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应高估秦国制度和军队战斗力方面的优势 -- 真理

我们唯物主义者吧，讲物质的第一性，也就是说，物质条件决定意识形态。而制度是意识形态的总结与概括，更是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了。因此泛泛而言，认为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决定客观现实的走向，这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吧，还要讲辩证法，也就是说，根据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意识也可以反作用于物质。所以说我们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吧，就是说我们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夸大或无视制度的作用，都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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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也说说秦国。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因此首先从秦人普遍的意识形态（从因果逻辑上来说，夹在秦地物质条件和秦朝制度中间）说起。

下面赏析一首诗歌：

这首诗比较有名，读过的河友应当不少。关于这首诗具体所指，历代解诗家解得花样百出，且不去管它。但这首诗文义并不算古奥，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从字面意义上看，这就是一首秦人互相鼓励上战场的动员歌。

简单地说歌可能文艺化了一点：诗经中的诗都是可唱的，当然古曲早已不存。现代有重新谱曲的文艺作品，但我听起来总有些不对味。我觉得，这首诗唱出来应该是一人呼而众人和、不讲求旋律而讲求气势、口号式的歌。各位不妨自己品读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首诗出自于诗经秦风，现存的“诗三百”是孔子考定的，而诗歌本身的创作年代必然更在此之前——孔子是商鞅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说，秦人尚武之风（野蛮好战）与商鞅变法并没有因果关系。如果非得说因果关系，也只能说是因秦地本有如此风俗好尚，商鞅的政策才能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

顺带再说一点，秦人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层面上，确实有优越性。这首普通人民（这里人民与世袭贵族对称）视角，宣扬共赴国事的诗，在十五国风里是独一份。即使在今天，自发地为国征战仍然是一种高尚情操。在国家意识远未形成、统治者对治下人民几乎无任何义务可言的战国时代，这种思想觉悟是大大超前于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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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物质条件，秦人的思想觉悟是建立在怎样的现实基础上的？

变法的秦孝公在求贤令中痛切呼号：“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把原因归结为“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

这看起来说的是一件事，其实细分起来是两件事。一件是“三晋攻夺河西地”，河西之地作为重要粮食产地和秦国国都的屏障，对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另一件是“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从秦厉公到秦出子，一共是五代七君，由此就可窥其中传承的混乱。这两件事有一定联系，但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还要说明一点，秦孝公对“诸侯卑秦”的认识无疑是准确的，但他在这里指出的原因却不够准确。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骨肉相残，以下犯上的戏码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由此引起和与此无关的外敌入侵，丧师失地自然也屡见不鲜。但我们却不曾听说哪个国家因此遭到歧视——这和秦国的国力也没有关系，在春秋秦为五霸，在战国秦为七雄，从秦国立国起，国力至少是中等强国的水平。

“诸侯卑秦”的原因，应当主要是文化上的。东周时期，华夏与戎狄仍然杂处，甚至还互相通婚，从血统上应该说是很难分得清楚的。因此形成了以文化来划分族裔的标准，比如儒家那个守礼就是华夏，不守就是蛮夷的判断。按秦国的自我认同来看，秦赵同祖，血缘可以上溯到黄帝，当然是华夏。

但诸侯不认这个，诸侯就是要以“虎狼之国”视秦，这一点其实在现实中有很明显的反映：各国文化影响力，大概是齐国为最盛，择其大者如孔孟，其思想统治中华意识形态两千余年；文化团体如稷下学宫，至今西河首页上还在揄扬。三晋则涌现出了大量的法家与纵横家，比如在秦国统一天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商鞅、张仪、吕不韦、李斯都来自三晋。楚国虽自居蛮夷，但在春秋中晚期就已经有“楚材晋用”的人才输出成绩了，更别说还有老聃这位大哲人（但老子的建树与楚国文化环境关系似乎不大）。

而秦国在这方面，就乏善可陈了。从秦穆公时代说起，五羊大夫百里奚是虞国人，同时的蹇叔是宋人，进入战国之后，也有众多重臣是外国人，前文已述。秦国自己培养的知名人才，主要是白起、王翦这种战将（白起追溯祖上也是外国人），就连战将，秦国也有大将（需要注意战国时代将相分野并不截然）是外国人，如蒙骜（蒙恬的祖父）是齐国人。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大概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秦国文化确实不甚昌明，不然很难解释众多外来人才在秦国居于重位；其二是列国对秦国确实存在文化歧视，秦国固然文化不甚昌明，但以秦国的人口基数而言，并不至于人才如此稀少。用现在的话说，人才还是有的，只是得不到国际认可罢了。

列国的歧视，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秦人只能抱团，反映在宏观上就是高度的国家认同。比如说廉颇以赵将知名，后因被夺兵权，先流亡至魏，后出仕于楚；乐毅有大功于燕，中了反间计，就出奔于赵。这还是敏感的军事层面，普通政务和文化层面的人才交流，更是数不胜数。而秦国就未见这种人才外流，这不是因为秦政公平，人才皆能各得其所，更不是因为秦人皆自发爱国，只是因为秦人到了山东六国，就天然的低人一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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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说了，借题发挥几句。

通过上面的阐述，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秦国在当时的处境，与我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处境有些相似。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绝不是在宣传文化无用论——据我观察河里颇有一些人是以“无产阶级本色”为荣，有这个倾向的。每个人对历史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不能强奸别人的解读——从秦国的发展可以看出，秦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化，乃至于重用众多具有才能的外国人担任秦朝显官。

但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还是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吧：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实际不独革命，不独政党，但凡我们要改造自然与社会，没有相关的知识，想取得成功都是不可能的。这些知识——自然的与社会的——就可以称之为文化。对自然与社会掌握越全面，认识越深刻，知识就越丰富，就越有文化。

我还知道，河里很多人喜好引用“毛主席语录”：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在毛主席语录五个字上加了引号，因为有一个简单事实就是，这句话从来就不是毛主席说的。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是人民日报用来指责“四人帮”的，但张春桥同志对此予以否认，曰：“这话是谁说的？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说这种只有低能儿才说出的言论”。所以说非得找确切的出处，只能说是改开党的喉舌说的，改开党树了一个靶子自己在打。

单说这句话，更是很有问题，实际上毛主席非常重视知识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这是毛选中诸多文章可以证明的。路线和知识并不互斥，所谓“又红又专”是也。从个人角度来说，路线没错但缺乏知识，固然不反动，但也不能为国家民族做出比较大的贡献；而从国家民族角度来说，宣传“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报端时，是没有“路线错了”这个前提的），才是“路线错了”，是彻头彻尾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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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问题又来了，如何认定知识和文化？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的教导：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但很遗憾地说，这个教导，我看来河里很多人是当做耳旁风的。

还是拿实事举例，对时政的讨论在河里极多，但我认为河友们的社会实践不足以支撑这种讨论。比如前些日子河里关于驱赶“低端人口”的讨论吧，我相信河里没有被驱赶的“低端人口”，即使异地而处，会被驱赶的也极少。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河友们就没有“低端人口”更有知识，尽管河友普遍受过更多教育，能讲出更多动听的大道理。但他们拥有丰富的实践，他们因实践而对事件的全貌和影响，有更准确的认识。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亲身经历就没有发言权，那是刘少奇的路子。毛主席也教导我们：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但同时，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时，1）不必身在北京被驱赶，但应当对“低端人口”这一人群的生存现状和思想意识有基本的了解；2）考虑到低端人口的感受，因为他们是切身感觉的，有直接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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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吧，事物是辩证的，我们看问题也要从多个角度看。比如说“低端人口”，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低端人口”的立场和感受，这是为了更好的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要无条件地站在“低端人口”的立场上，因为“低端人口”并不一定代表最大的共同利益。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或者换个更具体的问法：我们如何判断哪个立场是能够代表最大共同利益的？

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的回答就是，从自己出发就行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处于社会实践当中，我们对社会都具有相当的认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思考方式，并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未必一开始就正确，但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来修正。

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前提条件有1）生产力极大发展；2）人们思想高度觉悟。“人们思想高度觉悟”并不是说要求人们都具有舍己为人，忘我无私等等高度利他精神。实际上“利他”作为一种道德判断，本身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的。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物质条件下，“利他”这一概念已经失去意义（人人为社会服务，而不需要为特定他人服务，同时人人从社会得益，并不需要特定他人的帮助）。“思想高度觉悟”的含义是人们普遍拥有足够的思维能力，而“生产力极大发展”既是每个人都得以拥有这个能力的前提，又是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这个能力的保障。

简而言之，共产主义并不是“存天理而灭人欲”式的理论，共产主义是讲人欲的理论。当然有部分人认为人欲不可改，改人欲便是逆天而行，这就是唯心了，我们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意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当然唯心主义也是经过众多哲人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拥有高度自洽性的理论，唯心主义者大可坦承自己的信仰，不必披着唯物主义的外皮来批判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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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立场问题，前面说了我们应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据我观察呢，河里有人甚至连“自己的立场”这一前提都没有。

比如说最近的瑞典游客事件吧，非常直观的“自己的立场”就是作为中国人来讲，瑞典既然与中国人作对，自然就存在与我作对的可能。我自然愿意看到瑞典为此受到惩罚，从而杜绝这种可能。

但这个直观的立场吧，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主要有两种不同立场，一种是所谓“慕洋犬”，这个在河里揭批比较充分，以我观察呢，现实社会上确实也很多，但在河里却很罕见。

而河里的另一种立场则有一些拥护者，打个粗俗的譬喻，放了个屁熏到了洋人，那这屁就是香的。这个立场我觉得也挺难理解，人家放屁只是习惯，并不是为了熏洋人。现在有些河友因为屁熏了洋人而说是香的，我不知道国内层出不穷的这类屁他们会不会深吸几口以示自己所言不虚。

还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个观点，认为洋人放屁就是香的，和认为熏了洋人的屁就是香的，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以洋人为判断标准。当然前些年前者势大，因此后者有现实意义，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但有些事当做不当说，操作可以过正，但没有必要在网上务虚的时候，也把过正当成正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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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回历史，秦最后得以统一中国，与其统治阶级目的明确，头脑清晰是分不开的。秦国历代君主往往务实，于我有利则取之，于我无利则不取，不图浮名，不为舆论而左右。秦国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得以因势利导，上下同欲，不失权柄。商鞅变法成就了强秦，秦的客观条件更是成就了商鞅，这是典型的事物向前发展的过程。

这一点，无论当代统治者，还是一般人，都值得引以为借鉴。党中央号召“四个自信”，首先我们要有自己成熟的价值观，然后相信并贯彻，这才可以称为自信。

至于人赞好则洋洋自得，人称差则满地打滚曰我好我好我就是好（这种情况在网上颇为常见），可引用前core名言评价曰：Naive!