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又来说掏心窝子的话了 -- 给我打钱87405

尽管无法对一个个体的心理活动进行精确的描述，但终归是可以搞清楚人类社会是存在某种情况的，比如赵括是不是临变能力差，我并不能肯定（并且我对此也没有兴趣），但终归是可以说，有一些人临变能力是很差的。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想，赵括为何如此呢？我后来发现，这跟学习方法不无关系。不过我有些苦恼，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述，估且这么说吧：学习和做事，练习和考试是不大一样的。比如这么一道题：一项工作，甲、乙各自单独做分别需要10天和15天，问两人合作完成需要多少天？这道题有两种解法。如果是考试，我是学生，我只掌握了一种方法，并且我确认这方法是有效的，我还会思考吗？当然不会。如果是练习呢？我只掌握了一种方法，我还要去探索其它方法，然后进行对比，看看哪种方法在这里最优，下一步是结合其它问题来体会这两种方法的同与异。做事、考试追求的是短效，学习、练习追求的是长效。我女儿写作业时就是如此，作业多的时候，她对“还有没有别的解决路径”感到不耐烦，作业少的时候，她才有心情去琢磨一下。本来是练习作业，但因为作业量过多就变成了考试，失去了原有的价值。相反，我女儿在家学习时，我给的作业数量并不多，但我会要求她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找出来。显然，靠题海战术 学出来的，依赖记忆比较多，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临变能力却不行，尤其处理不了新问题。这一现象是很普遍的，并非今天才有，而是一直都是如此，我这里就偷个懒，不列所谓的证据了。

那么为什么我会倡导另一种学习方法呢？这里先卖一个关子，还是接着前面说。

我发现，或者说我认为，秦昭襄公、曹操、毛泽东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做事情的策略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暂且叫他们草根派、实践派吧。对之相对的，是赵孝成王、袁绍、蒋介石这一类，估且称为理论派、学院派。后面这一派做事追求一个必然，一个合乎理论的成功率。好比孙子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分之，如果“我”不敌对方，那是不能出战的。前面这一派恰好相反，他们要以弱胜强，以小吃大。比方说，曹操夺徐州、杀吕布，袁绍却按兵不动。有人说，这是因为袁绍没个主心骨。我不以为然。我认为，曹操是吃准了袁绍这种理论学院派的心理——这一派不到万事俱备是不会出手的——以弱胜强的机会，只会出现在袁绍自认为还不足够强、还欠缺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所以曹操会在“还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出手。“没有准备充分的我”，把“没有准备充分的你”强行拖进战场，但由于“我”惯于在乱战中觅得机会，而这又恰好是“你”的短板，总账算下来是有得一打的。如果不这样，又哪来的机会呢？“你”本来就比“我”强，“我”还按“你”的套路来所谓的发展壮大自己，那岂不是一辈子“我”都要被“你”踩在脚底下？套路相同，比的是谁的本钱厚。“我”一个光脚的，怎么去跟“你”一个穿鞋的比本钱呢？所以“我”只能“冒险”。这个“冒险”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理论学院派所认为的冒险，对于草根实践派而言，这根本就不是冒险。再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一对。凭心而论，蒋介石不是弱者，一般人根本无法跟他相提并论，但他实在是运气不好，碰到了毛泽东这种“大错不犯、学习能力超强、一边打一边吃掉对方”的超一流高手，要命的是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个也是顶级的、理论学院派出身的周恩来，这种恐怖组合别说蒋介石不是对手了，苏、美、日这些强国照样不在话下。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倡另一种学习方法的原因了。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我要翻身，我就不能去走别人给我规定好的路线，我甚至不能采用他们的学习方法。我给这种学习方法取了个名字，叫“做中学、学中做”水乳交融式的学习方法，处于长效与短效之间，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大错不犯，主动挑事，在混战中找到对方破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