守株待兔，皇太极从山顶俯攻，代善和莽古尔泰则由山腰进攻敌人侧翼。

猝不及防后，身经百战的刘綎很快缓过神来，立即组织防御，同时赶快后撤，试图与大部队会合。明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瓦尔喀什山（在辽宁桓仁县西北五十公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支人马，看旗号应是杜松。

惊喜不已的刘綎赶忙上去迎接，没想到对方却突然翻脸，二话不说举起屠刀——原来他们都是乔装改扮的敌军，为首者正是二贝勒阿敏。至此，八旗兵已插入对手心腹，首尾不能相顾的明军终于全面崩溃。

最后，刘綎被占尽优势的敌人团团包围。史载这位猛将死得及其壮烈，在头部重伤被砍去半边脸颊的情况下，他强忍剧痛，挥舞着那把著名的大刀左冲右突，从巳时（上午9到11点）一直杀到酉时（下午5到7点），身中数十箭后终于支撑不住倒下，而在流干最后一滴血前，他亲手将几十名敌人强拉上黄泉路。

刘綎死后，一直拖在后面磨磨蹭蹭的朝鲜统帅下令朝军投降。此战中，除了左营将军金应河等少数将领与明军并肩作战一同阵亡外，朝军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战后，战死的金应河被明廷追封为辽东伯，并为他建庙立碑，其遗址在今天朝鲜的铁原。朝鲜俘虏们都受到后金优待，后来大多被释放。明朝残兵则被朝军赶出营垒，最后大多被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刘綎部队的路线过于偏僻难行，传达杨镐紧急撤军令的信使，此时竟还没到达。

凛冬之中，硝烟散尽的萨尔浒战场已成人间地狱，尸体、兵器、旌旗仪仗等与冰块冻在一起，沿着奔腾的浑河水盘旋而下，形成了一幅恐怖的画面——“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断断续续漂了二十多里......

血腥的萨尔浒大战终于结束了。明军总司令杨镐事先规划的四路合击战术，至此全盘落空，除了南路李如柏基本没受损失，西北东三路全军覆没，包括东西两路主将刘綎和杜松在内，四位总兵战死沙场，北路主将马林也仅以身免。这些高级军官的阵亡，尤其是“威名震海内”的刘綎之死，给了满朝文武极大震撼，他们从此患上了恐金症——“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

大明衮衮诸公们终于明白，the winter in coming......明金双方的战略态势从此易位，后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而原本掌握主动权的明帝国则节节败退，直至丧失山海关外全部土地。

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乾隆在东巡祭祖时，下令在古战场上树了一块《萨尔浒之战书事碑》，上面刻有他亲自撰写的碑文。皇帝对萨尔浒大战的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是整个明清战争的转折点，奠定了清王朝的基石：

“呜呼，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游行克辽东，王基开，帝业定，岂易乎？允因我太祖求是于天复仇乎？祖同兄弟子侄之众，率股肱心膂之臣，亲冒石矢，授方略，一时圣嗣贤臣抒劳效悃，用成鸿猷。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

同时，乾隆还写了一首缅怀先祖英雄伟迹的诗歌——与他的多数作品类似，充满了打油味道：

“铁背山头歼杜松，

手麾黄钺振军锋。

于今四海无争战，

留得艰难缔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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