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四、通往政治局的漫长路是偶然走过去的

1958年的陈永贵刚脱了盲，认识3千~5千字。他在参加昔阳的三级干部期间，认真做会议笔记。因识字不多，他的笔记总也记不全，因此，午饭后别人需要午休时，陈永贵总是要找人对笔记，东关的村支书孔庆喜看着陈永贵累得慌，打趣说“老陈呀，睡会吧，不要再记了，你还要咋呢？你还能当中央委员？”

没想到15年后，陈永贵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正应了马云的那句话：人总要有理想，万一实现了呢？

陈永贵介入政治应该说是被动的，但也有必然性。

大跃进失败以后，高层政治力量开始分化，不断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1960年以前，昔阳县委对陈永贵的工作给了充分的肯定和信任，晋中地委也给了充足的支持，陈永贵也用实绩给地委和县委增光长脸。

1960年11月，晋中地委换人了。新任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来昔阳检查“反共产风、反命令风、反浮夸风、反生产瞎指挥风、反生活特殊化风”的“五风”运动，对昔阳县委提出严厉批评，县委书记张怀英认为昔阳和大寨的“五风”后果不是太严重，结果与王绣锦起了严重冲突，1个月后，张怀英被突然调离。新任的县委书记张润槐秉承地委的意图，对大寨开始挑剔，陈永贵不服气，请认识的记者写信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地委书记王绣锦写信反映情况。

新县委书记对老县委的三大典型--农业红旗大寨、牧业红旗刀把口、农林牧全面发展红旗白羊峪都不感兴趣，而去树一个单干度荒年的典型，结果，得罪了很多昔阳的干部群众，新县委指挥不动昔阳的干部，就认为昔阳干部排外，只好去依靠原来受到批判干部，县委和县政府的派系开始形成、交锋。

1963年是大寨和陈永贵走向全国的起点，而走向全国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务院。

这年的8月，大寨遭受了一场大洪灾，十年的造地成果几乎全部毁灭，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把在县里开会的陈永贵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等他回到村里，一片狼藉。他对没有死人感到很欣慰，他动员大寨的社员说，咱们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还有万斤贮备粮和银行里的1万多元的公积金，谁也冻不着饿不着，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吗？大寨的社员灾后第一次笑了。

在救灾过程中，国家和全国人民都给了大寨极大的支持，陈永贵带领大寨一帮人，退掉了国家的救济款和救济衣被，提出了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的“三不要”，做到秋后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的“三不少”。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经过艰苦努力，这年秋天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

大寨的事迹引起了一个昔阳籍高级干部的注意，他就是昔阳人，中南局候补书记李一清。1962年他就看过毛主席批转的《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很为家乡自豪。63年底李一清回故乡省亲，专程去大寨考察、走访，觉得名不虚传，值得向全国推广。于是，他到太原，与时任省委书记陶鲁笳商量，共同向党中央推荐。

李一清回北京后，向主持计委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建议计委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报告，学习大寨这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张劲夫很感兴趣，马上临时改变了去四川的行程，直接到大寨视察。视察后，张劲夫很快就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作了汇报，1964年1月，党中央请陈永贵到北京，对中直机关和首都群众1万多人作了报告，别看陈永贵识字不多，大场面讲话从不怯场，干活扎实，语言生动朴实，声音宏亮，让人似乎身临其境，引起了轰动。当年2月份，大寨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并配发了社论。

陈永贵在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系统首先成名立腕，为他更进一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4年4月，陶鲁笳向巡视山西的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陈永贵名字怎么写？识不识字？陶鲁笳顺势把《人民日报》的报道交给了毛泽东。

这时，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声在北京不断扩散，而在昔阳，大寨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正受着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